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希望之声电台
中共党内最大的右派、原浙江省省长沙文汉
中共颠覆中华民国政权，中共地下党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各色特务打入国民党党、政、军所有要害部门，无孔不入，无缝不叮，无漏不钻，窃取了大量核心绝密情报。这是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对地下党曾制定过两个“十六字方针”。第一个十六字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将中共特务安插到蒋介石及其党政军要员身边，一旦有机会就偷情报。1947年，毛泽东转战陕北，就是因为及时得到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机要秘书、中共特务熊向晖提供的情报。
1949年4月中共占领南京后，对地下党又制定了一个只有极少人知道的秘密政策，即所谓“新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简单的说，就是用过作废，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后来官至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就是在1949年10月1日中共夺取政权前“被利用”、1949年10月1日以后逐渐“被淘汰”，后被受到长期迫害的中共地下党的典型代表。
沙文汉（1908-1964），浙江省鄞县溏溪乡沙村人，早年考入宁波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转入甲种商业学校。1925年4月，在学校读书时加入中共，年仅18岁。1928年1月，考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1929年7月，赴苏联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1932年2月，赴日本东京，考入日本铁道学校。沙文汉少时熟读中国古诗文，精通俄语、日语，出版过学术著作。
1949年以前，沙文汉长期从事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工作。1935年从日本回到上海后，先后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军委书记、代理省委书记、华中分局城工部长、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副书记等职务，领导了南京、杭州、无锡、徐州、上海等地的中共地下党颠覆中华民国的工作。他的妻子陈修良曾受中共派遣，潜入中华民国首都，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在沙文汉的领导下，陈修良和沙文威等人策动了国军B24飞行大队、南京守军97师、“重庆号”巡洋舰等几起重大投共活动。当时，沙文汉化名王亚文，充当国军中将张权的秘书。沙文汉策反了张权，利用张权搞到了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部的地图，对中共取得淮海战役胜利，中共军队渡过长江，攻占南京、上海起到了重要作用。张权更是秘密调动军舰，准备炸沉于吴淞口，挡住蒋介石的退路，密谋袭击复兴岛，活捉蒋介石。不料，密谋败露，张权以“贩卖银元，扰乱市场”的罪名被处死，沙文汉幸免于难。
1949年中共颠覆中华民国后，开始有步骤的全面清洗原中共地下党的干部。1955年，毛泽东下令抓捕上海市副市长，曾长期从事中共地下情报工作的潘汉年。此事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当时，沙文汉就被说成是“浙江省的潘汉年第二”。1949年后，沙文汉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浙江省政府副主席兼教育厅厅长等职。1954年12月担任浙江省省长兼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他的夫人陈修良1955年从上海调到杭州，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
沙文汉与潘汉年并无直接工作关系。30年代中期，中共上海地下党被国民党打的七零八落。1936年后，冯雪峰等受延安的中共中央委托，为恢复上海地下党做准备工作，把四散的为数不多的几十个党员，通过个别审查后重新组织起来。沙文汉、陈修良是最早经个别审查恢复组织关系的党内骨干。1937年1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刘晓为书记，沙文汉为宣传部长，陈修良为省委妇女委员会书记。江苏省委的任务是负责上海市和江苏省的全部地下党工作。潘汉年属于中共中央直属的独立情报系统，与江苏省委分属不同系统。可是1955年潘汉年案件一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要求上海市公安局“认真追查30年代上海文化人与敌特的关系，他们历史上是叛徒、特务”，并提出一批名单，其中就有沙文汉。
沙文汉挨整还与毛泽东妻子江青有直接关系。1928年的一天，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接到周恩来代表中央打给江苏省委的电报，要省委了解电影演员蓝苹(江青)在上海的表现、社会关系、政治面貌等，并征求江苏省委的意见，蓝苹是否能和毛泽东结婚。这事得由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宣传部长沙文汉提供主要情况。沙文汉把他了解到的情况报告给江苏省委，江苏省委给周恩来写了一个电文，由政治交通带到香港发往延安。1955年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被抓捕后，江青窜到上海，当面交代上海公安局局长黄赤波“要认真追查30年代文艺黑线”，并点了一批人的名字，其中就有沙文汉。
1955年5月20日，中共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省委书记江华宣布：毛泽东指示要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特别要注意“一切”两字。还称：上海有3300个特务参加了公安局工作，事实上占领了公安局，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已经被捕，还有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是内奸，秘密投敌，也已经被捕。江华说：“我们浙江也有第二个潘汉年，大家要提高警惕。”此话一出，许多人立即将目光都投向在长期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党领导工作的沙文汉。潘汉年被捕后，沙文汉在杭州的住所——北山路葛岭山麓17号就受到暗中监视。离他的住宅不远处的新新饭店被安装了一个秘密装置，可以窃听他家中的电话。
沙文汉是省长。作为正省级的省长，按照中共的惯例，应该兼任省委副书记，但是，他不是省委副书记。1955年8月，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成立，成员清一色为外来干部，省委书记处成为浙江省最高核心领导班子。但他不是书记处书记。他分管的工作范围逐渐被缩小。沙文汉感到“政治上被怀疑，已到了极严重的程度，甚至连一般工作都不好去插手了，情绪上陷入更加苦闷的状态。”大事小事，他都得听从级别比他低的副省级的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到后来，沙文汉完全被架空，只负责一些接待外宾的工作。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多次到杭州，但是每次来的时候，省委都不告诉沙文汉。
1956年前后，沙文汉共起草过四次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改进领导方法和调整组织的报告，均被置之不理。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之前，提出要整顿党的作风，“鼓励”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承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在浙江省第二次党代会上，沙文汉就中共“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缺乏党内民主”等问题提出了批评，要求“实行党政分工”、“扩大党内民主”、反对“以党代政”。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沙文汉的上述观点，被斥之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领导”，是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样，就没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了。沙文汉“关于党政分工”的看法，是他被打成右派最重要的由头。
1957年10月10日，浙江省委召开了有1338人参加的省、地、县、区四级干部会议，与此同时，还召开了浙江省委第七次全体会议。在11月13日的会议上，浙江省委宣布沙文汉的妻子、原中共南京市地下党书记陈修良是“十足的右派”。陈修良的后台是谁呢？就是她当地下党时的领导，她的丈夫沙文汉，由此，进一步挖出了一个“沙、杨（思一）、彭（瑞林）、孙（章禄）反党集团”。
沙文汉、杨思一在1957年6月20日至7月15日，作为正副团长，曾带了浙江省代表团参加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其中团员有浙江省民盟的宋云彬、农工民主党的李士豪。省委里打电话到北京，要求发起对宋、李两位“右派分子”的公开批判，而沙、杨没有像浙江地方上那样积极响应，于是，包庇“右派分子”宋云彬、李士豪也就成了批沙、杨的突破口。沙文汉的第一条罪状就是“和党内外右派分子一唱一和，互相支持，亲如兄弟，支持宋云彬、李士豪、陈修良向党猖狂进攻”。第二条罪状是“支持右派分子黄源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支持黄源搞民间艺术狮子龙灯，排演昆曲《十五贯》等等。最重要的罪状是大谈“党政不分”，反对“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搞“党政分开试验”。为了彻底搞臭沙文汉，省委一些人还在他生活问题上上纲上线，对一向自律清廉的沙文汉泼脏水，例如，沙文汉与其兄长沙孟海讨论古文、书法、做诗，研究佛经、元曲，被扣上“生活腐化、革命意志衰退”，过的是“封建士大夫生活”。
沙文汉与杨思一都是浙江人，但历史上从来没有一起工作过，彭瑞林与孙章禄都不是浙江人，根本谈不上浙江地方宗派集团。彭瑞林是山东南下干部，反右时是省检察院检察长。彭为人正直，敢于当面批评省委书记。反右开始后，省委有关领导有意向他透露：“这次省委的主要斗争对象是沙、杨”，希望他“不要再做炮手”。省委书记处第一书记江华要他揭发沙、杨的反党罪行，彭瑞林再三说明：“沙、杨有错误，但没有反党言行。”两天后，江华又找他谈话，一再逼他揭发沙、杨，要他昧着良心陷害人。彭瑞林很气愤，什么也没有揭发，最后，还指着江华说：“沙文汉作风比你民主，没有像你这样粗暴的。”江华非常恼火。彭瑞林最后被划进反党集团时的罪名是：“恶毒向党进攻，诽谤省委领导是右倾机会主义。从严重自由主义发展到在党内造谣生事，挑拨离间，一贯以‘炮手’自命，支持沙、杨进行反党宗派活动。”
1957年12月13日，浙江省二届二次党代会做出决议：开除沙、杨、彭、孙四个“右派”党籍，同时开除省委候补委员、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局长黄源党籍。浙江省委有9名“右派分子”被撤销职务，有7名全国人大代表被撤销资格。浙江省一级新闻单位，打了45个右派，占从业人员352人中的12%，省民盟委员中划成右派的占27.5%，省人大代表中有50多人被划成右派。这就是反击沙、杨、彭、孙“右派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
1958年3月9日至26日，在成都召开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到“地方主义者，实际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现在省专的负责人，大部分是外地去的，对反对地方主义感到理不直、气不壮，应该采取列宁的办法：‘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他又举出浙江例子，提出浙江“是江华独裁，还是沙文汉独裁？”他点了广东、内蒙、新疆、青海、甘肃、安徽、山东等地，党内“反右”在他看来，是一次“新式肃反”，“这实际是一次清党，1200万党员中，清除20万，百把万，不算多。”
沙文汉被开除党籍之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工资级别从原来的6级降为12级，经省市公安厅、局抄家后，被赶出杭州市北山路葛岭的原住所。在新的住处（保仿路宝石新村四幢）对面的楼下，当局另安排住了一户人家，全天候监视沙家出入人员情况。
撤职后，沙文汉虽然挂了一个省政协委员名义，但被长期搁置起来，终日在家赋闲，不分配任何工作。他虽几次要求，提出可以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编写地方志等，但都没有人理睬。他发现自己能够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没完没了的写检讨，二是只能研究一点与现实政治隔的很远的“死人的政治”——古代历史。
从1959年起，沙文汉拖着病体，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制度问题。1963年12月底，沙文汉因参加政协会议来回步行在雨雪中受寒，引发心肺性疾病，于1964年1月2日病逝于杭州，殁年56岁。没有祭奠，没有纸钱，留给儿女只有一堆书籍、资料，200元人民币存款！
直到1983年11月25日，费尽无数周折，中共浙江省第七次代表大会，才正式撤销1957年开除沙、杨、彭、孙党籍的决议和同日开除黄源党籍的决定。至此，这件历时26年、影响全国的大案，从程序上才算最后平反。此时离沙文汉去世已经19年。
为中共出生死入打江山，在中共坐江山后，却“一棍子打死”，挨整长达26年，这种平反又有什么意义呢？
【希望之声2017年10月26日】（本台记者陈克江综合报导）
（转载请注明希望之声）
via 被中共利用过后“一棍子打死”的浙江省长沙文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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