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游行
记者/主持人：韩梅
来源:希望之声 （记者韩梅综合报导）临近“六四”惨案29周年纪念日，当年最接近事件核心的人物——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的鲍彤昨天告诉希望之声记者，他已被中共警方噤声。幸好，毛泽东秘书李锐之女李南央通过美媒刊发的与鲍彤有关“六四”的对话还在连载当中。
鲍彤是“六四”惨案中被中共当局逮捕的最高级别中共官员。在《纽约时报》今天（5月30日）刊载的这段对话中，鲍彤透露，中共给他的罪名是莫须有的，案件处理过程也是不合法的。
在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事实上的中共党魁邓小平的决定下，中共出动据指达30万军力的军队，于1989年6月3日夜进入北京，武力驱离学生及平民，在6月4日凌晨控制了天安门广场并实施清场。过程中大量百姓死于枪口甚至是坦克履带之下，是为“六四”惨案。由于中共官方封口，具体死亡数据模糊，出现3、4千人至上万人多个版本。
反对武力镇压学生的赵紫阳在惨案前夕辞职，后在软禁中度过了人生的最后15年。鲍彤则在惨案发生前被逮捕，并被判处7年监禁。
在今天曝光的这段对话中，鲍彤说，逮捕他并无公文，他是被骗过去的：
“（1989年）5月28号我接到宋平秘书的通知，让我去开政治局会。宋平当时是政治局委员，不是常委，他是‘六四’以后才当的常委。”
“作为政治局常委的秘书，这件事（指政治局开会）我是应该知道的，但是我不知道。作为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的我都不知道有这件事情，你宋平不是常委，怎么知道的？”
“我说我的司机回中南海吃饭了，他说不要紧，我们派个车来接你。一接，把我接到宋平那里去了。”
在见面中，宋平表示要给鲍彤换一个安全的地方。但鲍彤拒绝了。
“送我出来的时候，宋平跟我握手，握得很紧，捏得我都要痛，到这么个程度。他握手握得那么紧就是要告诉我：‘我是奉命办事，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出门就把我抓起来了。”
鲍彤连逮捕令都没有看到，就被送到秦城监狱关押起来。直到两年后的1992年3月，他才被撤销中共中央委员职务、被开除党籍。又过了4个月，他被冠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有期徒刑7年。
鲍彤回忆称，最初中共给他的罪名是在1989年5月17日的一个会议上泄露了“军队即将戒严”这一机密，但他做出否认：“我说：这个罪名不能成立，因为我不知道军队将要戒严，不知道的事情，怎么能泄露？我知道军队戒严是在5月19号，是在电视上听李鹏讲的，要说泄露，是李鹏泄露给我，我才知道的。这下他们没法弄下去了，就把罪名改成了‘泄露了党的机密’——赵紫阳辞职。”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荒谬的罪名也是莫须有的。
鲍彤说：“如果你这样定，不应该是泄露罪，而应该是造谣罪。赵紫阳是在6月23号才被宣布撤职的，我5月17号说他要下台，我请你定我造谣罪。”
“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造谣罪也不能成立。但是李鹏已经在国务院向人大常委的报告中说鲍彤犯了泄露国家机密罪，当然不能改成造谣了，否则国务院的报告就成造谣了。为了圆谎，最后定了个泄露‘赵紫阳要下台’的党的机密罪。”
巧合的是，在外界流传的“六四”历史资料中，有一张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周围游行的照片，上面学生高举的横幅就写道：“学生的罪名‘莫须有’”。中共制造的这场惨案中，受害者不仅有平民百姓，也有试图不再配合迫害民众的中共高官。
鲍彤直到1996年5月才被刑满释放。此后又一直生活在软禁中。
值得一提的是，出狱后的鲍彤民主人权立场更加鲜明，曾发表大量文章并接受外媒采访。
在2000年，他通过中国人权网站发布一封举报信，表示向中共公安部“检举中国境内存在组织严密人数众多经费充裕的非法邪恶组织”，“这个组织以践踏宪法和侵犯人权为宗旨”，对鲍彤夫妇不仅“明目张胆骚扰拘禁”，甚至在北京闹市区将鲍彤夫人打翻在地：
“据我看，他们很像是一个以‘上级高于法律’为特征的非法组织，一个以践踏宪法和人权为宗旨的邪恶组织。”“我这封报警信，是在为宪法报警。”“这个组织确实能量不小，必须认真对待，否则，中国的老百姓，或迟或早，都有可能身受其害”。
他在2001年对台湾《联合报》表示，天安门惨案是极权政治制度的产物，中国要避免“六四”重演，就非改革政治制度不可。
他在2012年对德国之声说：“在毛泽东手里，社会主义是一把刀子，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不管是党外的章伯钧、储安平，还是党内的刘少奇、彭德怀、习仲勋。毛泽东在中国，有权肆无忌惮，有权为所欲为。制度如此腐败，老百姓怎么活？这种制度，不改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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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请注明希望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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