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希望之声电台
北京大排查中的外来务工者 (AP Photo/Ng Han Guan）
北京大兴区平价租屋11月18日一场火灾吞噬了19条人命，其中包括8名孩童（官方数字，民间传说死亡40余人）。紧接着，中共北京市政府自11月20日展开为期40天的安全隐患大排查。这起民生悲剧与中共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直接相关。
北京大兴区、朝阳区、海淀区等多地的城乡结合部都在严查违章建设的出租公寓，租户被要求在十天，甚至三天之内搬出。据网络视频，也有大批人被深夜闯入的特警公安等直接赶至严寒笼罩的街头。
这些受驱赶且无家可归的，大部分是外来务工者，也即一线城市的“低端人口”。
户籍制度造成“低端人口”
外来人口之所以在首都大都会处于弱势地位，户籍制度是最初的肇因。
罗慰年在《半资本论》一书中，这样评价这一制度：
“1958年1月毛泽东签署一号主席令，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而限制了人们的迁徙自由。”
“未经政府同意离开原住地的农民称为盲流，政府有权逮捕并劳教。从此农民失去自由，只能土里刨食，低人一等，成为贱民。”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阶级压迫和种族隔离，人伦结构与人格平等被彻底毁坏。”
“后来，城镇居民也被以户口为基准发放的粮票等生活资料，严格限制在狭小生活空间里，不能自由迁徙。”
炎黄春秋网站曾引述中共公安部1954年7月的一份内部报告，透露了中共党魁毛泽东实施户籍制度的初衷：
“只有做到人人有户口，彻底消灭漏口、漏户，才便于发现与控制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才便于寻找通缉罪犯，才能有效地达到严密社会面的控制。”
也就是说，推行户籍制度只有一个目的——管制民众，以维持统治。
一张城市户口的含金量有多大？
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2015年的一份课题报告称，目前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涉及就业、教育、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等各个方面。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户口实际上成了生活的“入场券”。
“低端人口”有希望获得这一“入场券”吗？北京理工大学现代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教授曾对BBC分析说，非政治改革不可：
户籍改革意味着财政制度必须转型，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说到底又与政治制度有关，人大要掌握“钱袋子”，人大代表要能代表人民，这又涉及到政治改革。
剥夺土地令农民失去生路
除户籍制度外，大批农民涌入城市，成为“低端人口”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共剥夺了农民土地所有权。
在2007年底至2008年初，中国曾掀起一股受到国际舆论瞩目的风潮：黑龙江省富锦市72个村子共4万农民，陕西省大荔县、华阴市、潼关县76个行政村约7万农民相继向全国发布公告，表示决定收回土地所有权。
据美国之音，其中一份公告称：“土地归我们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我们将组织起来直接按农民平均亩数划归各户永久占有，结束各级官员多年来的非法占有私分行为。”
这场有“第二场土地革命”之称的风暴，反映了中国农民对中共土地政策的抵制与厌恶。
中共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炮制“打土豪、分田地”、“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等口号，吸引了中国农民的支持。
但建政之后迅即出尔反尔，用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政治运动，把农民手中的土地收归党有。
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登峰造极，连农民种葱种蒜的一丁点自留地，也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而割掉。
农民失去土地之后，权利也得不到保障，城乡贫富差距逐年加大。
胡平2008年曾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是市场造成的，不是历史造成的，而是专制制度造成的：
“在中国，穷人之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财产被权势者所强占；富人之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利用权力抢走了别人创造的财富。中国的改革不管造成了何等令人眼花缭乱的繁荣，因为它完全排除了公共监督与民主参与，所以它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权势者对原本属于人民的财产的公开掠夺。”
习近平背不背“锅”？
北京一场大火，烧出了中共两项制度的遗祸，也烧出了新问题。
台湾世代智库执行长洪耀南今天（12月1日）在《上报》专栏发文说：“地方为官者，力求在习近平新时代有所表现，展现效率与魄力，强拆与强制驱离。”
“百位学者连署抗议，但抗议的声音很快被‘消音’，网络被管制。海外声援声量不断暴增。一股蠢蠢欲动，山雨欲来的政治风暴。”
习近平该如何应对，外界正拭目以待。
【希望之声2017年11月30日】（本台记者韩梅综合报导）
（转载请注明希望之声）
via 北京一把大火 烧出两大遗祸 这个“锅”习近平该如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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