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的习近平（右）。（Public Domain）
在本专栏上次的《习近平曾陪母亲代父向王震负荆请罪》一文中已经介绍了关心中国政坛时势的人士大概都知道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一直是被中国大陆之“境外”媒体认为为共政坛上的“开明派”代表人物之一，对他褒扬的程度甚至不亚于对胡耀邦的溢美。特别是习近平上台践行一系列极左方针和路线政策之后，为批判和否定习近平的需要，习仲勋当年的所谓“一生反左” 更是被高度肯定。
五年前笔者在《谁说习仲勋历史上从未整过人？》、《习近平有意回避老父生前的反左历史》两篇文章中曾介绍过毛泽东去世之后习仲勋为尽快实现复出工作的愿望违心地同意了夫人齐心“请王震帮忙捎话给中央”（其实是捎话给邓小平）的建议，求见成功时齐心自然是先要代夫表达一番对当年在新疆问题上“错整王震同志”愧疚甚至是悔罪之情……
但如今笔者从网上搜索到的更多来自于中共党方党史文献的内容，特别是直到习近平登基并进入他权力鼎盛阶段后仍然还可以继续在中国内地的知名网站上继续张贴的相关文章中介绍的却是习仲勋对当年“错整王震“是发自内心的忏悔，而且特别当面向王震表示了他的“无比自责”之情。而王震那里则是“大人不见小人怪” 。
习仲勋复出不久被安排到广东省工作后，在与“历史问题”毫不相干的广东省干部会议上，居然主动回顾起自己当年“在新疆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口口声声“我反过王震同志，反对错了，他不计前嫌，赤诚待人”。接下来王震受邓小平之托“到广东看看”，习仲勋和他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无比诚恳的道歉：“过去整你整错了”，终于换来了王震的一句“已经解决的问题，不用再提它了。”
笔者所搜集到的当年习仲勋以“毛主席的党员”名义为争取“恢复组织生活”派夫子偕子女“进京上访”的回忆文章中有不同的说法，其中之一是当时的习仲勋夫人齐心求见王震无门，便想出仿效古人“拦轿申冤”的主意。
众所周知，当今习近平政权认定的对其“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之一就是一波又一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冤民上访”。按照史书的记载，封建皇朝时代的所谓“告御状”是白话表达，在当时的“法律术语”上应该是“京控”，很有点象如今令习近平常常为之“寝食难安”的冤民上访。民间戏曲中出现某个含冤女子跪拦高级官员的轿子申冤，其实是“违法行为”，因为当年从从隋代开始，统治者就确立了严格的逐级告状制度。意思是“法律纠纷”必须经县、郡、州、中央省部逐级上告，越过一级就算“越诉”。在辉煌灿烂的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当年的“拦轿申冤”，叫做“邀车驾”，属于“越诉”。所以如今中共政权要求地方各级政权对进京上访人员进行逐级“截访”，“不择手段，不惜代价”把“访民”截堵在京城之外的“阶级斗争手段”本来就是中华民族伟大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六年前登基之后，随着冤民群体上访危机日益严重，特别是“老兵”群体上访事件的成倍增加，统治当局的“截访”手段和措施也变本加厉。显然是为了讽刺如今的中共执政者尚不如当年的封建皇帝有器量，一篇标题为《古代的“上访”制度：拦轿申冤受笞刑》的文章引发众多读者会心一笑。
该文章介绍说，中国历史上的明朝晚期，每一朝皇帝都会出台对“京控”的新政策。当时通过自残告状的人并不少，明朝统治者也并不顾惜，这些规定都被清朝所继承。清朝规定，上访者只可敲设于都察院和步军统领衙门之外的“鸣冤鼓”，但不允许“邀车驾直诉”。“邀车驾起诉”，就是如今的“截车喊冤”。
当时的统治者不希望臣民有强烈的权利意识而去打官司。然而，封建统治者要向臣民显现“青天”形象，让人相信问题出在地方官员身上，皇帝还是英明的，所以要给臣民一个“来京上访”的合法渠道。“告御状”，本身还有着德政的寓意，是一种底层百姓的政治寄托。从效果看，“京控”也是中央政府控制地方，皇帝控制官员的政治手段。所以，在“京控”问题上，并非人们所想象的，皇帝从始至终都严格限制。比如，嘉庆帝即位之后，出于政治手腕也罢，励精图治也罢，反正一改其父乾隆帝的政策，表示要“勤求民隐”，不许官员限制百姓“京控”，甚至称自己有时间的话会审阅每起“京控案”的卷宗。
该文章介绍说：但当年的地方官员则不同，他们一心“息讼”，乃至“压讼”，甚至不惜截拿。有的截拿，是被控告的地方豪绅在路上抢走“京控”者的盘缠，阻止其“京控”，但地方豪绅显然与地方官员有勾结。有的就是地方官员派差人截拿“上访者”。比如清末的东南漕运系统中，地方官员甚至养着打手“专殴控漕之人”，使得东南办漕之民，控告无门，又进一步激起民变。
显然，如今的习近平所日夜担心的问题之一就是肯定是由他钦自下令各级地方官员才敢大胆实施的“截访”手段随时可以会导致“官逼民反”的恶果。
回过头来再说习近平一家当年“拦轿申冤”或者说是“邀车驾直诉”的故事。
著名左派网站之一《中红网》2015年刊登出署名“延安南泥湾农场马杰”的文章《王震和习仲勋的故事》，文章中先是回顾了中共延安时代“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习仲勋和王震并肩战斗的故事，继而就是如下一段：习仲勋女儿习桥桥口述：记得那是1979（？此处应为1977年之误）年下半年，我带着爸爸的信去求见王震伯伯。因为没有门路，联系不上，我就壮着胆子，去王震伯伯家门口等着，打算拦他的车。王震伯伯下了车，我向他介绍说：我是习仲勋的女儿，我爸爸曾经对我说过，让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找您……
而笔者听说过的故事明显是有“演义”的成份在内，说的是当时的齐心打听到王震的处住之后，率领习桥桥和习近平姐弟早早“埋伏”在王震乘“大红旗”车的必经之路，眼睛不近视的习近平远远望见王震的座驾急驶而来，三人立刻冲到马路中间，齐心居中，习桥桥和习近平姐弟一左一右齐齐下跪，三人拉起一条白被单，上面有习近平亲笔手书几个大字：“习仲勋家属求见王震同志”…….
演义归演义，揶揄归揶揄，但基本事实还是有的，那就是当今圣上习近平一家当年居然也有过”进京上访“、”截轿申冤“悲惨经历。
说到习近平政权当今日益残酷的拦截甚至镇压上访冤民一事，笔者还想起如今习近平在安排掌控京城的政治亲信蔡奇的“清除低端人口“其实也和习近平的”文革“经历有关。
在网上能够查找到署名彭小明的文章《习近平文革经历考》，该文的引言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学统编教材已经将有关文革历史的叙述作了根本性修改，涉及毛泽东错误的文革动机，把错误一词删去。并且把这场持续十一年、祸患全国城乡各族人民的浩劫改称为艰辛探索跌宕起伏的曲折发展的一段时期。这种轻描淡写的笔触已经完全不同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关于文革是“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地发动和领导的浩劫”的历史结论。在文革受害者尚还健在的今天，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党政领导集团已经公然改削教科书，否定历史性决议，习近平的头脑里到底有什么文革印象？当年全国各族人民在苦难中煎熬挣扎，他和他的笔杆子头脑中的文革则是另一回事。国内外各种吹捧习近平生活经历的文章铺天盖地，我们不妨去伪存真，做一番严谨的筛选和分析。
文章中说，1953年出生的习近平因为年齿尚幼，文革之前的所有惨烈政治运动他基本不会有印象。与之同龄的青少年一般应有一点三年特大饥荒的饥饿难耐食不果腹的印象；但是因为当时北京和各省市高干家庭都有相应的营养特供。习仲勋在 1962年离开副总理职位，内部处分，仍保留公职，没有被逮捕关押，而且被周恩来一再叮嘱“不要想不开（自杀）”。他被安排到中央党校西宫所“学习”（接受审查）。习近平母亲齐心本来就在党校工作，实际上夫妇同在党校。到文革前夕的1965年，习仲勋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出任副厂长。这家工厂不是一般的地方单位，而是河南省重要的国营大厂。习仲勋当然不太会干预具体事务，不过是降级挂职，反省审查，拿一份干薪而已。但是名义上仍然是高干（十三级，刚够高干最低一级），他的子女依然留住北京，属于高干子女。文革从横扫牛鬼蛇神（打击地富反坏右）转入打击走资派的时候，习家才遭受冲击，抄家并扫地出门，迁出东城区交道口的四合院。这是给习近平少年时代留下印象的首次冲击。但是这次冲击并不严重，因为时间已晚于扫四旧的疯狂高潮，高潮中约有十万家庭被阖家赶出街巷，押解农村落户。而习近平一家远非如此凄惨；他们被安排搬入了中央党校，到习近平母亲工作的的地方居住。在党校里面当然已经没有高干宿舍的电话和秘书、警卫员，但是衣食住行还是基本正常的。比起老舍、陈梦家等名人、一些资本家和小业主家庭，红卫兵用皮带打人、用开水烫人，许多人当场被打死等的悲惨下场，习近平一家尚属幸运。
如上访问中还根据根据“习近平传记“的介绍，说是习近平曾经受过文革打击。例如曾经被关押，出逃以后，母亲齐心竟也不敢收留，主动将他送返关押地点，而且还在批斗大会上挂牌批斗，甚至有枪毙一百次都够格的说法（估计是因为骂毛）。
现实的可能只是，习近平本人也有参与联动的过激行动，高呼反对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口号，坚持血统论的某些言论，高干子弟要掌权，红色恐怖万岁，乃至跟造反派学生发生肢体冲突……。毕竟当时抓捕联动的对象全部是高干家庭的子弟，毫无劣迹的人，而且看上去就是未成年人，一般是不会抓捕的。抓捕是在江青、周恩来、陈伯达商议之后，甚至是毛本人首肯之后执行的。而且执行的不是地方上的公安局，而是国务院公安部出动的干警队伍。被捕关押之后，再查出原来是文革前已经揪出的反党集团人物（黑帮）习仲勋的孩子，倒是会作为典型被列举上报，虽然尚未成年，也会挑出来搞一回批斗。习近平的过激言行，他的母亲齐心应该是知晓的，所以他逃回家里，母亲也不敢收留，仍把他送回关押地点。
但笔者读到过的其他回忆文章则说“文革“开始后习近平是”远离是非“，借”革命大串联“之际，外出”免费旅游“去了。他当年的同学聂卫平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
至于习近平当年“曾经被关押“的经历，起因也不是他参加过当时的所谓红卫兵组织”联动“，搞过”打砸抢“，而是他被迫下乡插队不久逃回北京被当成”盲流“关进了”收容所“。而所谓”母亲齐心也不敢收留“也是拍马屁者的演义，事实是，当时所有被逼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临行前都是要被注销城市户口的，也就是说当时的习近平从踏上“热烈欢送北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西去列车开始，他的北京城市户口就已经变成了陕西延安地区的农村户口了。如此一来，无论是他习近平还是其他被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到原来所在城市里搞不好就会被当地公安当成“盲流”关进收容所一段时间后，集中遣送“原籍”。这里的“籍”是指的“户籍”，即本人当时的户口所在地。
这里说的“盲流”在北京还被具体为“外地盲流”，还真不是中国大陆著名喜剧演员黄宏所戏谑的“跟流氓差不多”。详细的介绍内容，留待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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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当今圣上习近平青年时代的“外地盲流”和“拦轿上访”经历（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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