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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中共筹备一大，负责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来上海开会的是李达和李汉俊，信（通知书）写得很平常，大致是暑期放假，某知名教授来沪召开学术会议，敬请贵方派两名代表于七月初来上海法租界蒲柏路女子学校报道。（原件失存）
这几封信是通过邮局分别寄送全国，就算被查到也不露破绽，而收到的人自然了然于胸。
开幕式在蒲柏路女子学校举行，学生放假了，比较安全，校内也可以住人，张国焘，李达，李汉俊，陈公博不住校内。
当时正值假期，学生放假，食堂当然也关门了，出门吃饭很容易暴露，不安全。于是临时将会址改到了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继续开，楼下客厅，楼下锅灶，有酒有菜，不用出门即可用餐。
会议进行到第七天，有陌生人来这楼探东探西，大家马上就撤了，转移到了嘉兴南湖，直到最终结束，一个扭转中国历史进程的神秘组织成立了。
这时期，组织部下发的党员人数月统计表名称是“同学调查表”，校名（地方党组织）男生，女生（党员性别）工读生（工人党员）农科生（农民党员）兵科生（军队党员）文科生（知识分子党员）还有正式生，旁听生等。
总之，这时保密工作已经开展，但不是很严格，也没有专门机构。四•一二大屠杀一下子杀得上海党员人头滚滚，也与此工作疏松有很大关系。
第二阶段的情报工作是在痛定思痛中被逼了出来，专业程度和人员之精干比四•一二之前不知要高要哪里去了。
特科是在白色恐怖的背景下产生的，主要任务是收集，送递情报，营救同志，反特锄奸，建立电台网等。
要把情报及时送出，没有交通员是不可能完成的。交通员又分内埠和外埠， 内外不能串岗。
内埠交通员负责城市内部联系，有交通员就必有交通站。特科的交通站选址很讲究，必须是码头或车站附处，一地两处，分常用和备用，交通员则单线联系。
1927年10月，中央机关秘密重返上海， 特科之上，还有一个秘密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一般是是中共中央名义发文下达，但有时也以秘密工作委员会名义下发文件，那么这种文件就极其重要。1929年3月28日周恩来签发的《秘密技术工作规定》就是这样一件文件，其中讲到，特工的“生存守则”：
一，在沪中央各机关必须分区域隐蔽居住（一区域一部）像中共中央秘书处当时在同孚路柏德里，那么同级机关决不能跟它在同一里弄里并存。工作人员住处必须以在机关附近居住。
二，如何找房子？
1，必须杂居在上海市民阶层中，决不能临街显眼，最好是要绕十几个弯才能到达，自已都可能迷路的地方，暗探们也很难顺利进来。与邻居家要有砖墙相隔，确保外人看不到，听不到屋内动静。要有后门，退路越多越好。
2，现代人租房一般都是房东明里暗里问你情况，而情报人员则相反。租房前要先摸清房东政治态度和从事职业。这个以前闹过笑话，有中共要员把房子租到了国民党大员的空余宅子里。
3，入住后，房内布置不能脱离民众，祖先牌位，烧香拜佛，贴驱鬼符，挂字画，端年吃粽子，过年放炮，敬神一样不能少。
4，重要情报人员家庭化，像余则成那种已经进到敌人内部，混得不错的，老婆孩子也必须想办法配齐，条件再好一些的可以配佣人，娘姨，看门人。至少在交际时不会被人生疑。
三，生活符合身份。
秘密人员一般都有公开职业掩护，否则，租房第一步时，保人就很难找。职业则最好根据成员的气质，相貌，学识来定，这一点是绝对要服从组织安排。
扮演的社会角色富或贫，由组织决定。不同的社会角色，下拔的经费也不相同。
而且要扮啥像啥，会计，得会记帐，打算盘。小买卖人，得知道商品行情，价格。厨子，得会做菜。演不好，命就没了。做情报工作这行，没有心慈手软的，也不允许心慈手软。
四，文件保存
能烧则烧，不能烧的一定要发挥想像力把它藏好。后来中央有了专业保管文件的机构，所有绝密档案都归纳集中到那里保管，叫中央档案库，市区，市郊各一个，最机密所在。
五，不得将联系的人名，地名，住址，门牌，通讯方式记录在一张纸上，实在记不住的，要分开记，比如，袜子写上人名，帽子写个地名，内衣写个门牌。需不需要记这跟人的记忆力有关系，像周恩来，顾顺章一般都是记在脑子里，几百号人也轻轻松松。
六，不允许写日记
这条规定也决定后来中共先辈的日记几乎没有，只有谢觉哉有一本零零落落的。现在说什么发现的谁谁谁日记，都是假的，因为这是不允许的。老蒋那边则比较爱写日记。
七，情报传递
1，不能用书包，更不准把信封放在口袋中。要与商品或货物混在一起。
2，接头取情报，最好是上级找下级。
八，发报，书写。
1，当地中共秘密电台网还没建立，只能上邮局发电报。明码电报急需发出时，必须使用隐语。比如缺人手就说“母病危，速归”（先约定）；要经费，就可以说“买家具一套XXX大洋，请速汇。
2，秘密书写有三宝，牛奶米汤碘酒。后来统一使用化学药水，A类书写，B类涂显。
九，甩掉跟踪。
上街不能和同志打招呼，这极度危险。因为国民党特务一旦抓到中共情报人员，会把他带到最热闹的街口，站在显眼处。一来，让他认人，认一个抓一个。二来，就是让一些没经验又相熟的同志跑来打招呼，谁要是一看到这位同志，跑来问寒问暖，直接带走。
十，假口供。
万一被抓 ，在营救人员还未前来时，每位同志都有一套背熟的假口供，相关人员之间必须事先传阅记熟，其它人不能知道。谁要是出了事，外面的人员一旦探听到这份假口供，就能判断他还没有叛变，抓紧营救。
各地交通站是整个情报网的重要支点，每个交通站是否安全，关系到很多人的生死问题，那么如何能得知各个站点的情况呢？派人巡视？不可能。
于是就制定了一套报平安制度。每月底，各交通站发明码电报报一切安好，
有紧急情况，立刻发报。统一为六字真言”婚丧病逃委家“
婚，“婚约已解”则说明交通站有危险。
丧，“父丧速归”指接头点有问题。
病，指负责人有问题。
逃，“店员卷逃”，指经费不符。
委，“委状已下”指交通员有问题。
家，“某日归家”指机关被破坏。
事关绝大多数情报人员安危的核心机密就是中共中央档案库。
当时上海有两处，一处在市内（周恩来负责），一处在郊区（顾顺章负责）。周恩来不知道顾顺章档案库的具体位置，反过来也一样。
为什么要有中央档案库？
这些档案文件里包括所有共匪成员多个小组的花名册！
这样就必须对重要文件的保管做出规定。1927年4月18日，中共以上海区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关于搜集过去文件存底问题的通知》以此确定了具体措施。
一，将文件藏于信所屋脊梁柱上，包以同色牛皮纸。
二，将文件藏于竹筒或铁管内。
三，藏于屋间夹壁中。
四，藏于亲友家中，前提是亲友不知是文件，只说贵重物品。
五，与显眼杂货一起堆放，如货品仓库。
这些方法都很有效，但不是长久之计。因为文件一多，必须得有个统一存放的地方。
中共文件的密级统一规定是周恩来在1931年1月确定的，分公开，普密，机密，绝密四级。
公开：宣言，传单类。
普密：与共产国际及国民党的往来普通电文。
机密：指示，决议。
绝密：高层会议纪录，有争议内容，军事计划。
还有很多分类和制度细化。
1931年时，中共中央必须永久保存的文件达一万多件，宪兵，特务，侦探，巡捕时常会出来搜查，散存各个机关不是明智之举，那么就得集中保管。
保管地要绝对安全，绝密所在，绝无闪失，收集工作实际上在1929年就开始在做，1931年初才建了总库。分为“文，组，宣，毛”四种代号。
文：就是原来的中央秘书处所保管文件。
组：中组部。
宣：宣传部（特科）
毛：就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因为中共私下称之为老毛子。
之所以建库紧急，因为当时上海临时中央局秘书处曾被一锅端，数箱文件被搜走，按图索骥，造成过重大伤亡。
建库后，存放的文件按密级分6类，在这基础上再分成13部。13部从A到M。比如，M是政治局会议纪录，J，是特科文件，L是烈士留存材料。
所有文件不能有空白边角，大字的必须誉抄成蝇头小楷。剪和抄的人员，由周恩来定名单，他选了陈为人，韩慧英，韩慧如，陈惠英，李沫英五人。
这是两库中的一个，还有一个由顾顺章在郊外设立，人选也由顾顺章定。
周恩来掌握的这一部份，奇迹般完好保存到了解放。
顾顺章这一部份，由于他的叛变，完全没有相关资料细节。
这些档案是核心中的核心，无价之宝。顾顺章被捕招供时，说了很多，但档案库根本没有提及。他打算是想留着当本钱，无论是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有余地可谈。因为除了他之外，连周恩来也不知道具体位置和人手。此外，负责档案库的都是顾顺章亲信中的亲信，甚至是至亲，不说也是顾顺章觉得对这些人更好，不愿意这些人被连累。
周恩来手下的五人小组，是一男四女，组长是陈为人。
陈为人：湖南江华县人，1899年生。1920年入团，随后入党。
1923的出席中共三大。
1927年任满洲临时省委书记。
1929年与谢觉哉等负责中共机关刊物。
1931年初，接受重任，管理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
韩慧英是他妻子，韩慧如是小姨子，陈惠英，李沫英对外身份为女佣。
五人小组不参于党其它任务，只负责档案库整理保管。而且只能由韩慧英与中央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张唯一联系，张唯一与周恩来单线联系。
顾顺章掌控的这个档案库，是枚原子弹。从钱壮飞截获电文，到中共转移时，其实中共是能侦知到顾是否招了这个特大机密，他起初没招，但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侯会招。
顾顺章弃暗投明后，顾家被共匪特科灭门，真正原因就是顾手里的这个档案库，当时特科首长（周恩来）判断顾顺章会让亲人去整理保管这个档案库，就像陈为人的小组一样。
但那天夜里锄奸队什么也问不出来，放了这些人，冒的风险相当于等天塌了。最后决定灭口，而放过小孩，因为顾不可能把这事交给小孩。
实际上，特科对顾的行事作风判断没有错，他的确是交给了亲人管理，就是他的岳父张阿桃（单线联系），管理人是心腹龚阿根。
陈庚前往顾离开上海前住过的最后一所房子搜查，曾找到一封写着“顾令岳”收的未发信。但没有收件地址，当时也没有猜到是顾的岳父代号。
中央档案库的地点
先说陈为人这一组，他们的地点在上海小沙渡路（现在的西康路康定路口）合兴坊15号。档案放在三楼阁楼里的夹壁墙中，他做到了无论是测量还是敲击，都很难发现这夹壁。但四月份就放弃了这个地方，因为顾出事了。
平时他是个富有的竹木行大老板，一男四女住三层小楼，生活乐无边，别人看了不要太眼红哦，韩慧英在培民小学教书，身份毫无破绽。白天，他出门谈生意，晚上才开始剪，抄，理，藏的工作。还要写索引，编目录，他身体就是在这时累垮的。
天有不测风云，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处又被一锅端了，1935年2年，与周恩来单线联系的张唯一被捕，韩慧英毫不知情的来与他联系，也被带走。
两人临死都没有招供，而陈为人为了安全起见，与其它三名女同志连夜将档案转移到一个临时存放点。
但接下的麻烦就来了，因为是单线联系，而且两个联系人全被捕了。陈为人无法找到组织，周恩来这边也无法找到陈为人，只知道东西是安全的。
陈为人手里的经费全部花在寻找组织上面，以谈生意为名跑遍上海，不久就穷困潦倒，又担心妻子安危，一病不起。
最后共匪党组织找到了他，重新建了档案库，1937年3月陈为人病死在档案前。
再说顾顺章这一边，1931年初顾建立了档案库，4月24日他在武汉街头演魔术时被认出被捕，25日就向警备司令夏斗寅告密，供出湖南湖北的党和军队机关，到南京后向徐恩曾供出五大情报，向忠发（但向的被捕与顾的告发没关系，恽代英是因顾的情报被抓的）、周恩来、瞿秋白三人的住所，中央秘书处，特科机关。
钱壮飞将顾顺章叛变这一惊天消息，告知李克农并转告周恩来后，顾未必知道这个档案库在哪里，但周恩来心细，当晚就派张唯一带人直奔陈为人处，将档案转移到了金陵中路顺昌里一户备用小楼中。
顾顺章虽然招了很多，但档案库作为一张王牌，他留着没说（也许他想投奔戴笠），徐恩曾只给了他一个侦缉队长的名义职务， 并暗中监视。虽然生活相当不错，但顾顺章以他在中共的地位， 显然看不上眼。
他的心思忖度，常人很难去猜测，半年之后，他决定放弃与国民党作这笔交易，如果这时再报告，中统会如何看他？交回给共匪？共匪会放过这个害了无数同志的叛徒吗？还不如一烧了之，一了百了。
他的档案库建在虹口唐山路肖家公馆的佣人房中，而他对特科的同志却说建在郊区，这也是陈庚等人一直找不到档案库的原因，完全被误导了。
顾顺章在接到任务前，就已安插岳父张阿桃在这里当佣人，档案就藏在佣人房内的石板底下，这个小工程，龚阿根完成得很到位。
至于顾顺章小组的具体情况，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线索，49年后也拼不齐。1931年11月，顾顺章趁着为岳父张阿桃奔丧的机会，化妆潜回上海。联系上龚阿根，让他趁夜去将石板下的档案取出，付之一炬。档案库顾顺章最终一把火烧了，整个心路历程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后人无法去猜测，但他的出发点应当是保护自已。
顾顺章后娶的妻子张永琴知道不少内情，在后来凤凰卫视的采访中披露了一些事实。
via 共匪刚成立时中央档案库秘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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