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2日星期三

“热闹与伪装“明批薄熙来,暗讽习近平(高新)

习近平和薄熙来。(AFP)和薄熙来。(AFP)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指着和尚骂秃驴”,中共政权及时识破批胡鞍钢者居心叵测》中已经分析过,从时间顺序上讲,胡鞍钢炮制的“中国赶超论”根本就是在习近平的“三个自信”,更是日后扩大成的“四个自信”出台之前,所以事实上“三个自信”也好,“四个自信“也好,说到底都是源自胡鞍钢早在十八大召开之前即已经取得的”重要学术研究成果“。习近平登基之后胡鞍钢以”国师“自居也是实事求是。所以,“党媒被勒令禁批胡鞍钢“的最直接原因,说穿了就是批胡鞍钢就等于是批习近平,批判胡鞍钢的”论调“就等于是在批判习近平”新思想“的核心支柱”中国梦“和从三到四、颠三倒四的”自信“,是指着和尚骂秃驴。

既然不准批胡鞍钢,那批薄熙来应该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吧?于是,海内外媒体又把关注焦点放到了辽宁地方官媒“东北网”几日前刊登的批薄文章《热闹与伪装》上。

该文的作者署名“倚池阑愁”,文章中写道:第一次听说薄 熙来是在广播里。那是1999年,我随部队在天津执行任务,为期半年。有些日子,同宿舍的战友晚上睡觉前会打开收音机,收听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某个频道每晚连播的《世界上什么事最开心》。这篇由某著名作家捉刀的报告文学,讲述了薄 熙来在大连的一系列“显著政绩”,譬如大搞绿化种下“熙来草”,发展交通建起轻轨,等等。文中的薄 熙来,顶着各种压力阻力,把大量财政资金投入城市建设,打造“渤海明珠”“北方香港”“浪漫之都”,使大连迅速成为著名的国际旅游城市,俨然是一个锐意创新的改革家和实干家,散发着政治明星特有的光芒。

这篇报告文学令我一直觉得有点怪异——那些年,除了央级媒体对孔繁森的报道,我还没见过有媒体如此宣传一位在任的市长。当时有几位在大连工作的战友议论说,这位薄市长一贯爱出风头,可能是升官心切,在给自己造舆论吧!

后来的几年,这位当初的薄市长果然步步高升,从辽宁省长到商务部长再到重庆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高歌猛进的一路上政事家事都引人注目,不失“爱出风头”的本色,正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直到一场轰轰烈烈的“唱红打黑”大戏落幕之后,老婆杀人逼走当初的得力干将,以至东窗事发,终于“眼看他楼坍了”。

反观薄 熙来主政过的地方,总是会留下一番热闹好看。“熙来草”、轻轨、服装节、足球、唱红打黑……着实博人眼球,也着实给人一种“能干事”的印象,但却又让人觉得不那么可靠,有种摇摇欲坠的感觉。譬如斥巨资铺设的轻轨,从大连市中心一直延伸到金石滩旅游区,看似方便快捷,却无法缓解城市堵车之痛,直到十几年后大连市不得不再拿出巨额资金修建地铁,以解燃眉之急——倘若当年直接把修轻轨的钱用作修地铁,又何必后来全城拥堵为地铁工程让路?而据说当年在轻轨与地铁之间,正是薄毅然决然选择了前者,因为“高大上”。

懂得如何取悦他的市民,也许正是薄的聪明之处:喜欢玩,就修一条通往旅游区的轻轨,即使这笔投资无法做到效益最大化;喜欢穿,就以招商引资的名义办服装节,即使本地一些服装厂沦为代工后无力发展自己的品牌;喜欢红歌与广场舞,就搞个唱红打黑,即使他本人的红与黑并不那么清清楚楚泾渭分明……

一切为了政绩,为了面子,为了收买人心,为了飞黄腾达,薄不会承认这些,但尾巴早晚是要露出来的。热闹之后,留下的后遗症与烂摊子总要有人收拾,各种隐藏着的重担也终由不明就里的百姓于不知不觉间承担。当年靠权力扶植起来的企业风光不再,以私利为纽带缔结的联盟也土崩瓦解,曾经的得力干将摇身一变成为自己的掘墓人……权力的游戏者终被游戏终结,闹剧的制造者终在闹剧中退场,妄想成为英雄的伪装者终被撕下面具。

随着薄 熙来从东窗事发到锒铛入狱,他掀起的热闹,已被证明是彻彻底底的伪装,他的思维模式与办事方式,也必将在被唾弃中化为历史的尘埃。

笔者也是因为海外数家中文媒体都转载了这篇文章才给以关注,未等读完就强烈感觉到这位作者分明是在含沙射影、借薄讽习,指桑骂槐、指鸡骂犬, 拐弯抹角、借题发挥,旁敲侧击、意在言外,总之是在指着和尚骂秃驴,明批薄熙来,暗讽习近平。

从中国境内的公开网站上查找了一下,果然是“英雄所见略同”。好几家中国内地网站上都有转帖此文,称赞这位作者“实在是高级黑”,“够水平的高级黑”……。

内地网友认定此文是“高级黑”之后也只敢会心一笑,评论内容也只敢在“高级黑”三个字之后用省略号表示“你懂得”。海外的中文网友当然就可以“畅所欲言”了。“文学城”以《官媒再次痛批薄熙来:竟然取悦民心!》为题转载此文后,引来众多网友跟帖。网友“二舅的跟帖是: 应该是有人在指桑骂槐,明里骂薄,暗中损习。这俩货都背景相似,都是靠老子上位,也都不是啥好东西。估计将来的下场应该也差不多,殊途同归,监狱就是他们的最终归宿。

网友“西门桥也认为该文是 “指桑骂槐”。“官媒是借着批薄熙来,实际是批习近平,习近平根本控制不了全党全国的每一个人。到处都在给习近平使暗绊!”

网友“KM2016”也认为“文章有高级黑的嫌疑。”

网友“Armweak” 发表评论说:“倒是觉得作者明批薄熙来,实际上是在批习包子。你若把薄熙来三个字换成习包子,再隐去那些地名,当今习包子做的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网友“空城之主”的跟帖附和道:“是的。薄熙来那些旧事,不提别人倒也忘了。这时候再说一遍,无非是为抗衡习近平。“

网友“mirror1 “发表评论说:”如果把主语换一下,和现在简直没有什么不同。(薄熙来)起码还没有想到做袁二。

网友“阿米高”跟帖说:“此文要存下来,下次肃清大撒币余毒的时候可以用,需要改动的地方不多。”

笔者数年前曾在本专栏发表《周永康起根儿就是坏人》一文,文中提到关于共产党政权组织人事机制的“负筛选”之说,据说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先生首创,的确是十分形象。早在薄熙来刚刚倒台的时候,中国大陆知名政治异见人士牟传珩先生即撰文说:完全失去权力监督的“社会主义道路”,已经成为中共干部用人机制不断推出薄熙来们负筛选的遮丑布。

笔者记得多年前海外民运还较有影响的时段里,丁学良先生的“负筛选”之说是直接批判中共组织制度的,但在2012年习近平登基前不久,丁学良先生把他的批判矛头对准了早已经解体的前苏共,《负筛选的人事制度——为何遭遇体系性失败之二》一文被《南方周末》刊登之后,引起众多中国大陆境内媒体和网友的高度兴趣。

丁学良先生在文章中说,在苏联考察,强烈认识到苏联体系性失败的另一个基本原因,是它人事制度上的负筛选。1992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我讲了负筛选的众多案例。两年后我读到,苏联学者反省他们的人事制度,得出的是同一个结论,他们用的词叫“逆自然淘汰”。

一个组织或机构无论大小,无论其性质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什么人能进来,进来后安排什么职务,怎么将人淘汰出去,这是人事制度的基本环节。我有个前辈朋友孔先生,在海外做过二十多年管人事的大学副校长。他说中文的“人事制度”这四个字绝顶聪明——没人就做不成事;选错用错了人,一定会把事搞烂。

苏共和苏联政府是一个超级大组织。对于人员是正向筛选还是逆向筛选,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这个组织的整体效能乃至生命力。

我在这方面学习研究达到的认识是:执政不久,苏共的负筛选人事体制逐步形成。它建立后,虽然有少数领导人想扭转,却大势所趋,没能改变方向。结局便是,这个世界上最老的执政共产党解体时,没多少人出来救,大多数成员都要把它当作“脏衣服”扔掉。

几十年里形成的负筛选人事制度,导致体制中很少有理想主义者和独立见解的能人。有理想主义、真能干的人,都被排斥在外,因为他们被视为具有威胁性。

苏联的人事制度把极为丰沛的人才资源筛选出局,只让三四流的人员管理一个庞然大国,日新月异的局面自然是出不来的,只能一步步走向衰亡。

乍听上去,丁学良先生的文章内容似在总结苏共政权垮台的经验教训,但谁都看得明白,他文中所说的前苏共的“负筛选人事体制“也正是中共政权的组织人事现状,而且中共政权在”负筛选“的问题上比它的苏共老大哥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就是因为丁学良先生用这种”指鸡骂狗“的方式,他的”负筛选“说不但可以堂而皇之地登陆中国内地,而且还一度被多家官方媒体大加渲染。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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