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文革时受到冲击。（Public Domain）
笔者曾在今年初播出和刊登的《习近平欲把“十年文革浩劫”改为“十年艰辛探索”？》一文中分析和判断说：既然当年毛泽东是靠一纸“历史问题决议”奠定自己的核心地位，邓小平又是靠一纸“历史问题决议”开创了中共政权的“第二次历史飞跃”，那么已经把自己拔高为“新时代领路人”的习近平自然就有义务，有使命为他之前的“旧时代”做一历史性的总结。所以笔者也认为今年内匆忙出台“习氏历史问题决议”的可能性不大，但最终出台只是时间问题。既然邓小平所做的第二份历史问题决议是一份阶段性的“历史问题”的决议，即从时间角度只涵盖第一份历史决议产生之后—-即所谓“建国以后”，所以未来的习近平也东施效颦，搞出一份“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可能性较大。如此一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所有内容，无论是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革，还是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都无需涉及。以习近平上台迄今五年多来的言论和行动为依据，但即使这样，对党的两位“犯了错误”的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评价内容绝对是不可能回避的。相信未来肯定会出台的“习氏历史问题决议”中，一定会会“旗帜鲜明”地把改革开放和八九镇压并列为邓小平为中共政权所立下的最重要的两大功绩！当然，利令智昏的习近平直接搞出一份“关于建党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如果是这样，那么仅从重评文革的角度，习近平真是有可能把对文革的贬义评价“十年文革浩劫”改为中性的甚若是肯定性的评价，比如“十年艰辛探索”之类的说法。
果不其然，虽然习近平版“历史问题决议”还没有出台，但习近平版“历史教科书”已经把原先教科书当中的有关“文革”的专门的一章“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缩水为新教科书6段话，放在题为“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的一章中。
数日前自由亚洲播出和刊登和《中共修改中学历史教科书 缘从何来？》一文，介绍了今年9月9日，是毛泽东去世42周年忌日，中国网民赫然发现，中国八年级历史教科书下册正式出版，毛泽东再度成为一个没有错误的伟大领袖……。
此前的相关内容是：“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
此段如今被修改为：“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世界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中前进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此，他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想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起来。”
自由亚洲《中共修改中学历史教科书 缘从何来？》一文中说：令许多观察家和中国公众感到不安的是，在文革期间长大成年的习近平，似乎对文革情有独钟。
一个多月前笔者在本专栏的《赞美文革是向总书记政治看齐的自觉表现！》一文中引述北美《世界日报》的社论内容：特别是习近平上任后。虽然中共中央没有否定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但习近平对中共“前后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之说，为另类解释“决议”提供了广阔空间。习近平将文革等灾难称为“探索性的失误”，言下之意，那不是制度问题，只是政策失误而已。
笔者当时的结论是：“上有钟情，下有土壤”，一语中的，标题即是社论主题的简练而又精确的概括！所以，李彬赞美文革的文章也好，演讲也好，都是在与习近平总书记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而已！
按照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的分析：从习近平和他周边高级顾问的视角来看，他们是在用他们所最熟悉的话语和思维方式，来看中国的历史和未来。而这些人最大的悲剧就在于，他们整个思想的形成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贫乏也是最野蛮的时期。
“他们基本上都出生在50年代，这批人的意识、思维和世界观，一方面反映出有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就是他受了迫害成了时代的一个牺牲品，可是他只能理解那个时代他的生命的意义，只能在那个时代的框架下，来解释他生存的价值。所以他对那个时代的荒诞，反而有一种依恋。因此他表现出的任何行为和思想，只能是那个时代的结果，而不能超越那个时代。就像马克思讲的，我们可以改造历史，但我们不能脱离现状来改造历史。就像我们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超越地球一样。其实习近平和他周边的这些人，就反映出了这样一个历史的悲剧。”
正如夏明教授所分析的那样，最早怂恿习近平为“文革”翻案，第一个把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粉饰为“艰辛探索”的“习近平周边的高级顾问”，前中国社会科学常务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李慎明就在他的《 说毛泽东时期一无是处 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一文中写道：“笔者在20世纪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曾吃过草籽和榆树皮等，但笔者认为，我们审视历史，决不能简单地站在个人得失立场，必须跳出个人局限，站在人民和历史乃至站在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去观察问题，方可能得到事物的真谛与本质。不能在毛泽东时代自己曾经饿过几天肚子，过了几年穷日子，就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时期前27年的艰辛奋斗与后30多年的改革开放割裂甚至对立起来……”
前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普林斯顿高研院访问学者裴毅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发表观点说：中共修改历史教科书，淡化文革灾难的目的在于将中共的邪恶历史打造成“伟光正”，用于欺骗年青的中国人。习近平虽然在文革中曾遭受迫害，但文革的毒素已经侵入他的血脉，使他成为毛泽东的红卫兵。
一位叫朱仕强的网友在此份采访报道的后面跟帖说：“后面都是上海帮王沪宁师爷的坏主意，只许他家上海人闷声发大财，其他人回去过文革苦日子，全党９５％答应吗？”
其实，王沪宁虽然至今仍然还是习近平的首席“高级顾问”，但说服习近平一上台就为“文革”翻案，为毛泽东“恢复名誉”，帮助习近平完成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之“理论”的恰恰不是王沪宁，而是当年由王震正师级少将秘书转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明。
事件的起因是习近平被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人安排进入政治局常委等待接班的前一年，2011年年底，李慎明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发表了上《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府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相关思考》，题目太长，之后发表在其他媒体时改成《文化大革命与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起源》。文中的“精华”内容主要是：毛泽东对党和政权有可能改变颜色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也在逐渐加深对此问题的认识；毛泽东担心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权变质并可能导致亡党亡国悲剧的思想已经在苏东得到验证，这提醒我们有必要高度重视抵御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防止党和政权变质；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为指导我们党、军队和国家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
李慎明文章中的原话是：“（毛泽东为发动‘文革’）提出的理论观点、采取的各种办法与措施，应该说都是为推进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这一重大战略进行曲折探索中的失误。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为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探索和实践中付出的代价，是我们党在探索和实践中交纳的‘学费’，是我们党拥有的另一种形式的很可宝贵的‘财富’。那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权力之争’，是毛泽东‘人品问题’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毛泽东在早年就说过：‘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毛泽东一生中，有判断和斗争的失误，但都‘无私人之争’，而是‘主义之争’。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也有感情用事的时候。但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毛泽东的伟大让我们世世代代崇敬；毛泽东不是神，但也绝不是普通的人，绝不是常人甚至是一般伟人所能企及的。我们党和毛泽东个人所犯的错误，有的是在探索和认识真理的过程中很难避免的，有的属于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个人可以避免的失误。对这些错误，我们一方面应引以为鉴、力戒重犯；另一方面，也不应过分苛求于领袖个人。世界上从来没有不犯错误的人……”
对照一下习近平上台之后的一系列相关内容的讲话就不难发现，李慎明的如上“论点”都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思想”中的一部分。
这位李慎明因为年龄原因已经不再继续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但退而不休，本月上旬还发表了“忆主席”的短文。有人认为中共教育部历史教科书“修改小组”应该是由李慎明牵头。而事实上无论李慎明是否直接出面，他的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伟大动机来掩盖该运动灾难结局的目的已经被教科书修改的直接执笔人用“客观描述”的形式精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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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王震的少将秘书说服习近平“为毛主席恢复名誉”（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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