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明报
2018年8月6日,深圳市坪山区燕子岭派出所外的佳士科技公司工厂工人举行示威活动(路透社)
扰攘超过3个月的深圳佳士科技公司工运及声援运动上周五(24日)遭警方清场,50多人被带走。有份参与声援团的A同学接受本报电话访问时,称收到被捕者告知,他们被软禁在当地一间小学。新华社及《南方都市报》前晚发布“维权事件背后”的报道,均指工人受境外非政府组织(NGO)煽动,对行为感后悔。但A同学称,声援团一开始曾想与合法NGO合作,但这些NGO“害怕政府,拒绝加入”,而声援团并无与境外NGO联络。
上周五清晨5时,警察破门进入声援团学生及部分工友暂住的、位于惠州接近深圳边界的住宅单位。网上流传片段可见,大批防暴警察手持盾牌,带走现场50多名学生及工人。据团体“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透露,被捕者包括北京大学毕业生岳昕、北大“后勤工人调研报告”发起人展振振、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严梓豪、前佳士员工余凯龙等。新华社和《南方都市报》同日晚上分别发表题为“深圳佳士公司工人‘维权’事件的背后”及“深圳佳士‘维权’事件调查”文章。
新华社指参与者认错 未提“毛左”
新华社指出,NGO“打工者中心”成员付×国煽动佳士工友余浚聪、刘鹏华、米久平等人,多次与警方冲突。付×国在微信群组内募捐、转发煽动性文字、教唆与事件无关成员到场围观,炒热事件。新华社指,“打工者中心”未在国内注册,营运开支由境外NGO“劳动力”资助。据本报记者登入“劳动力”官方网页,其为香港注册、关注内地劳工的团体。《南方都市报》则报道,米久平向警方供称,有人指点他们喊口号、演讲,又教他们在派出所门口手挽手组成人牆等的技巧。新华社又指,余浚聪感到后悔,“认识到自己错误”,称“闹事员工过激的行为违反了国家的法律”,不应该到派出所示威、冲击国家机关。内地传媒的报道均未提及学生声援团,也未提到有内地“毛派”人士到场支持(见另稿)。
A同学:合法NGO怕惹麻烦拒加入
接受本报电话访问的A同学是一名大学生,在事件爆发后有份联署,本月8日到深圳加入声援团,但清场时他刚好离开深圳,逃过一劫。他称,24日清场当天傍晚6时收到被捕学生短讯,称被软禁在坪山新区坑梓中心小学,但不清楚是否已经转移。他反驳新华社的“煽动”说法,指学生和工人都是自发参与,声援团一开始希望已注册的劳工组织加入,“但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愿意加入,因为害怕地方政府找他们麻烦”。A同学认为新华社“编造故事”,利用“境外势力参与”掩盖工人被工厂压榨、剥削等的事,虽然新华社曾採访声援学生及工人,但报道刻意忽略学生,“欺骗国内读新闻的人”。
批官媒掩盖工人被压榨
A同学表示,工人及学生希望成立“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能与资方平衡的工会”,他强调是“工人当家作主的工会”。他还说现时不感到害怕,“正义在声援团”,但担心被捕工人受到酷刑对待或被定罪,也怕同学被秘密关押、失去人身自由。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事件缘起于深圳佳士科技工厂工人不满公司超时加班、严苛罚款、欠缴公积金(类似于强积金)等行为,希望组织工会保护权益。内地《工会法》规定,所有工会的成立都必须报上一级工会批准,且一间工厂或公司只能成立一个合法工会。今年5月,数名工人开始筹建工会,向坪山区总工会投诉佳士及申请成立工会,不过佳士公司在6月抢先宣布工会已成立。工人代表余浚聪、刘鹏华、米久平5月起先后遭解僱,事件引起各地支持工人运动的学生关注,故成立声援团。
内媒噤声新华社率先报道
深圳佳士工人抗争月馀,受宣传禁令所限的内地传媒一直不见报道,最先“打破沉默”的是官方新华社,在8月24日清场当晚即发表题为“深圳佳士公司工人”维权“事件的背后”一文。Twitter账号“佳士工人声援团”22日曾称,21日接受了新华社记者採访,“记者表示,将如实向高层反映此事”,声援团当时表示欢迎。
直接定性事件 被批舆论审判
近年内地当局处理影响较大的维权事件时,往往会透过新华社发布事件“真相”、“背后”、“透视”,直接对事件定性,称当事人认错,有时还有其他传媒配合报道或发表评论,包括录製认错短片,批评者认为是“舆论审判”、“未审先判”。2015年底,广东多间劳工NGO被取缔,新华社发表〈揭开“工运之星”光环的背后〉一文,将涉事NGO定义为“长期接受境外资助的非法组织”。在“709”维权律师案件和近期独立评论人陈杰人被捕案中,亦有类似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过往新华社发稿多在涉事人员被公安正式拘捕后、首次出庭受审前,但深圳警方至今仍未通报8月24日的行动中是何人被捕、涉及什麽罪名,新华社和《南方都市报》网站当晚已经发稿。
学者:“毛左”声援失社会同情
发生在A股上市公司深圳佳士的维权事件,缘起于工人为自身权益筹备工会却遭资方打压,后来的发展则远远超出这间製造焊割及电子设备的工厂本身。同情劳工、要求社会公平的左翼大学生和“毛左”(拥护已故中共领袖毛泽东、信仰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人士到现场参与,更有全球逾百学者参与联署;而官方新华社的文章则指“西方非政府组织(NGO)”、“境外组织”介入,但隻字不提“左”派,仅称事件“通过互联网特别是境外网站持续发酵,不少工人、学生、网民被裹挟其中,舆情迅速升温”。
组工会成趋势超越福利诉求
长期研究内地劳工议题的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毅一直关注佳士事件,亦有份参与联署,她对本报称,“境外势力”没有可能介入今次事件,工人是为应对厂方违反内地《劳动法》的行为而自发组织工会,希望透过谈判调解劳资矛盾,而且跟足相关法例和规定,先到上级单位坪山区总工会登记并获同意,并非“西方式的独立工会”,仍受制于官方的区总工会,儘管如此,工厂仍不愿接纳,意图用厂方控制的工会取而代之。
潘毅表示,佳士事件的一大特点是工人在政治上的醒悟,提出自主筹建工会这一政治诉求,不同于过往工人维权多为追讨欠薪、提高工资和福利、工伤赔偿等经济利益问题。根据潘毅观察,内地近年出现工友透过组织工会维权的趋势,且有成功案例,她强调这趋势抑制不了,亦会有“下一个佳士”出现。
香港NGO“中国劳工通讯”本月发布的〈中国工人运动观察报告2015-2017〉也显示,工人集体行动的发展势头趋于强劲,正从珠三角、长三角等向内陆省份扩展,组织性也大大提高。
毛像作“挡箭牌”以示与中共一致
对于左派介入,潘毅指出,佳士工人较为接受,很多“毛左”人士是下岗工人,双方有共同语言。但她认为“左派骑劫工运”的说法“太夸张”,左翼学生和“毛左”一方面真心信仰毛泽东思想,试图摸索“真正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利用毛泽东像、共产党话语(如“团结就是力量”)加强自身合法性,以此为“挡箭牌”。
北京政治评论员章立凡亦对本报指出,左派这套做法早有传统,在八九民运中,工人也是举起毛像去声援学生,以表明其诉求与中共的主张一致,以此作为“护身符”和“政治武器”。知名左派组织“乌有之乡”亦有成员参与,章立凡说,这些组织背后有一批退休高官,当局或认为打击“毛左”不利维稳,所以新华社没有提及。章亦称,维权人士没有提及结社自由等基本人权,而“毛左”声援亦令事件失去很多社会同情,弱化了运动。
via 佳士工运官媒直接定性 学者:“毛左”声援失社会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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