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到因为胡启立先生病危住院引发的的新闻报道中重新炒出了“胡启立在过去10多年，一直呼吁中共重新评价1989年的六四事件“的传闻，但据笔者从与胡启立先生走得很近的人士得到的反馈是”完全没有可信度“。其实只从逻辑上判断，“复出”后从副部长到正部长，再到江泽民提议，李鹏及其他众常委均同意的前提下出任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如此安排的大前提怎么可能是胡启立“一直呼吁重新评价六四事件”？
事件上，恰恰是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这三任总书记均不再纠缠胡启立在1989年“所犯的错误”，而胡启立至少也必须做到避谈“六四”，才会有他胡启立连任三届宋庆龄基金会主席，直到2016年底才以87岁高龄退休的特殊安排。
在中共政坛里，这个宋庆龄基金会是个非常重要的“人民团体和慈善公益机构”，用胡启立文章中的话说：“邓小平同志亲自担任宋庆龄基金会名誉主席，许多著名的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担任会里的领导职务”。
如何想象他胡启立想起来就“呼吁”一下“重新评价六四”，而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还能允许他连任三届这个基金会的主席？
这个基金会从成立之始即确定了主席职务由退位的副国级领导人出任，第一任是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康克清，第二任是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黄华，第三任是连任三届的胡启立，他的继任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家瑞。
值得一提的是黄华是2001年把基金会主席职务交给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胡启立的，当时的黄华是87岁高龄，接下来的胡启立也是在这一职位上坐到87岁，由此也可以说明即使是最左的习近平上台之后，他胡启立也没有被政治清算，直到完成第三届任期，在理事会换届大会上正常交班。如此下场的大前提毫无疑问是他胡启立再没有过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言行。
当然，有外界的好事者臆测胡启立“一直呼吁中共重新评价六四”的依据当然是他的胡启立在六四镇压决策之当口的勇敢表现和因此而被当时的“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给以政治处罚。而胡启立肯定是没有在自己“政治复出”之后主动在“六四评价”问题上和“党中央”过不去，并不等于他胡启立在“六四”问题上主动认错了。事实上无论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也包括如今的习近平，在对待“六四”的问题上采取的态度都是尽可能回避和淡化。
笔者在上篇文章里已经介绍到了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还通过了《关於召开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在次年即一九八七年十月召开中共十三大。接着邓小平便指定由赵紫阳主持十三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指定由薄一波主持十三大的人事安排(当时邓小平是中顾委主任,薄一波是中顾委第一副主任)。至此，胡耀邦已经开始被架空。至于日后外界所传说的胡启立在倒胡过程中召开的所谓“党内民主生活会“上痛批胡耀邦，令胡耀邦伤心欲绝的说法，与事实相距甚远，对胡启立非常不公平。
二十多年前笔者在撰写相关文章中曾经引述了一位被采访者的话，这位被采访者曾经是中共体制内的活跃人士之一，如今已经不再人世。他当年对笔者讲的“故事”是： 在那个给党的总书记罗织罪名的所谓“党内民主生活会”上,“畅所欲言”者主要有薄一波、彭真、赵紫阳、吴学谦和胡启立。因为吴学谦和胡启立都曾是胡耀邦力主提拔的接班人，所以胡耀邦在听了他们两人的批判发言后，惊谔之余，当场失声痛哭。
日后笔者再采访其他人，特别是专门就那个“生活会”的许多传闻求教过当年来美国受邀讲学的李锐先生和胡绩伟先生，才知道对于胡启立和胡耀邦关系的离间传闻可能都是因为邓力群故意使坏导致党内外对胡启立在“倒胡”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多有诟病。
胡耀邦下台后没有几天，曾忠实执行胡耀邦政治开明路线的中宣部长朱厚泽下台。由党内保守派理论家、书记处书记邓力群主持中宣部全体干部会,宣布朱厚泽被免职的“中央政治局决定”。
为了达到搞臭胡耀邦的目，,邓力群在会上特别详细地传达了胡耀邦在“民主生活会”上的检讨内容,并强调胡启立也在会上做了深刻检查。这样也就捎带着把胡启立也臭了一下。当时从组织分工上，主持书记常务工作的胡启立是邓力群的上级。
当年另一位被采访者是曾经在胡启立手工作过的体制内人士，他的说法是:胡启立本人当时是在胡耀邦直接领导下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所以他在“民主生活会”上的发言主要是以自我检讨为主，并没有说太多对胡耀邦不利的话。胡启立自己也对手下人说过，他在那个生活会上没有可能不发言，但他自己的发言内容首先是检讨了自己主持书记处常务工作期间对小平同志关于反对自由化的指示没能及时贯彻落实，把小平要他自己向胡耀邦转达的必须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指示虽然及时转达了，但耀邦同志没有积极落实，自己作为书记处的分管人也同样负有责任。
按照李锐先生在胡耀邦去世前十天与胡耀邦长谈的记录内容，虽然涉及到了胡启立，但恰恰不是因为胡启立在“生活会”上“批判”了他，而是解释自己和胡启立的关系完全被陈云一派保守派们误会了。
胡耀邦的原话是：“胡启立是小平看中的，问过我两次，第三次又问，才讲定的。此事中央都知道。外面说法很多，说我用团中央干部。小平保了李雪峰。有许多重大人事决定都是邓定的，都误会到我的头上。如廖志高调离福建，马文瑞调离陕西，胡启立调中央，等等。”
回顾到此，李锐先生在他相关文章里加了如下一段说明：一九八六年北戴河会议后，关于十三大的人事安排也听到一些传闻。年尾的顾委支部会上，就有对耀邦说长道短乃至攻击的言辞了，如”搞青红帮”之类（用青年团干部和红卫兵）。一九八七年一月，”生活会”之变，我并不感到意外。
笔者在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李锐先生所说的“搞青红帮”是王震最先发难的。青年团干部指的是当时的胡启立和王兆国，“红”是借文革中的“红卫兵”之名，形容胡耀邦重用了文革中的“造反派”。但事实上全部被胡耀邦一度看中过的“造反派”只有当时中央党校的笔杆子之一阮铭。此人在文革之初确实是中宣部的“造反派”是中宣部文革委員会主任。
按照维基百科的记载：这期间阮铭以极左面目出现，迫害知识分子。曾在《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攻击钱伟长、马琦等“右派”知识分子，并在尚未定论之前率先宣布王蒙是“右派”。文革初期他以《鲁迅文集》的某个注释有问题为由，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攻击周扬。卡玛·亨顿（Carma Hinton）的纪录片《天安门》里有当年阮铭身佩大红袖标，主持万人批斗大会的特写镜头。
不好解释当时的胡耀邦怎么就在中央党校一度器重过阮铭，但把阮铭和胡启立并列为胡耀邦重用的人，对胡启立真的是太不公平。
按照李锐先生的回忆，当时的“生活会”发言人真正令胡耀邦感觉被出卖的是当时在中纪委被陈云重用的王鹤寿。“在延安时，同陶铸、王鹤寿关系好，曾被称为是‘桃园三结义’。耀邦曾对鹤寿讲过一些心里话，在”生活会”上被王鹤寿揭发了，非常伤心。”
李锐先生日后记录下来的与胡耀邦最后一次谈话的内容还有：一九八七年一月这样的“生活会”）这是完全意外突然的。原以为辞职书送上去后，事情就结束了。（“生活会”上）薄一波的开场白是很一般化的，要大家各自谈谈，相互之间有什么意见，从耀邦开始。第一个放炮的是余秋里。邓力群讲了五六个小时。没有想到要这样批倒批臭。早知如此，就不写辞职呈了。
当时作检讨，是为了照顾大局，为了保证一批干部（也为了保证这个家，是他同别人谈到的）。就是这次“生活会”也是专门布置的。习仲勋先不知道，一进会场见到这个态势，就大发脾气：这样重要的会为什么预先不告知。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那个“生活会”上胡启立以“自我批评”为主的发言内容被邓力群扭曲之后又被外界以讹传讹，丑化了胡启立。同时习仲勋当时的一句“这样的会为什么预先不告知”则是被一心要美化习仲勋的人添枝加叶，演义成“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重演'逼宫'场戏吗？” 习仲勋拍着桌子说：“这不正常！生活会上不能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是违反党的原则的。”
据笔者考证，演义出这一段的始作俑者是林牧先生。笔者十分敬重林牧先生，但他在回忆习仲勋的文章中所写的“逼宫”内容，确实是没有依据的，这是其一。其二，按照李锐先生的说法，如果当时的习仲勋果真如此大胆直言，就不可能还有退居二线后被邓小平和陈云同意安排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而且是常务副委员长的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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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丑化胡启立和赞美习仲勋的传言都不真实----为胡启立说句公道话（二）（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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