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佳：腿打着颤 我也依然向前冲(图)
——这个罪名是中共对公民的最高奖赏（上）
胡佳
2018年年初，胡佳做胆囊切除手术期间，北京国保仍然到医院监视他，术后回家，楼下警察又恢复了对他24小时的监控。2月中旬术后仍然虚弱的胡佳接受了采访。
【来源：人民报，文章取自网络，旨在为读者提供多元信息，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人民报编者按：胡佳，1973年7月25日出生于北京，网名freeborn。是一个硬生生被中共捧红的人。多年来他从关注环保事业开始，到以行动声援、营救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等。2005年他公开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少先队。2007年获记者无国界中国奖。
2008年因为莫须有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中共非法政府判处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期间遭受酷刑。这使他获得欧洲议会的关注。
为了阻止胡佳获得萨哈罗夫人权奖，中共做了一件无比愚蠢的事情，就是对欧洲议会广泛施加压力，中共驻欧盟使团指胡佳「散布谣言、煽动颠覆政府」和「非法和外国人接触」。该团团长宋哲在向欧洲议会主席波特林递交的警告信中称，如果胡佳获得萨哈罗夫奖，这将「严重损害」中欧关系，且会「再次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中共把胡佳捧到这个高度，加重了胡佳获奖的份量，让欧洲议会深切感到，不让胡佳获奖都对不起中共。于是，那一年欧洲议会颁发萨哈罗夫人权奖给胡佳，以表彰他在中国人权方面奋斗的贡献，同年他还被授予2008法国巴黎荣耀市民。在欧洲议会授予胡佳此奖项之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欧洲有关方面。这样一来，就使胡佳连续多年获提名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并成为获奖热门人选。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内定给中国大陆人，这次中共为了避免让胡佳当选，于是制造了一场闹剧，把希望从党的碗里分一口汤喝的刘晓波送进监狱，让这个「监狱贵族」先具备获奖的第一个条件，然后派人去对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施压，说该奖必须奖给刘晓波。于是那年刘晓波得了诺奖。为了怕他泄密，到死都没让他出监狱。人刚死马上就火化了。
而胡佳不但在监狱里遭到酷刑，出来后，13年来，一年365天，驻在他家楼下的国保从未停止对他的监控。
2013年3月15日，胡佳在推特上表示，他因为被指「寻衅滋事」而在14日被北京公安带走到北京通州中仓派出所问话，期间遭到殴打，头部及腰部受伤。胡佳说，在被打期间，一个高约1.85米、手上还戴有佛珠的国保对他尤其凶狠，并口出秽言侮辱他的母亲。胡佳说「我实在无法忍受他这么说我76岁的母亲，我就拿起面前纸杯中的水泼向他，然后他们两个人就上来暴力攻击我。在我被侧面背挎过去的时候头部着地，流血了。」
2014年7月，胡佳遭到便衣国保袭击
并受伤，导致上颌骨骨折。 2014年7月16日晚上8点多，胡佳在北京市朝阳区草房地铁站东侧100米路北遭到便衣国保袭击并受伤，导致上颌骨骨折。
今年年初，胡佳做胆囊切除手术期间，北京国保仍然到医院监视他，术后回家，楼下警察又恢复了对他24小时的监控。
2月中旬，术后仍然虚弱的胡佳接受了采访。不久之后他即被警察带离北京，美其名曰是去南方旅游，实际是异地软禁。胡佳说，他被禁止接触境外媒体，是因为中共开「两会」、修改宪法。
44岁的胡佳让中共头大，他有一句名言：「我最喜欢干的事就是颠覆（中共）国家政权，给这个体制掘墓，只要什么事情跟这个沾边，我做起来就特别有劲。」难道他不害怕一次次的遭受折磨吗？对此，他有一句名言：「真正的勇士，就是那些腿打着颤依然向前冲的人。」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胡佳今年2月接受访谈时说的话，其中有很多很精彩的句子。
◎ 右派没有「平反」这个词
我1973年出生，我爸出身富农，妈妈出身资本家。1957年，我父母都成了「右派」，当时我爸是清华大学土木建筑工程系学生，我妈是南开大学化工系学生。
小时候父母两地分居，我跟我爸爸在一起生活，到戈壁滩、酒泉，嘉峪关等这些地方，后来，还跟他去工程兵部队当兵。我那时一年能见一次妈妈，她在河北衡水的一个地方小化工厂工作。
从1957年到1979年，经过22年的颠簸流离，我父母落实政策回到了北京工作，总算聚在一起。
我问过父母，「右派」是不是平反了？他们一起纠正我，右派没有「平反」这个词，就是「摘帽」，他们是「摘帽」右派，中共承认「反右夸大化」，不承认「反右」是错的，「反右」并没有被彻底否定。
我认为，中共应该向他们道歉，甚至跪下来，向他们谢罪！这个社会多少难得敢说真话的精英给打下去了！把我们民族精神的脊梁给打压下去了，这个邪恶不逊于侵华日军！
◎「煽颠罪是这个国家对公民最高的奖赏」
我父母被打成 「右派」之后的50年，2008年3月18日，中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审判我。在有关我的189篇采访文章中，它选了八篇作为我的「罪证」。其中一篇文章里，我称毛泽东是暴君，还引用了陆游的诗。
他们问我，「王师北定」是什么意思？你到底想表达什么？我回答说，我就是想让我父母在有生之年，看到他们没有经历过的一种健康的国家体制，我觉得这是我对父母最大的尽孝，也是我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使命。
只要我生命延续一天，这使命就在我身上。不仅仅是因为我父母曾经遭遇的，也是这个民族很多人都遭遇的，这个事实的存在，是中共把全世界所有黑漆拿来都抹不去的！我来到这个国家，来了就是要还原所有被蒙蔽的历史真相，把奴役的体制，变成一个公平、自由、平等、免于恐惧的体制。
2007年我被抓后关在七处，看到一本叫《禅机》的书，胡平教授写的，里面有关于右派定性的文件，十几条右派「标准」，每一条我都符合！我想我还成了「右派」了！父母是「右派」，我成了右二代。
实际上我是幸运者，有这些经历很好，因为上天让我保持清醒，让我看到了很多事实，中共想用什么话语欺骗洗脑，都没有用了。
在我看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项罪名，是对公民最高的「奖赏」，是历史给你的嘉奖。在一个专制社会，你被控叛国罪，说明你选择对了，说明你是清醒的，说明你敢站出来，说明你不惜付出牺牲的代价，为社会进步做出了推动。
◎「共产党给我们民族都灌了迷魂药了」
安全和自由就是空气中的氧气，缺少氧气必然感到窒息。但安全和自由在中国是最为奇缺的。
我们和朝鲜就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表面上中国似乎没那么极端，没有犬决炮决，实际上中国大陆才是世界最大的监狱。高墙电网，武警站岗，这样的监狱是显形的。普通中国人根本意识不到自己被关在一个隐形的大监狱里。
从你出生在这个国家的那一刻，你就是牢里的人了，你就吃上牢饭了。牢饭很宽泛，包括精神上的牢饭，它给你的东西，是填鸭式灌输。它给你灌输狼奶，灌输仇恨教育，从小就让你觉得我们是正义的，世界其它国家都和我们作对，都想封死我们。你被洗脑，它灌输的东西慢慢渗透你的血液、基因，甚至影响下一代。
我出狱时女儿三岁半，我去给她找幼儿园，那是2011年，中共建党90周年，所有的幼儿园都要飘党旗，要教育童心向党，对两三岁的孩子起步就要进行这个教育。
只要上中国的公立小学，你就必然加入它的政治组织：少年先锋队，你必须带红领巾。教育你必须向强权低头，必须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必须做到不能说真话，要很会来事，要说假话，逢迎话，你必须拍马屁到炉火纯青才能混好，这成了社会生存基本法。
不能不说，共产党的洗脑灌输真是非常成功，它给我们民族都灌了迷魂药了。很多人宁愿做奴隶，觉得明哲保身是高明的，过好小日子就好，保护自己的家庭，不管他人瓦上霜。
在这种社会化监狱里，很多人的现实选择都是因为恐惧。因为如果你不屈从它，你就会被送进监狱里。
◎ 当一个人内心充满善，心胸开阔时，他是幸福的，而且是强大的
我小时候是「黑五类」，小伙伴不多，就自己找找伙伴：飞翔的小鸟，鸣叫的昆虫，水里游的小鱼，蹦跳的青蛙。没有人的伙伴，并不会影响我与万物自然的情感互动，反而我更富足，它们都是我的朋友。
我在1997年皈依(藏传佛教)，但我信仰的起始，应该源于1989年，甚至更早。
我小时候很爱吃肉，妈妈有次炒了一碗酱红色的田鸡腿，就是青蛙腿，我看着好难过，一口都没动。当时十几岁吧，从那时就不想吃肉了。青蛙是我小时候的玩伴啊。到超市，那些卖肉卖海鲜的地方，我都绕着走，那个颜色、味道，都使我想到动物被屠宰前的恐惧和痛苦。
我不杀生，我吃素，也和1989年有关。我体会过子弹飞过头顶的恐惧，知道生命是第一位的，不可侵犯的，不可被剥夺的。
我觉得自己不是那种慧根很好的，也不那么有悟性，但我觉得保持戒律，至少不会变得太坏。
当一个人内心充满善，心胸开阔时，他是幸福的，而且是强大的。我看到一些开车特别霸道的，我会告诉自己，不和他争，不值。你不再计较，你的宽容大度反而有利于别人反省，或者改正。我一直追求这样的境界，我还没有达到，但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一个有幸福感的人，必然是善良的。当然善良中少了正直和勇气，也不叫善良，那是残缺的。
◎ 为我的信仰被如此糟蹋感到难过
上至中国佛协会，下至地方市县一级的佛协会的会长，实际上都是共产党控制的，很多都是披着袈裟的党委书记，他们专权，很富有、很好色。
他们剃度了，披上袈裟了，看了几本经书，就可以讲法了，就成了「佛教师父」了，然后就可以收供养了，明码标价了！很多佛寺都这样，初一烧高香，头一柱香可以卖到四五十万！还有就是做佛事大范围敛财。僧人开着保时捷等豪车，所谓「大和尚」大在那里？大在荷包上。
中国虽然也有些衣服打着补丁修苦行的僧人，那是凤毛鳞角了。好多宗教场所，像碧云寺、卧佛寺等，已经成为经营性企业了！都在旅游局手里边。而且办个宗教场所的许可证，要100多万。
佛教寺庙要收门票，少林寺都股份化了！有科级和尚、处级的和尚、局级的和尚、副部级和尚，什么你是政协委员啦，我是什么啦！我做为佛教徒，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真的为我的信仰感觉难受。
◎ 做为六四的幸存者 我应该做些什么
1989年6月4日上午，那时我家住在朝阳区十里堡，在此之前，我参加过4·27游行，去广场支持过绝食的大哥哥大姐姐。后来和我家附近的112、155总站的司机售票员们，推着那些电车拦阻军车。6月3日夜到6月4日凌晨，路口烧了一个坦克，我们设的路障，就是那些电车，被撞得七扭八歪。
军车好像是沈阳军区过来的，很长的车队，被挡在十里堡铁路桥的东侧。我和一些市民，群情激奋地谴责那些军官士兵，不让他们进入北京城杀人。我记得一个军官的样子，感觉他是团长。他把军服脱了，露出白衬衫，手插在头发里边，很纠结很苦恼的样子。据说他收到的通知是到北京拉练。
警卫员发现事态有可能失控，跳下卡车，立刻拉上枪栓。我们一看，转身撒腿就跑。我听到震耳欲聋的枪声，非常大的，哒哒哒，我们拚命跑，心脏都快从嗓子眼跳出来了！我感觉气流从头顶上飞过，感觉都能把我的脑袋削去一块！
那时我15岁，那真是刻骨铭心，想起来都胆颤，如果那天我死了，我妈妈就是天安门母亲，按照她老右派性格，肯定每年六四她都要纪念的。
我的恐惧，从1989年6月4日那天那一刻，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停止。也许这一次恐惧，让有些人后半辈子变成顺民了。还好，虽然我也害怕，但并没有让我变成一个精神萎靡、匍匐在地的人。做为六四的幸存者，我知道我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 我最幸福的事情还没到来
在我的生命中，尤其在我从事维权工作之后，常常会体验幸福感。但我最幸福的事情还没到来呢。
如果有一天，共产党被宣布解散，军队不再姓共，不再是党卫军，司法真正独立了，所有的人都可以讲真话了，不再恐惧了，不会因为讲了真话就招来警察上门，或者请你「喝茶」，把你直接带走了，那个时候，真的是幸福了。
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包括监视抓捕我的国保，他们也不安全啊，他们也没有幸福感。中国变成法制国家时，我们才真的是最幸福的，我渴望那种感觉的到来，现在想想都觉得有要飞起来的幸福感。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作为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如果我能成为结束中共专政的一份子，下一秒去死，我都觉得值得，都是最幸福的。因为我没有虚度，我做了一个中华民族子孙应该做的。
◎ 最痛苦的是被毒蛇样的政体骗了多年！
中共靠中宣部的谎言来维系政权，它给你造出专门的一个信息网，国民能看到的都是党过滤过的。
了解很多真实的历史后，我最痛苦的就是：我怎么被毒蛇一样的政体骗了那么多年！它偷换概念，扭曲真相，从历史到现实，教科书、文艺宣传全是它包装的谎言！很多人到现在还认为是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基本事实都搞不清哇！
我讨厌毛粉，讨厌自干五，但我越来越生起怜悯，我也曾和他们一样，从出生就喝狼奶长大，到现在都在脱毒！我没有拉黑这种人，我只是在下面评述，告诉他们，毛泽东一生只干对了两件事，第一是他死了，第二是他把儿子送到朝鲜让联合国军队除掉了；我告诉他们接触的都是百分之百的谎言，告诉他们反思。
当然很多人会把我拉黑，没有关系，可以理解，他们已经被脑残了。我们被谎言蒙蔽那么久，共产党从开始就把中共和中国捆绑在一起，许多人不愿意听批评，以为那些批评是针对中国，其实外在的批评都是针对中共的。
我最早被拘禁是2002年12月，原因是我考察爱滋病，给感染者的家庭送募捐的冬衣等，我干坏事了吗？没有。我是做好事，但屈辱从那时就开始了。
从2004年7月，一年365天我家楼下都有通州国保的警察便衣，每天24小时。（未完待续）△
（资料来源大纪元，人民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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