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晓容
十月革命之后的百年共产历史，充满了血腥和罪恶。图为2013年12月8日，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一座列宁塑像被推倒后，民众拿槌子将其破坏。乌克兰民众从此在全国掀起推倒列宁雕像的弃共行动。
“自从列宁在俄罗斯发动政变后的一百年间，这种力图废除市场和私有财产的意识形态留下了一条长长的、毁坏和杀人的轨迹。”（斯蒂芬?考特金/Stephen Kotkin）
十月革命百年之际，有三篇相关评论出现在美国主流媒体：10月16日、27日，《纽约时报》发表了《马丁?艾米思论列宁的致命革命》、布莱特?斯蒂芬斯的《玫瑰色眼镜里的共产主义》；11月3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斯蒂芬?考特金的《共产主义的血腥世纪》。三位作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共产主义学说的欺骗性及其社会实践的灾难性，向读者和大众发出警醒的信号。
《马丁?艾米思论列宁的致命革命》（Martin Amis on Lenin’s Deadly Revolution）
在一开篇，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思（Martin Amis）便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写道：“它并不是一个后来走偏了、或者幻灭了的好主意。从一开始，它就是个非常坏的理念，而且被强行植入人的生命里——那些未死者的生命——携着令人难以想像的自以为是、迂腐伪学、强力和恐怖。马克思主义最恶劣之处是其对人性的逐一蔑视。……对于它们的公民，这类政权实行全方位的占有。”
接着，艾米思引用《不为人知的列宁：秘密档案》里的一个例证，揭开“导师”的面目。那是在1922年，列宁关于拆毁教堂一事在信中写：“以最野蛮和最无情的手法没收教堂的财产……我们必须要做出让他们几十年不忘的残暴事来……反动的教士和资产阶级处决得越多越好。”“根据教会记录，仅在1922年，有1,962名僧侣，2,691名神父和3,447名修女被杀。宗教是人性的一部分，所以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压迫宗教的所有形式。”
文章介绍，《不为人知的列宁：秘密档案》由波兰裔美国学者理查德?派普斯编辑。派普斯还撰写了俄罗斯三部曲：《古老政权下的俄罗斯》，《俄罗斯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俄罗斯1919-1924》。艾米思认为，这是关于那个时期最详尽的实录。
艾米思还谈到了其他揭示苏共迫害的作品：“关于俄罗斯的真相在云团迷雾中显现。第一部扭转人们意识的著作是罗伯特?康奎斯特的《大恐怖时期》（1968），之后他又撰写了《各民族的杀手：苏联放逐少数民族》和《科累马：北极地带的死亡营》，后来，索尔仁尼琴的三册《古拉格群岛》译作完成。”
此文明确指出：西方众多知识分子在认识共产主义问题上意识不清，产生了误导影响。艾米思说：“西方知识分子被人诟病，是理所应当。这不只包括那些吞咽了莫斯科的话语的专家、作家（如H.G.威尔士、萧伯纳）和哲学家，还有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家，甚至还有商人。对于其支持者来说，共产党具有两方面的诱惑。第二位的吸引力是：它给你一种你在参与世界事件的印象。而首要的吸引力则是：它的书面计划看起来十分美妙，而且迎合了许多慷慨的头脑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
艾米思指出，“在20世纪，制造马克思主义变种的努力导致将近一亿生灵的消亡（一个不包括战争的中位数估计）。”共产主义宣扬的乌托邦式的“完美社会是‘完美的’非人道和空洞的。”
“现在，‘不为人知的’列宁当然不再是不为人知。”“历史的判决终于来临。可是，陪审团——也就是第一世界的富有卓识的观点——却置身局外至70年代末。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
《共产主义的血腥世纪》（Communism’s Bloody Century）
斯蒂芬?考特金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与国际事务教授。他侧重探讨的是：共产主义以消除市场和私有财产为目标，在通向此虚无目标的道路上制造了可怕的悲剧。他简述了苏联、中国、柬埔寨等一些共产政权的迫害实例，勾勒了更大的图画。
他写道：“共产主义进入历史，来势汹汹地诅咒资本主义，理想化地承诺一个更好的世界。”“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不仅对其理念狂热，而且手段灵活多变。”
“一次又一次的，这种要清除市场和私有财产的努力，带来的结果是惊人数量的死亡。从1917年开始——在苏联、中国、蒙古、东欧、印度支那、非洲、阿富汗和拉美的部分地区——共产主义夺走了至少6千5百万人的生命。”
“共产主义的毁灭工具包括大规模的驱逐、强制劳动营和国家警察恐怖——此为列宁及其继任者斯大林建立的模式。这种模式被广泛模仿。共产主义不仅故意地杀害了大批量的民众，而且还有更多的受难者死于严酷政策导致的饥荒。”
“毛的‘大跃进’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饥荒，1千6百万到3千2百万人饿死。在这场‘共产风’的灾难过后，毛阻挡了要求停止集体化的呼声。因为他宣称，“农民想要‘自由’，可是我们要‘社会主义’。”
在具体的个案之外，凯特金促请读者留意令共产意识形态滋长的民族主义环境。他写道：“对于登峰造极的罪行，列宁和斯大林，中国的毛泽东，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朝鲜的金家王朝等共产暴君，必须承担个人责任。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问题是：促使这些恶毒之人大规模的展开杀戮的理念，或者说，支持这些观点的民族主义的环境。”
最后，作者同样表达了忧虑：“共产主义的血腥世纪告一段落……而它的遗祸的方方面面仍然持续发酵、令人不安。”
1933年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街头饿死的农民。（公有领域）
《玫瑰色眼镜里的共产主义》（Communism Through Rose-Colored Glasses）
此文中文版标题译作《不要对共产主义心存幻想》。保守派政治评论员布莱特?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结合美国的现实指出，许多人并不真正了解共产极权的恐怖，对于谴责共产主义仍有保留和迟疑。
评论点明了共产主义的罪恶：“一种曾经奴役世界上约三分之一的人口、让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意识形态，在没有经过一场战争的情况下崩溃了，所有的人都看到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恶行。然而，我们在谴责这种意识形态上仍有困难，不像我们谴责同等的邪恶那样。我们把同情这种意识形态的人视为浪漫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而不把他们当作傻瓜、狂热分子或愤世嫉俗者，事实上他们就是。”
文章提问：“又有多少人知道共产主义恐怖史上其他大大小小的篇章呢？从克里米亚鞑靼人被驱逐、到秘鲁‘光辉道路’的掠夺，到勃列日涅夫时代用来折磨和监禁持不同政见者的精神病院。”“为什么熟知南非臭名昭著的罗本岛监狱的人，从未听说过古巴的松树岛监狱？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大学校园里和进步主义的媒体上仍被认真对待？”
“这些都不是首次提出的问题。但都值得发问，因为在共产主义在俄罗斯诞生100年后，如今的进步主义者中仍有不少人对共产主义遗产保持着一种永久且危险的半否认态度。”
斯蒂芬斯说，“左派与共产主义同行、为其制造借口的后果更危险。”他引用了法国学者雷蒙德?阿隆1955年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的话：“有多少知识分子出于道德义愤走上了革命道路，却最终纵容了恐怖和独裁？”
文章还写到，1917年，德国人允许列宁从瑞士前往圣彼得堡。温斯顿?丘吉尔曾对此比喻说：“他们把所有武器中最恐怖的那种用在了俄罗斯。他们把列宁像鼠疫杆菌那样装在一辆密封卡车里运了过去。”
作者这样收尾：“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个杆菌还未被根除，我们对它的免疫力仍令人怀疑。”
结语：百年灾难
以上三篇文章做出了一致的结论：十月革命之后的百年共产历史，充满了血腥和罪恶。打着推行乌托邦假说的旗号，多国共产党政权无一例外的屠杀人民，迫害信仰，摧毁人性。作者们也都提出反思：在这一红色暴虐横行的过程中，除了登上恶人榜的大暴君以外，整个世界，包括学术界在内，有无责任要承担？同时，作者也指出了关于辨识和谴责共产主义的、不容乐观的现实。
前共产第一大国苏联解体已有28年，去共化浪潮在欧洲及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迅猛推进。今日，仍有少数几个共产党政权抱持共产理念，并以此压迫本国的民众。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为共产极权辩解的声音未见停止，也还有不少人为此种意识形态所迷惑，甚至在被鼓动下推波助澜。共产主义对西方文明的蚕食一直在全方位的进行着，并已经对自由社会造成了诸多破坏。在此之际，这几篇重量级的英语评论见报，重申共产主义的危害，可谓正当其时。
2004年，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第一次系统的剖析了共产党的本质，给为祸人间一个多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盖棺论定。《九评》指出：“马克思在共产党的第一份纲领文件《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宣布：1848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一百年后，共产主义已经不仅仅是幽灵，而是真正具有了具体的物质实相。这个幽灵，在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中，像传染病般在全世界泛滥展开，屠杀了数以千万人的性命，剥夺了亿万人的个人财产甚至他们原本自由的精神和灵魂。”
为了维护精神的自由、灵魂的纯洁，必须认识并清除共产主义的毒害，这对于每一个国家、民族和个体都至关重要。在共产主义华丽外衣的背后，隐藏着魔鬼的诱惑。共产主义只会把人类拖入深渊。
参考资料：
Bret Stephens,《不要对共产主义心存幻想》，《纽约时报》，2017年10月31日。（注：英语原文发表于10月27日）
via 十月革命百年 美媒重磅评论剖析共产主义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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