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闻禁网新闻: 《共产主义黑皮书》前言之一：暴行的使用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

《共产主义黑皮书》前言

共产主义一直是20世纪的大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的创伤未愈，它就从欧洲最不可能的角落闯入历史。1939年至1945年的大灾难之后，它向西大步进入德国中部，向东更是飞跃进抵中国海域。在其全盛时期，共产主义曾经统治人类的三分之一，而且似乎要无休止地扩张。70年来，它在世界政治中如幽灵般挥之不去，引发舆论两极化：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历史上社会主义发展的终极阶段；另一些人则将共产主义视为史上最彻头彻尾的暴政。

因此，有人可能料想，解释共产主义的力量为何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保持增长，结果却像纸牌屋一般突然崩塌，应该成为现代历史学家的优先任务。然而，令人惊讶的是，1917年以后的80余年来，马列主义现象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之探讨，几乎还未开始。《共产主义黑皮书》近来在法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引起轰动，它能带来正面的冲击，改变这一现状吗？

共产政权的强制性意识形态使严肃的历史编纂学不可能在苏联存在，因此，对共产主义的学术性研究，直到最近才不相称地落在西方人身上。尽管这些外部观察者无法完全摆脱其自身主观意识形态的束缚，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世纪里，他们的确完成了数量惊人的研究。即便如此，西方对共产主义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个基本的问题，即重实证而轻概念。

这种概念上的贫乏来自一个前提：可以用一种超然和价值中立（value-free）的方式，将共产主义理解为纯粹是社会进程的产物。因此，研究者们不断坚称，十月革命是一场工人造反运动，而不是党的政变，而当时显然是后者在操控前者。此外，共产主义历史的中心议题，不是党薄弱的工人阶级“基础”，而是十月革命中的知识分子在其政变取得稳固胜利后做了什么。迄今为止，这一点几乎还未被探究过。

更确切地说，这件事因为两个幻想而变得模糊不清。这些幻想许诺，可以建立一个更好的苏维埃式社会主义，优于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所建立的。第一个幻想认为，在斯大林之外还存在一条所谓的“布哈林修正路线”，也就是一条基于非暴力和市场的路线，可以通往马克思所说的完全的社会主义（integral socialism），实现禁止私有财产、利润并取缔市场。第二个幻想声称，可以从来自下层的“文化革命”中发现1929年至1933年斯大林的“上层革命”背后的动力。这场“文化革命”由共产党活动分子和工人发起，反对那些亲布哈林的“资产阶级”专家，并最终导致由工厂向上层大规模扩散。

正如托洛茨基所称的“历史的灰烬”所寓意的那样，要想获得对共产主义现象更正确的认识，或许还得从道德而非社会的角度入手，因为对苏维埃社会进程的研究虽然很多，但学者们对其受害者本身的关注度同其造成的灾难的严重程度完全不成比例。本书通过系统地详述列宁主义从1917年的苏俄到1989年的阿富汗所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首次尝试从总体上确定当时所发生事件的严重程度。

采用这种基于事实的方法，我们把共产主义置于基本人性的视角之下。正如本书的法国出版商所描述的那样，它的确是一场“全球范围的悲剧”。据不同研究数据估计，被害人总数在8500万至1亿之间。

无论如何，共产主义档案提供了最庞大的政治屠杀案例。当这些事实呈现在法国公众面前时，明显枯燥乏味的学术工作，一经出版就成了一桩轰动事件，并成为政界和知识界热议的焦点。

共产主义所制造的悲剧，规模之大令人震惊。这对任何认真学习20世纪历史的学生来说，并不新鲜，至少是当孤立地看待不同的列宁主义政权之际。而时至今日，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令普通大众为之震惊，才是真正的新闻。的确，这场悲剧的每个主要情节——斯大林的古拉格、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都曾一度臭名昭著。但这些恐怖事件很快就消失在“历史”之中；也无人去费心统计总数，来向公众展示这些灾祸之烈。这个总数大得惊人，可部分解释本书所引发的震撼。

不过，全部的震撼力是来自共产主义同纳粹主义不可避免的比较。据估计，纳粹导致2500万人死亡，证明其凶残程度明显不及共产主义。本书的编辑史蒂芬?库托伊斯没有单纯地让数字说话，而是对这一比较作了详细说明，从而使本书独树一帜。鉴于纽伦堡的一些审判规程已被纳入法国法律（以适应莫里斯?帕蓬（Maurice Papon）案这样的案例。帕蓬在法国维希政府时期任地方官，因与纳粹共谋驱逐犹太人，而于1997年至1998年受审），库托伊斯明确将共产主义的“阶级灭绝”（class genocide）等同于纳粹主义的“种族灭绝”（race genocide），并将二者归类为“反人类罪”。此外，他也提出，大批西方人为斯大林、毛泽东、胡志明、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波尔波特辩护，等于是共产主义罪行的同谋，即使他们“谨慎而沉默地放弃了昔日的偶像”。

这些观点在法国引起了特别的共鸣。自20世纪30年代起，作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联合组建的人民阵线（无论是在莱昂?布卢姆还是弗朗索瓦.密特朗任内），左派就已能上台执政。在这种组合中，因其盟友对极权主义莫斯科的效忠，民主团体总是受到掣肘。相反，自1940年以来，由于维希政府与纳粹主义之间的联系（帕蓬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右派则声明不佳。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了解关于苏联的真相”从未成为一项学术任务。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