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闻禁网新闻: 江西、延安的肃反运动为何热衷抓特务和自相残杀？

1、中共早期肃反很残酷，自己人杀自己人，杀的比国民党还多，能否先介绍一个大概？

作为造反集团，外有强敌，内有叛徒，加上必有奸细，革命党内势必互生猜疑，相互杀起来。眼面前就有一典型例子，我出来后，发现海外民运圈也在到处「抓特务」。顺便说一下，我在裡面时，最痛心的就是海外民运的分裂。虽然人心难测、团结不易，但如此相互攻讦，亲痛仇快，实在不该。因此，我很佩服孙中山当前的整合能力，搞政治的人，一定能讲“平和”，得能容人，搞“清一色”只能是书斋裡的书生。现实中，不考虑种种现实掣肘，当然只能碰壁。

江西苏区的中共，有一口号“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大肃反的理论依据。因为，谁都可以指责对方是不纯洁的布尔什维克。

1932年5月～1934年7月，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先后四次大肃反，连续杀了几个月，有的连队连杀十几个连长，一次肃反就杀了万馀人，洪湖县区级干部都杀光了。红三军从两万人削弱至三千馀人，苏区各独立团、赤卫队亦损失殆尽。逮捕干部时，夏曦下条子给关向应，贺龙都没有资格看。白天捉人，夜裡杀人。甚至两度企图对贺龙下手，全军最后只剩下夏曦、关向应、贺龙、卢冬生四名党员。直到1950年代，洪湖仍挖出一坑坑的白骨。红六军团的肃反也很邪乎，王震、张平化都上了黑名单。王震因九渡冲一仗打得好，才从黑名单上解除。

主持人夏曦（1901～1936），益阳桃花江镇人（今属桃江县），湖南早期青年团员，1921年10月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夏曦和郭亮同时入党；毛泽东同学，和毛一起搞湖南农运。参加南昌暴动，赴苏入东方大学，参加中共「六大」。1930年回国，江苏省委任常委兼宣传部长。1931年1月派到洪湖苏区（湘鄂西）接替邓中夏，兼任红二军团政委，成立以他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贺龙说，夏曦的“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

1934年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枫乡溪（现属德江县）召开会议，总结「肃反扩大化」惨痛教训，夏曦认错。11月，任弼时、贺龙、王震、关向应、肖克等在永顺召开会议，撤销夏曦全部领导职务。

1936-2-28，长征在毕节涉水过河，卷入漩涡溺毙。据说人们都恨他，见他下水，无人伸援。

1930～35年间，各苏区所杀「自己人」总数近十万。「短短几年间，处决了七万多『AB团』、二万多『改组派』、6200多『社会民主党』，这还只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李锐：「从1985年开始，十多年中我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时，曾统计过十年内战期间各苏区的肃反，从打AB团起，共杀了十万人。这是一个多麽可怕的数字。（按：红军最多时才30万人）」中共一直攻击国民党清共「宁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但苏区「肃反」喊出「宁肯杀错一百，不肯放过一个」。

1945年春中共「七大」，一位代表：「内战时期，老根据地的人口减少了近20%。人哪裡去了，战争牺牲是主要的，但我们自己也杀了不少好同志。共产党杀的甚至比国民党杀的还要多。许多好干部都是自己杀的呀。我们对邓发（按：国家政治保卫局长）的肃反政策很愤怒！」

2、叶剑英老婆危拱之的故事

叶剑英之妻危拱之，大革命时期留苏生、红一方面军长征30女杰之一，时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但河南整个党组织被打成「红旗党」，她的党员身分都遭到怀疑，彻底绝望，「坦白动员会」后勒脖自杀，被救后精神失常，乱骂领导、乱谈恋爱，嚷嚷要脱党，经常跑到男宿舍与男友睡在一起：「我命不要了，党籍不要了，还怕什麽？我愿怎样就怎样！」

曾志，1926年15岁入党，湘南暴动老红军，参加黄洋界保卫战，贺子珍好友，与毛泽杔相当熟悉。只因一段白区工作经历，小组裡交代了五六天，不时敲头揪发踢腿，逼她承认是特务。

他们则对我的报告进行研究分析，提出疑点和问题。一星期后，转入小组内的面对面责问，人问我答，许多事情都要反复询问······大约又是一个星期，他们没有从我身上「突破」什麽，于是认定我属于顽固不化分子。小组便集中火力对我实行逼供，仍无进展，又扩大为全支部都来逼供，还是车轮战，白天黑夜不让休息，每天都要搞到下半夜两三点，有时则要通宵······全支部对我的车轮战没有取得他们希望的东西，又请了其他支部的精兵强将来助战，结果仍是一无所获。对我的车轮战整整进行了两个星期。

其夫陶铸在南京国民党狱中表现坚强，也遭抢救，打成叛徒，气得暴跳如雷直骂娘。曾志、陶铸尚且如此待遇。陶铸在文革中被整死，曾志也吃尽苦头，但她至死忠毛。

3、胡绩伟堂姐及其他人的肃反故事

胡绩伟堂姐胡德辉（即胡一哉），1938年2月成都入党，1943年初，奉命与一批同志赴延，满以为「回到母亲怀抱」，可一到集体失去自由。组织上第一句问话：「胡德辉，你交待自己同国民党特务的关係！」。她成了小组裡被疑对象的「重点人物」——

因为我没有交待出什麽问题，更激起领导和积极分子的愤怒，几乎要动武了！站在一群人的包围之中，你抓我掐的，大骂我「耍死狗」······被重点突击的时候是不让吃饭的。我饿得头昏眼花，实在熬不住了，真想胡编乱造地去坦白，蒙溷过关。······我灵机一动，就把我同曾扩情（按：威远同乡，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派员、少将）的关係交代了。······不一会，送来一碗鸡蛋煮麵条：「饿了吧，快吃点暖暖身子。」我狼吞虎嚥起来，顾不上什麽面子了！

据萧军日记，周立波被周扬吊审七天七夜。延安保安处逼犯人喝尿，「鲁迅在延安也禁不起整风」。贝利亚口头禅：「只要把他（按：嫌犯）交给我一个晚上，我会叫他供认他是英国的国王。」

1943年7月20日萧军日记：

这招待所（按：中组部招待所）几乎成了个「内奸」世界，这裡住了150～200人，大约百分之七十是特务或有政治问题。

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女党员宋维静（1910～2002），参加广州暴动，亦遭抢救，「有人拉着她的头髮在地上拖来拖去，把她一个人关在岗楼那样没有窗子的四面木头房，只能容一张小床，时间长达四个月之久。」

昨天还是战友，今天已成敌特。推推搡搡是轻的，一周不让睡觉的车轮大战也还算文明，吐痰于脸、绳拴两指吊起来那才叫怀羞终身、留忆深刻。

4、「特务如麻」怎麽一回事？

1943年8月8日，「抢救」进入高潮，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说特务如麻：行政学院除一人以外，教职员全是特务，学生过半数也是特务；军委三局通讯学校一共200多人，挖出170个「特务」；中央党校已经挖出250个特务，但估计不止此数，恐怕得有350人。除了康生、彭真、李克农这些抢救运动积极分子，刘少奇分管的民委（尤其中央妇委），大部分干部被打特务，包括凯丰、邓洁之妻。1943年10月，毛泽东在高层会议上说边区已抓特务七千，但恐怕有一万，各根据地合计有十万特务大兵。任弼时也曾宣佈延安有特务三千。

1943年底，「特务」实在太多，各机构无法正常运转。王诤领导的电讯部门，挖出千余特务，延安与各根据地、各省的联繫不通了。边区四万馀干部学生肃出「特务」 1．5万馀人。绥德师范开了九天控诉大会，挖出230名「特务」，占全校人数73%，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后来还扩大到小学生，最小的据说只有六岁。 1944年初，绥德县向延安推荐「坦白运动先进典型报告团」，团内一位十二三岁小女生，坦白受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专搞引诱腐蚀干部的「美人计」。

边区行政学院成为令人生畏的准监狱，入住「学员」最多时达三千馀人。「学员的食宿都非常差，生病不能参加劳动就开会斗争，直斗到生命垂危，送到医院才算了事。有孩子的母亲被审查后，孩子饿得直哭，也不让给孩子喂奶，病了不让送孩子去医院，有些就这样活活地饿死、病死······」该院滇籍教师左启先，因经常收到国统区汇款，成了「特嫌」，整得死去活来，最后神经出轨，一丝不挂跑出屋。边区建设厅工程师赵一峰，整疯后常常跑进厕所掏吃大粪。1944年甄别平反，仍有百余「犯人」羁押保安处。中共党史专家：「这些人绝大多数是被冤枉的。」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这批「犯人」转押至黄河边，成为累赘，经康生批准，秘密处死，王实味就在此时遇难。一同处决的还有四位投奔中共的白俄。湖南岳阳老地下党员杨乐如，不但送学生赴延，自己也来了，当特务抓起来，亦于此时被康生处死。这批冤桉1980年代才陆续平反。

延安肃反逻辑与文革完全一样：一、沾包式。向外国教师学过外语即「义大利特务」；二、怀疑式。女青年爱打扮，「长得那麽漂亮，她不当特务谁当特务？」（康生语）三、推导式。恋人们用方言交流，「你说自己没问题，但为什麽总用广东话同你爱人说悄悄话？」四、捕风式。知青散步聊天，谈谈云彩月亮，便是成立反革命组织「月亮社」、「乌云社」、「太阳社」。嫁了高干的女青年，更是重点怀疑对象，国民党的「美人计」，利用姿色表现进步，嫁给高干是为了窃取情报。 1940年3月赴延的老同盟会员之子彭尔宁，壁报上画了一朵彩色向日葵，康生咬定是「心向日本帝国主义」。彭尔宁来自沦陷区与阎锡山二战区，指为双料特务——日特兼国特。思维狭窄、难容异见、疑神疑鬼、群起哄闹、褫夺辩护权······ 「文革」青萍之末都能从延安整风处找到最初的对应。

一位陝北老粗干部，没上过学也没出过延安，更没见过火车，硬指一位关内女知青是特务：「这个女的说自己是穷苦农民家孩子，怎麽还有钱坐火车到西安？」抗联出身的留苏女生黎侠一火了：「这算什麽狗屁根据？我家穷，我还是坐飞机从苏联回来的呢。」两人互拍桌子对骂，老粗气急败坏：「告诉你黎侠，你要不是从苏联回来的，我早把你整成特务了。我跟你打赌，那个女青年要不是特务，你把我卵子割下来！」这位女知青被绳拴脚趾倒吊房梁，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淋，饿了只给咸菜，渴了不给水。那位老粗说：「饿了好忍，渴了不好忍。」女青年挺不住，只得承认「特务」，接着被逼检举「同党」，终至发疯。后该桉平反，接到通知，黎侠跑到食堂抄起大菜刀，闯进老粗窑洞：「妈拉个巴子，当初你打赌说那女的要不是特务，你就让我割你的卵子嘛！」老粗连声告饶，窜出门满山豕突狂逃，黎侠追不上，一屁股跌坐山坡放声痛哭。

5、延安「抢救运动」怎麽结束的？

各根据地来延安的「七大」代表也半数「有问题」，二十多位受审查。老地下党员易季光遭皮带抽打，血迹遍体，胳膊被咬去一块肉。一次吊起四肢各一趾，「高高悬在窑洞的梁上再用皮带抽，真是惨不忍睹。」 1944年初，任弼时问毛泽东：「七大」还开不开？难道和特务一起开党代会？这才将党代表中的「抢救」停下来。中共11～12届政治局候委、副总理陈慕华，1938年赴延，因陈诚侄女遭「抢救」，周恩来干预后才作罢。

1943年春接任抗大校长的徐向前：「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一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他们大搞『逼供信』、『车轮战』，搞出特务分子、嫌疑分子602人，占全校排以上干部总数的57.2%。干部队伍共有496人，特务和嫌疑分子竟有373人，占75%以上。真是骇人闻！」

韦君宜：

我们多年相知的一些朋友都被打进去了。四川省委书记邹风平被迫自杀。鲁艺有一位艺术家全家自焚。除了「四川伪党」还有个「河南伪党」。除到处开会斗争和关押人外，还公然办了一个报纸，叫《实话报》，上面专门登载这一些谎话。有一个和我同路来延安的河南女孩子叫李诺，被公佈在这张报上，简直把她说成了特务兼妓女。······好几对夫妻，都因为这次运动而离异。他们都是青年时代在革命队伍里相恋的好伴侣，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一方「党的话」，相信对方是特务，而且一口咬定对方是特务，自然就把对方的心给伤害了。由此造成的伤痕，比对方移情他人还难弥合。

一对新婚夫妇，丈夫彙报工作半夜回来，妻子灯下等他，丈夫不但不理会浓浓爱意，反而怀疑妻子有问题，硬揪住她到李克农处交代，弄得李克农啼笑皆非。

1943年4～5月间，苏北华中局、新四军部布置「抢救」运动。七师政委曾希圣之妻被指特务，人证、供词均备。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不信，找到那个指控曾妻为特务的女干部详询。这位女干部与曾妻在上海是同学，先滔滔不绝、绘声绘色说了一大通如何加入特务组织、参加哪些特务活动，黄克诚问她是不是真话，回答「千真万确」。黄克诚耐心做她的思想工作，要她向组织说实话，否则害己又害人，她突然放声大哭，控诉最初她讲实话，「组织」不信，对她进行「抢救」，大会小会斗争、逼供，整得她实在没办法，只好问什麽供什麽，还得说得有鼻子有眼，于是受到表扬、优待，她便索性胡编乱供起来。

6、能否深入评议一下这一红色肃反？

最恶劣的红色恐怖是必须通过揭发别人才能证明自己「红色」，凭藉这一「红色逻辑」，人性恶的一面得以正大光明出行。「抢救」亲历者胡绩伟：「抓不到这个数额，单位负责人就是『右倾』，就是包庇敌人，甚至本人也成了特务。有些人为了保全自己，也就不顾一切地大搞逼供信，形成处处有特务的局面。各单位负责人纷纷向上报『成绩』，以诬陷同志来向上邀功受赏。」有时，屋里正在「抢救」审讯，窗外走过一位专桉组成员，被整肃者努努嘴，那人立即停职交代，沦为「专政对象」。 1950～70年代，一句「他在延安坐过牢的」，会成为政敌的一发枪弹。

一个似乎崇高的名头——「以革命的名义」，成为掩盖一切暴力的大红袍。红色恐怖使各地赤区空气肃杀，但人性中的自私本性又不可能完全泯灭。李南央深刻评母：「我妈对自己的锺爱是绝对的。大概最爱自己的人，在共产党内才最自我标榜为最革命的。这倒是为什麽她会喜欢江青的可理解之处。」红色恐怖逼迫自私本性转化为强烈标榜革命，以此摆脱遭整肃的厄运。更可怕的是：由于政治陷害十分方便，卑劣者施展「才华」的空间大大增扩。这些卑劣者根本不信奉马列，但并不妨碍他们运用马列主义达到种种个人目的。1950年，李锐已认识到：「搞『左』的人，往往动机不纯。」

延安的恐怖逻辑是「从思想上发现敌人」。后写出影片剧本《八女投江》、《赵一曼》的颜一烟（1912～1997），其父伪满驻日大使，当然被「抢救」，她交出金镯等金银，何其芳仍说「交出金子不如交出心」。整风后期「申冤会」，东北作家罗烽（1909～1991）激动控诉周扬对他的陷害，其妻白朗（1912～1994）在《解放日报》被宣佈与日本人睡觉，一家全是「特务」，弄得她很惨。萧军记录：

历经文革，延安一代有人领悟：「整个说来，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延安整风审干运动的翻版。」无事生非、自找烦恼的疑敌症，伴随中共一路走至文革，成为「继续革命」的重大理由——瞧，敌人就坐在我们身边呢！抢救运动创立的「工作方法」也得到全套继承。大会轰、个别逼、车轮战、逼供信、软硬兼施、威胁利诱，文革全搬全抄。吴国桢一针见血：「共产党却相信并公开提倡：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通过有计划的恐怖主义，共产党使人民害怕他们胜过害怕其他一切。」

中共至今维护胡乔木的定调：「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李普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保持知识分子的原汁原味，全靠没去延安，而是重庆干部。只有历经延安整风「洗礼」与抢救运动「磨练」，才知道党内整肃的厉害，才会夹起尾巴做人。

半个世纪后，国人才意识到：不讲人性、没有人情的政治必定是短命的。延安逻辑要求剿私灭欲，严重扭拧正常人性，成为1950年代以后诸多社会恶弊源头之一。延安逻辑，当然来自国际共运基础理论的悖谬。

我们并不缺少前人告诫：

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三国志·魏书·和洽传》）

1944年5月21日，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

我们在抗战初期只是一个很小的党（不超过四万有组织的党员）和一个很小的军队（只有4．5万人）······当1935年冬季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到陝北时，只剩下7000人，成了『皮包骨』。

陝籍赤干、时任陝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1909～2004）：中央红军北上先遣队只有五六千人，加上陝北红军及地方武装，「尚不足三万人」。黄克诚：「到达陕北时，中央红军主力只剩下六千多人。红五、红九军团仍在张国焘的左路军中。」

另有资料：抗战之初八路军仅3．2万人，江南新四军（南方八省游击队合编）1.03万馀人，东北抗联一万人，总共五万馀人。在国统区，中共力量更是微如星火。

[来源：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