外界关注中共十九大人事布局，谁在最高权力的圆桌边、以及习近平个人威权将以什么样的形式再次提升。
王岐山留任、十九大入常名单以及政治局的成员、中委成员的名单，媒体都有进一步的揣度与归纳。习家军的成型、习派崛起削弱了所有有形或隐性派系之后，有关习近平个人是否恢复主席制的问题仍有谈论。
10月13日，香港政治学者郑宇硕教授对《德国之声》表示，中共十九大修改党章，“习近平巩固权力、提高声望”之后，习近平的地位也被提升为与毛泽东一样，比邓小平还高。在这一情况下，习近平恢复主席制“可能性不高”。
郑宇硕教授特别提到，习和以前的中共领导人很不一样。他身兼很多很多中共中央领导小组的组长。而这些组长已经使他不但“插手经济问题”，还能“参与过问”国务院总理负责的经济领域。
资料显示，中共中央18个中字头小组中，习近平兼了包括财经、深改、网络、军改等中共大政方面的“小组”，但实际上还不包括诸如2014年的“钓鱼岛应变小组”这样的组长。
郑宇硕教授认为，这也是大家猜测习近平是否会（重新）采取党主席制度，将“权力集中”的原因。
“小组”可以治大国？习近平要名号还是要实权？
今年1月27日，编辑部在北京的海外多维网署名泉野的文章也就“小组治国”进行解读，认为“小组”背后的原有政治局体制之变，才是该注意的要点。
该文述及了中共政治局这一“最高领导机构”的由来，认为这一源自原苏联的架构有三大要素：最高的研究、讨论；最高的决策（含政府与法律）；以及最高的执行机构。但实际上，中共的常委才最终决定生杀大权。
不过，习近平似乎并未充分施展这一机构的功能。
早在2013年，大陆媒体就有文章说，《“小组”如何治大国？》，文章称“国家领导人亲任组长的小组权力最大”。
不过，所有的小组都“隐形”，不挂牌无编制无办公地点，更何况“注册”。等同于某种“应急小组”的模式，“在出现了需要应对的重大问题时，以组长牵头组织联席会议、多部门联动的方式完成决策。”
文章称习近平的权力小组“寻常无踪迹，大事现真身”，反倒把中共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撩边”。
江泽民给“儿皇帝”安排九个常委分散权力
早前就有观点认为，习近平五年并未改变中国，而是整合了这个的政治架构。这也是中共官媒美化的习近平治党的成效。
中共的常委人数一直没有固定格式，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踏着六四的血迹被邓小平委任总书记，曾有短暂的六常委出现。即：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
中共十四、十五大均大实行7常委制。没敢连任而恋权的江泽民为了当慈禧，架空胡锦涛，让胡锦涛的常委空壳多出江泽民心腹，包括曾庆红、黄菊、李长春、罗干都被塞进常委也实际上给周永康留出了席位。
“九龙治水”的权力分散之局中，诚如著名学者何清涟女士，在2014年3月20日的文章中所言：胡锦涛第二任期内，中共最高层“各吹各的喇叭各唱各的调”，多个高层家族利用分管部门、行业的事权贪污腐败，形成了一条条粗大的利益链条，导致特赦腐败论公然行之于世。
中共十八大习近平坐上中共第一把交椅，不得已仍然沿袭7常委制，但当时江泽民的“余威”中，阻止不了江系张德江、刘云山和张高丽的入局。
中共体制内学者辛子陵曾有评论说，中南海形成两个铁三角，一个是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一个是张德江、张高丽、刘云山，而俞正声后来投向习近平。
何清涟女士的上述文章分析就指出，习近平成立多个小组，那是因为“不得不如此为之”，习近平“只是出自危机感与不放心”才这样做。她还进一步分析称，习近平对“整个架构与官僚构成并未经过大的调整”，只是安插自己人马，而何清涟该文章发表至今，习近平对福建、浙江旧部与老乡、同学的任用、启用军工系无派系的官员主政地方，在军改中置换江系背景的军头，证实何女士当时所言，习近平深感（或者说担忧）指挥不灵，因此，习采用毛当年习惯用的“小组”形式，既达到了重新整合事权的目的，也便于其直接插手各领域的工作。
来源：阿波罗网欧阳理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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