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晓
在中国古人看来，天生万物，皆有阴阳，阴阳和谐，天地皆安。男女也莫不如此。作为男子来说，要阳刚，要富有责任感；作为女子来说，则以和柔为美，内心能坚守、忍耐。至于被现代人视为“糟粕”和歧视女性的“夫唱妇随”，实则讲的是一种男女配合关系，男子要有担当，娶了别人要对别人负责。
古人在培养男孩子时就已经教授了这种意识；女子要相夫教子，温良贤淑。古代留下的“相敬如宾”“琴瑟和谐”“举案齐眉”等成语描述的就是夫妻之间互相尊重，互相配合，共同完成“齐家”目标的和谐状态。而女子在家庭中还有一个重要角色是母亲，一个温良、有爱心、耐心、善心、懂得如何教育孩子的母亲，孩子一定受益无穷。中国古代不少名人，都离不开母亲的教诲，像孟母三迁、岳母刺字、颜征在教孔子等。
然而，接受马列主义的中共却把中国人物质化，提出了所谓的“男女平等”，将女性像男性一样对待，女人要像男人一样走出家庭干革命，而这实质强调的是男女对立。其结果是不仅女人不像女人，不再温良贤淑；男人也不像男人，无承担责任的意识，无阳刚可言。在一个家庭中，双方互相都要争抢家庭地位，甚至斗到你死我活，家庭自然无和谐可待，子女也自然受到影响。更为可怕的是，中共打着“男女平等”的旗号，鼓励性乱，从延安时期到现在，中共不仅党内男女关系混乱，而且当今社会也是“笑贫不笑娼”，中国人的开放程度远超西方国家。
本文介绍的就是两个儿女笔下的革命母亲，从中我们可以切实感受到中共是如何扭曲了人性，如何将女人变得冷漠、强势且完全丧失了传统女性的美德。她们一个是《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一个是毛泽东秘书李锐的前妻范元甄。
认为孩子是累赘的杨沫
说到中共“红色经典”小说《青春之歌》，那可是影响了几代人。小说中的主人公林道静和余永泽，一个热衷革命，一个希望过宁静的家庭生活。最终，在中共的蛊惑下，林道静走出家门，抛弃了余永泽，走上了革命道路。据说林道静的原型正是杨沫自己，余永泽的原型则是她的第一个丈夫张中行，北大未名湖畔“三雅士”之一。
杨沫的儿子马波（笔名老鬼）在《我和我的母亲杨沫》一文中描述自己的母亲“有严重的欠缺”：不喜欢小猫小狗，不喜欢小孩儿。周末孩子一回家，她就抱怨太乱太吵。老鬼写道：在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地道里，发生过多起为避免敌人发现，革命的母亲把襁褓中的婴儿活活捂死的事情。这一情节，给杨沫留下了深刻印象，似乎也印证了一个道理：为了革命，为了生存，可以牺牲孩子。
杨沫曾生下5个孩子，因嫌弃带孩子麻烦，影响工作，因此有4个是找别人带的。她18岁生的第一个孩子在其产后12天，因农村闹霍乱，不敢多呆，就把婴儿留下，自己返回北京。结果这个儿子长到1岁半时，生病夭折。
她第二个孩子徐然，只喂了8个月母乳，也送回了河北农村老家。第三个孩子青柯是在1938年冬生于河北深泽农村，刚过满月，杨沫就出去追赶贺龙的部队，将孩子留在农村。以后不闻不问，直到8岁青柯眼睛被人扎伤，杨沫才把他接到身边。杨沫在1947年4月6日日记中也承认自己过去对青柯太冷漠了。
第四个孩子小胖，杨沫还想送给奶妈养，但因为当时中共地委领导提倡女性自己喂养孩子，她才被迫改变了主意，没有送出去。到生老鬼时，杨沫又将刚出生的孩子送回老家，找人喂奶。
对于自己的这种行为，杨沫说她尊崇卢梭，因为卢梭就把自己的亲生孩子统统送给育婴堂，一个不要。而共产主义的教主马克思的一些理论正是来自卢梭。
抚养孩子中冷漠的杨沫
在老鬼的记忆中，母亲的冷漠不仅仅表现在不喂养孩子方面，还表现在甚少管孩子，对孩子的事漠不关心上。如十几岁的徐然因住宿学校不习惯，一次偷偷溜了出来，走了整整一天回到家里。而杨沫看到疲惫不堪的女儿却发了无名火，用苕帚疙瘩狠狠打她，徐然用手挡护，结果手被打破流血。第二天，杨沫就找人将女儿送回了学校。
对于老鬼，从其四年级以后到初中高中，学校开家长会，杨沫就没有去过一次。在孩子长大离家远行时，杨沫不要说去火车站，连汽车站都不去，顶多送到家门口。
老鬼也从来没见过母亲周末为孩子们掌勺做饭，改善伙食，也从没见过她给孩子们收拾衣服，整理卫生。相反，都是孩子照顾她。为了省钱，杨沫常让老鬼穿用老家的土布做的衣服。别人都有向父母撒娇的经历，但老鬼和哥哥却一辈子不知道撒娇是何滋味。
老鬼还记得，母亲去苏联访问，到外地出差、参观、休养，从没有给他带过点什么小纪念品。唯一例外的是她从北戴河回来，带过几个海星和海螺。
当老鬼小时候生病肚子疼时，杨沫也表现的极为冷淡，无动于衷。直到几天后，老鬼已奄奄一息，眼看要不行了，她才让哥哥带着去看病。医生检查之后马上动手术，后来对家人说，老鬼的肠子都黑了，胀得快要破裂，再晚就没救了……当作完肠粘连的大手术后，老鬼在家养病，一天因点蜡烛玩火，烧着了窗户纸，被杨沫连吼带骂，抽倒在地上。这样的毒打，痛上加痛，让老鬼的心灵受到极大伤害，终生难忘。他哭了很久。
而这样的经历也曾发生在老鬼的哥哥身上。在三年“大饥荒”饿死人时，杨沫和丈夫买了不少高级糖、高级点心、高价营养品，但这些吃的都放在他们的屋，只供自己享用。他们出门就锁门，不容孩子染指。他们认为他们是老干部，有这待遇，他们比孩子重要，先顾他们要紧。他们也从不给孩子粮票。而老鬼和哥哥一直吃不饱，哥哥还曾在清华大学饿昏过。
老鬼心痛的写道：长这么大没见过母亲干过一件为孩子而牺牲自己的事。
文革中孩子与杨沫矛盾加剧
文革开始后，杨沫和丈夫成了审查对象，多年的受冷漠让老鬼潜在的对他们的不满大爆发。再加上受极左思潮影响，老鬼决心离家出走，到越南战场了此一生。于是才有捆绑姐姐，砸家里大柜，抢一笔钱的举动。这加剧了父母与老鬼间的矛盾。
后来，老鬼在内蒙古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被监督改造。老鬼曾写信向母亲求援，但常常是老鬼写四五封信，杨沫才能回一封信，还总是要他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当老鬼看到身边的知青母亲千里迢迢来看望时，别提多羡慕了。后来老鬼与父母重逢时的平淡，连来家的客人都觉得奇怪。
而对于老鬼在唐山军垦农场被整得几乎精神失常的姐姐小胖，杨沫也置之不理，最后是徐然将其接回，才恢复了正常。
至于老鬼的哥哥，父母因怀疑他偷了埋在地下的一千块钱，而大骂他是“白眼狼”、“愚而诈”。平时温顺的哥哥气愤之极，不知怎么迸出一句：“杨沫同志，你别这样冤枉好人！”不容孩子顶撞的杨沫于是立即与哥哥断绝一切来往。因哥哥没有去处，只得住在家中，但父母却与其一句话也不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一天，哥哥发高烧，连续几顿没吃饭，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棉被。父母却围坐在一旁的饭桌吃饭，视而不见，一句关心话也没有。
此后，哥哥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摔伤右臂骨折，举目无亲，给父母写信，但杨沫和丈夫依旧置之不理，直到5年后才恢复来往。
对于孩子们的婚事，杨沫同样甚少过问。家里四个孩子结婚，她或则反对，或则不管。而对待外人，她却懂得送礼，如给北京老战友的孩子买坐月子用的尿布等。
更让老鬼寒心的是，母亲对小胖的态度。文革中小胖被人杀害，5年后杀人凶手因证据不足被释放，但杨沫却非常大度，表示愿意放过嫌犯，因为他还有三个孩子。
不仅对孩子，杨沫与老鬼的舅舅、叔叔、姑姑等亲戚的关系也都相当疏远，极少来往。冰冷，不重亲情，是杨沫在家人面前的典型形象。 为什么母亲对孩子缺少爱？ 拥有这样的母亲，老鬼不免思忖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母亲对孩子缺少爱？他认为，除了战争年代，确实有顾不上的问题之外，恐怕主要与长期以来中共大批资产阶级人性论有关。
中共建政后，五六十年代不提倡母性、母爱，人性被认为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而大加讨伐。冰心就因为宣扬“母爱”而受到批判。全社会提倡为革命不讲亲情——亲不亲，阶级分。因而孩子揭发老子，亲属之间划清界限司空见惯。
出身于中共所谓的“剥削阶级家庭”的杨沫，自然表现的更为极端，并将毛的“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教导浸到骨髓和血液中。于是，才有了这样的“革命母亲”：把革命、工作、他人放在首位，认为母爱越少越好，这才算觉悟高，思想好，对同事、熟人甚至陌生的外人都远比对自己的孩子关心和热情。在单位里笑容可掬，回到家却动辄打骂孩子，冷漠粗暴，照顾粗疏——谓之曰：严格要求，不娇生惯养。 在老鬼看来，那种对革命至上、工作至上、他人至上的狭隘理解和片面的极端教育扭曲了母亲的人性，而始作俑者正是中共。
杨沫晚年再婚，在特别重亲情的老伴熏陶下，也恢复了亲情。她不仅愿意与孩子相处在一起了，还时不时写信或通电话，问长问短。杨沫说这时候她才感受到了天伦之乐的幸福。她曾说道：“哪有不疼爱儿女的母亲？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亏欠了儿女们。”此时的老鬼才感受到了“慈母”的滋味。只是这样回归人性的“慈母”来的太晚了。
来源：新生网
发稿：2017年11月14日
via 被中共打造的“革命母亲”杨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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