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十九大出局后李源潮还可能被继续追责?》中已经分析了为什么说,关于李源潮“软着陆”至下届全国政协副席的说法,笔者严重怀疑。
如今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里共用六名和李源潮年龄一样,即一九五零年出生者,他们是栗战书、王晨、许其亮、张又侠、杨洁篪和孙春兰。其中张又侠和杨洁篪都是第一届政治局委员。如此比较之后,百分之百可以证明无论是李源潮还是比他还年轻几岁的张春贤、刘奇葆的出“局”和杨晶的“落选”,都不是所谓的“正常换届”。
而这四个人又被分别给以两种待遇,那就是李源潮和杨晶在中央委员会里一退到底,而张春贤和刘奇葆则被保留了中央委员。
十九届一中全会闭幕后中共官媒发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诞生记》一文记载说:在“两委”即中央委员和中纪委委员预选名单的产生过程中,习近平明确要求:
必须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对政治上不过关的“一票否决”。不能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一票否决;对党中央决策部署态度暧昧甚至心怀不满、另搞一套的,一票否决;骨头不硬、见风使舵、爱惜羽毛、当所谓“开明绅士”、不敢担当的,一票否决……必须坚持对廉洁问题“零容忍”,防止“带病提名”“带病当选”。
也就是说,所有十九届中央委员和中纪委员当初被列入候选人名单时,都是先在王歧山那里过了筛子的。所以既然张春贤和刘奇葆都已经被保留了中央委员身份,那就说明他们两人的出“局”,即被逐出中央政治局,并非严重的经济腐败,更不是政治腐败。
十九届一中全会闭幕次日即对外播发的长篇报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中说: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也不是“铁椅子”“铁帽子”,符合年龄的也不一定当然继续提名,主要根据人选政治表现、廉洁情况和事业需要,能留能转、能上能下。
那么张春贤和刘奇葆应该是因为“事业不需要”的原因被逐出了政治局。所谓“能留能转”,笔者的理解是,芳龄六十有七孙春兰因为党的事业需要一个女性代表在政治局里点缀,所以“能留”,而刘奇葆因为要给自己的副手,习近平的嫡系黄坤明让位,所以被“转”岗安排。
《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一文披露说:2017年从年初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就如何酝酿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问题,认真听取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赞成,在总结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有关做法的基础上,借鉴十九届“两委”人选和省级党委换届考察工作的做法和经验,采取谈话调研的方式,就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组成人选,中央军委组成人选以及需要统筹考虑的国务院领导成员人选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党内新提拔人选等,在一定范围内面对面听取推荐意见和建议。
显然,刘奇葆是在如上“统筹考虑”的过程中,被内定安排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转”至全国政协或者全国人大的。
至于张春贤,出“局”的原因和刘奇葆相似,既然被保留了中央委员身份,但同时又已经六十有四,已经是正省部级领导人换届的年龄,所以没有可能被降格至省委书记或者国务院部长之类的岗位。除了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的党内副职,也有可能会被内部宣布出任新成立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专职副组长。
笔者在上篇幅文章里也已经分析过了无论是刘奇葆还是张春贤之所以保留了中央委员身份,应该不是因为他们分别比李源潮年轻三岁,因为杨晶和张春贤及刘奇葆三人均为一九五三年生人,但杨晶却未能和张春贤、刘奇葆一样,在十九大上保住中央委员的身份。
其实,五年前杨晶意外进入中央书记处,而且又被宣布以中央书记处书记身份出任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很重要一个背景原因就是他的少数民族出身。
众所周知,中共政权治下的历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都有少数民族人士出任副职领导人,全国政协里几大主要少数民族都有代表。而自毛泽东时代开始至今,国务院或中央政治局里也都至少有一名少数民族领导人点缀。
在中共十八大之前,有一个回族出身的回良玉连任了十六和十七届中央委员。十五届和十四届中央政治局里没有少数民族代表,但同时期里国务院系统安排了司马义?艾买提(维吾尔族)出任国务院委员。
正是基于如此 惯例,才有了杨晶的意外高升。
而到了习近平主持十九大换届人事安排时,据说被王歧山评价为“能力有限,个人行为又不检点”的杨晶被否决的同时,因为习近平的一句“宁缺毋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和书记里便再没有少数民族代表了。
十九大召开之前笔者在内地的记者朋友透露杨晶的政治前景不妙的同时,猜测过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蒙古族)有可能进入中央书记处顶替杨晶。
这位巴音朝鲁虽然也是习近平不愿重用的团中央领导人出身,但因为以习近平主政浙江时在习近平手下踏踏实实地工作了五年,十八大召开时硬是以省政协主席的身份被习近平安排为中央委员候选人并顺利当选。因此,中共党内也普通认为巴音朝鲁是习近平所有政治嫡系中的唯一一个少数民族出身,十九大上肯定会更上一层楼。但结果并非如此。不过,明年三月出台的新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新一届国务院国务委员中,应该会有巴音朝鲁的一席之地。
如果这次巴音朝鲁未能进入到中央政治局或者书记处的原因确实出内部所传的那样:“人是好人,能力有限”,那么明年三月习近平给他的最好安排就只能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了。
第十和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里有蒙古族代表乌云其木格。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里再无蒙古族代表,但有藏族代表向巴平措。明年召开全国人大时向巴平措已年过七十,应该不会继续连任,换成蒙古族代表巴音朝鲁的可能很大。
这位向巴平措是十七届中央委员,十八大召开时他的职务是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自治区人大主任,因为时年六十五岁所以未能连任十八届中央委员。但其领导职务不降反升,于次年三月由正省部级的自治区人大主任升为副国级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而这次十八大上连中委都未能够连任的李源潮,和与他同龄的栗战书,正好组成“能上能下”的典型例证。
栗战书为什么“能上”,京城里的“引车卖浆者流” 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而李源潮为什么“符合年龄”却没有被“继续提名”,新华社的文章已经说明是是“根据人选政治表现、廉洁情况和事业需要”。
“事业需要“是百分之百的托词,凭什么栗战书出任下届全国人大委员长是事业的需要,而与他同龄但比他政治资格老许多的李源潮不能被“事业需要”。所以,问题百分之百地出在李源潮的“政治表现”上了。具体内容,下篇文章会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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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编: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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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党报揭露“政治表现”决定了栗战书的“能上”和李源潮的“能下”(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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