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闻禁网新闻: 王尚一：华为黑幕大起底

日期：2014年4月18日原标题：教你看透华为
作者：王尚一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

一

华为是中国产业链品牌的集中体现，在华为迅猛扩张的背后是它更加依靠中共体制。在国际市场上，任何一个源于发达国家的高科技品牌，都有强大的独创技术系统做支持。倪光南领导联想期间主持研发程控交换机，尽管初期研发出的机器较为简陋性能也一般，但是已经轻易超过华为，这说明华为从开始就缺乏适当的技术研发能力。因此，华为必须通过非正当手段弥补技术上的弱项。

在早期国内市场，华为采取的变相贿赂手段，以系统化的投机取巧方式对电信局进行攻关和设备销售。就像盖楼打地基，每个企业早期的发展都是其未来发展的基础，华为在后来进行企业运营模式的建设，都基于这样投机取巧的基础。随着华为的发展，其手段更加丰富更加系统，最终形成完整的操作模式。

华为的基础运营模式可以总结为：华为=血汗工厂（劣质低价和投机取巧销售方式）+ 卖方信贷（依靠体制贷款）+旁氏集资（内部虚拟股权），华为产业链就建立在这个运营模式基础之上，华为的业务扩张得益于这个模式的支持，而未来也将因为这个模式而覆灭。

在世界网络设备商中，思科是是行业第一，华为是行业第二。思科2013财年（结束于2013年7月27日）营业收入为486亿美元，利润为109亿美元。利润率为22.4%；根据华为公布的数字，2013年（结束于2013年12月31日）收入为2390亿元人民币（395亿美元），利润为291亿人民币（48亿美元），利润率为12.2%。财务表现上，华为的总收入距离思科仅20%左右，而利润差距巨大。

利润是企业运营的目标，也是最敏感最脆弱的部分。思科能够拥有网络设备行业最高的营业收入和利润，关键在于拥有系统的技术专利和专有技术机密，以及产业链整合与全球系统竞争。通过各种技术应用，思科将价格较低的硬件组合起来然后卖出非常高的价格。产品毛利率高的好处是，保障企业的利润，控制呆坏账损失，既保障员工收入也给供应商更大的利益空间和安全保障，进而保住思科作为产业链龙头的地位。

根据glassdoor的数据，思科的软件工程师年薪在69k-155k美元之间。不过，在思科在宣布创纪录的利润之后，立即预测未来收入减少，并且裁员4000人以节约成本。在2014财年的二季度（结束于2014年1月27日），思科面临美国对各国窃听门的重大打击，华为等公司的价格战压力以及市场整体放缓，其业绩表现大幅下降。其中，预估（尚未审计）的营业收入为112亿美元，比前一年同期下降将近8%（降幅为10亿美元左右）；而产品毛利率下降到58.8%，比前一年同期下降2%（也就是设备销售中将近6成的价格都是毛利率）。而两个看上去较小的数字相结合，导致公司二季度纯利润下降55%，降到14亿美元（降幅为17亿美元）。

这几个数字表明：在营收增长变成营收下降的转型期，思科这样的产业链品牌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利润的降幅（17亿美元）比营收的降幅（10亿美元）还多，因为转型涉及到整个产业链调整和瘦身，其投入的总成本相对更多，也就是总收入虽然已经减少但是总成本还在增加。从管理的角度，很多企业在从营收增长转向衰落时，因为没有及时进行转型、对转型准备不足或者缺乏转型能力，结果导致企业因为资金链断裂而突然倒闭，思科的主动瘦身是未雨绸缪。

而华为的血汗工厂模式表现在产品附加值低员工收入低供应商利润低。华为缺乏系统的核心技术，大量软件都是抄袭/仿制技术。华为申请了众多专利技术，但是基本没有核心专利主要是利益不大的边缘专利。而且，华为的关键硬件从欧美核心技术供应商手中采购，硬件成本难以下降。在市场销售过程中，华为因为缺乏系统核心技术只能按照低质低价的方法，也就是典型的血汗工厂加价方法进行销售。如果将华为产品组装后的整机价减去零部件采购价，其产品毛利率比思科低得多甚至很多是赔本买卖。

华为的血汗工厂模式意味着三方面问题：1.员工收入低。如果不考虑奖金分红，一位本科毕业、在华为工作3-5年的普通软件工程师的年薪往往在70-80k人民币左右，这个数字只是思科低级软件工程师的1/6，也就是说华为中低层员工的收入基本上10年没涨。如果不考虑奖金分红，华为的员工收入从过去属于行业内的中高年薪，到目前已经处于非常低的水平。

2.工作时间长，员工的血汗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华为的管理模式是典型的外行领导内行，工作缺乏效率和能力。为了保持外行的领导地位，外行反复实施企业内部洗脑，就是以所谓的勤能补拙的方式，也就是更辛苦地工作以低智商的方式面对高智商的竞争。另外，公司通过各种考核方式，逼迫底层员工无故加班还得不到相应的回报。

3.华为将供应商也捆绑在低利润高风险的战车上。由于华为的产品毛利率低，因此在高价购买外国核心零部件后不可能给其它供应商很好的交易条件，华为的供应商系统主要在国内（包括台商），华为的供应商也大都以血汗工厂的方式运营，都属于血汗工厂系统。有些供应商的员工配合华为到非洲工作，生活条件是非人的，收入则甚至比不上非洲人。而且，华为的业务属于高风险业务，而华为还将风险转嫁给供应商，如果华为的业务出了问题供应商必须一起承担部分损失。

二

在过去5年，华为的“（营收）增产（利润）不增收”真实的反映出自杀式增长的实际状况。从前面所述系统行为可以看出，即使华为在严控各种开支对员工和供应商极为苛刻，华为的表现仍然越来越差。

根据华为（新公布、按照新方法计算）的财务数据，其各年利润率为，2012年营业收入为2202亿元，利润为206亿元，利润率为9.4%，2011年营业收入为2039亿元，利润为188亿元，利润率为9.2%、2010年营业收入为1825亿元，利润为318亿元，利润率为17.4%、2009年营业收入为1466亿元，利润为228亿元，利润率为15.5%。将华为在2013年的利润率相对2012和2011年有所提高，可能与思科遭遇窃听门后华为能够得到更多的中高端市场份额产品毛利提高有关。但即使这样，华为在2013年的2390亿元销售额和291亿元利润，与2010年相比，销售收入增长了31%，但是利润总额降低9.3%。如果对IT硬件行业比较了解就会知道，这种销售持续增长而利润率和利润总额降低的状况，属于极为危险的增长，甚至可以将其定义为自杀型增长。

企业自杀式增长的意思是，在营收增长的过程中走向自我灭亡。按道理，企业的唯一目标是利润，而营收增长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提高利润。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最好的情况是能够在不提高营业额同时实现利润增长。例如，被称为日本战后经营四圣之一的稻盛和夫创建京瓷，坚持高利润的发展方向让京瓷成为日本利润率最高的企业之一，受到业界广泛赞誉。2010年，日本政府请出已退休的78岁稻盛和夫重出江湖拯救已经破产的日航。稻盛和夫一人到日航用了400多天，以原日航三分之二的规模创造了原日航四分之三的营业收入，并且创造了1884亿日元的利润（日航破产前一年的亏损是1800亿日元）。

这种小规模稳定营收和高利润是所有企业追求的目标，因为企业整体规模越小营收越稳定利润越高，面对营收下降时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越强，也就是更有能力进行转型。在公布2013年财年的极高利润后，思科立即宣布大量裁员，原因就是看到未来营收下降就立即开始进行规模化瘦身，不养任何闲人以达到员工人均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平衡，承受营收下降带来的冲击。

而华为则采取相反的模式，不考虑利润率和利润总额，为了营收增长而不遗余力还持续扩大规模。这种模式的结果是越大越虚弱，就像一个因饥饿而浮肿的人，表面皮肤光亮但实际是注水的结果，内在机体组织因为失去养分而已经遭到严重损害，这种情况导致的后果是华为缺乏基本的抗风险能力。在具体的运营环节中，不论华为的中低层员工还是供应商，已经长期收入停滞才能够保持华为的利润。而一旦总营收下降，华为没有任何可以降低成本的手段，因此随时会陷入巨额亏损，进而引发整个品牌产业链的解体。

自杀式增长反映在市场上，就是华为在争抢订单时采取“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自杀式销售定价。为了实现营收增长防止因为营收减少而陷入困境，华为进行咄咄逼人的市场竞争策略。这个策略的核心是，即使不赚钱甚至亏损也要把订单拿下。即使在某些国家的市场中，只有华为和中兴两家竞标，华为都要凶狠杀价，将利益留给外国客户，而不是与中兴进行温和竞争双方分享市场利润。

为什么华为完全不顾本国同行的利益，宁可让外国人得利也坚决进行同行杀价竞争？这种表面上自杀式报价的背后，可能就是华为时刻感觉自己在危机边缘，而且华为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完全不考虑周围的人，也可以践踏一切社会关系。这种方式，可能就是华为一直倡导的“狼性文化”，为了争抢食物而极其凶狠，已经完全丧失人性，即使是同伴也要进行撕咬。在撕咬的同时，华为已经完全忽略了，自己在破坏市场伤害他人同时也在毁灭自己。从这个角度，华为的增长模式，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一样，都是在越做越大的过程中走向自我灭亡。

在改革开放早期，中国丝绸在世界属于中档织物，受到西方市场的广泛认可,但是随后各个外贸公司在出口的过程中相互杀价，从中档织物一直杀到地摊货的价格。地摊货的价格想赚钱必然降低到地摊货的质量，最后中国丝绸的牌子完全被砸掉。中国血汗工厂在竞争的过程中也采取同样的方式，为了争夺订单而相互杀价，最后走向共同灭亡。而华为则在中国的IT业树立了另外一个血汗工厂，以自杀式销售破坏整个市场，自己赚的越来越少的同时让其他人没钱赚。

三

华为的扩张不仅仅依靠自杀式的价格竞争，还依靠体制的力量，实施卖方贷款的模式。根据华为提供的数据，其2013年国际市场收入占到总营收的65%，也就是2300亿元的将近三分之二。需要明确的是，在国际市场中，华为除了进行低价竞争之外，还依靠卖方贷款模式，以此获得订单。卖方信贷是同时涉及到实体和金融机构贷款的销售模式，因此比低销售本身复杂的多，而国际市场的卖方信贷更加复杂。

华为进行卖方信贷的意思是，当华为卖设备给外国客户时，客户本身并没有钱或者客户不想出钱。这时候，华为给外国客户提供担保，来自中国的银行（尤其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国开行）出现了，对外国客户进行贷款而且利率相当优惠，让外国客户买华为的设备，外国客户在未来分期还给中国的银行。

08年金融危机之后，市场信贷利率极低，有实力的客户主要选择按照施工和服务合同付款。而选择卖方信贷的客户，大都是高风险客户。在互联网泡沫期间，加拿大北电网络曾经大规模推行卖方信贷，赊账给购买者，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电信设备商。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一部分购买者破产，北电也因此被拖垮，后来干脆不复存在。

在国际市场中，高风险不仅仅是客户不还钱的风险，还存在客户所在国的汇率风险。例如，2010年，巴西最大固话运营商Tele Norte Leste Participacoes采购网络设备时，华为中标。因为国开行提供7年期贷款年息4%，而当时巴西国内借贷的平均年利率是5.99%。从巴西运营商的角度，傻瓜才不选择华为的条件。问题是，当巴西运营商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之后，国开行开始承担长期的风险。随着美国QE逐渐退出，巴西货币雷亚尔在2014年前开始显着贬值。即使这样，2014年1月，巴西的贸易逆差创出41亿美元的新高，意味着未来雷亚尔还可能继续大幅贬值，这种贬值的风险都由国开行承担。

另外，华为在开拓非洲业务时，由于非洲的货币和客户信誉接近0（除南非之外），也就是接近完全不可靠。这些客户没有钱还希望购买设备，因此由华为提供卖方贷款。华为参与的卖方信贷，往往涉及到中国和非洲当地的国家利益交易-或者叫做战略协议。这种贷款的实质是资源开采权，也就是中国的银行给非洲国家出钱买华为的设备，非洲国家让中国开采资源还贷款。通过卖方信贷的方式，华为与中国体制的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

当华为与体制捆绑后，就成为体制经济的延伸，但是自身完全陷入低利润循环。华为通过卖方信贷进行海外市场开拓的结果是高风险低收益，几乎确定要面对大规模坏账损失。按照卖方信贷的规则，当风险导致坏账发生后，结果是中国的银行直接遭受损失。如果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银行遭受损失后，直接向担保的华为进行索赔，华为要补齐银行损失的额度。华为本身就是低价销售利润微薄，被追索巨额债务的结果必然是破产。

因此，华为配合的银行主要来自于中国，而且必然是政策性银行也就是不考虑还款的银行，国开行给华为大量的额度。华为通过项目运作，替体制实现更宏观的利益目的。反过来，如果卖方信贷出问题，体制不对华为进行债务追索。从这个角度，华为与体制的捆绑，比大多数地方国企的政府背景更强。

所以，当华为在美国国会做听证的时候，其管理人员表现如中国官员或者国企一样的做派，加上华为企业内部高层的军方背景和党委组织，因此北美市场对华为基本关闭，欧洲市场则是有限开放。

由于华为难以进入发达国家，主要客户群体只能被限制在穷国。穷国的特点是价格优先且经常需要贿赂。华为只能以低价捆绑卖方信贷抢生意，因此处于设备毛利润率低和坏账风险高的两重境况中。由于穷国随时可能发生各种问题使施工的过程充满变数，所以华为的供应商在赚取微薄利润情况下也承担诸多风险。业务模式上，华为陷入“穷国市场-体制支持-穷国市场”的低价循环难以自拔。

华为的自杀式增长给自己制造了两个死亡陷阱：
第一，在日益饱和的市场中竞争。华为主营业务的行业是电信设备和网络设备，这两种设备技术难度都不高且技术更新相对缓慢，因此慢慢处于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在2000年前，华为依靠任正非主导的走偏门式的市场推广以及李一男极强的学习模仿能力进行仿制式竞争，实现了华为营收高增长和较高利润的黄金时期。但是随着技术日益普及技术门槛降低竞争者增加，华为开始面临越来越饱和的市场。华为到落后进行市场开拓扩大了市场空间，延缓了市场饱和的到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落后国家中相对富裕的国家也基本饱和，华为开始深入拓展穷国市场。

随着华为市场开拓的深入，华为的业务越来越表现出边际收益递减的特点，就是业务的风险越来越高而收益越来越低。而且，不论华为如何想方设法消灭竞争对手尽最大努力实施扩张，其增长总有一个限度。当市场过度饱和后，华为在过去的增长越快越大，未来的营收减少的程度也越严重。

对于华为来说，更致命的打击是，整个网络设备行业开始进入重大转型期。按照思科的定义，就是从互联网经济阶段向互联网浸入式体验阶段和全方位互联网整合阶段逐级升级的转型。华为的思维能力仍然仅仅停留在设备上，缺乏对消费者需求和企业需求的基本认知，更别说与互联网和无线网结合的客户需求。因此，在新的转型方向中，华为已经无力进行模仿也无法跟随。从传统市场过度饱和以及无法追上未来市场方向的角度看，华为已经从自杀式增长期开始进入绝望期，随时面临营收大幅下滑的境地。

第二，体制减少对华为的支持，对华为的影响更加直接和致命。进入2014年后，由于中国内部经济已经进入巨变期，体制随时可能减少对华为的支持，一旦体制对华为的支持减少，华为无法实施卖方信贷销售，直接面对的问题就是营收大幅下降。

前期体制减少对华为的支持可能出于两个原因：1.体制自身资金紧张,不得不减少对华为的（信贷）资金支持。体制在有钱的时候拥有大量外汇，可以用来向外撒钱也可以支持华为，而随着体制缺钱，尤其是如果美元开始大量回流，体制外汇储备将快速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体制不会再给华为的客户以慷慨的卖方信贷条件，华为的业务量也将因之骤减。

2.中国经济失速，对自然资源需求减少。在经济增长时期，中共体制越来越有钱但是担心自然资源匮乏，因此体制花大价钱到世界各地购买和开发自然资源。华为在落后国家进行招投标和施工的过程中，与本国和当地政府和官员建立关系，而这些关系对于中国进入落后国家获得相应的资源开采权，经常起到推动作用。

从大方向的角度，体制不做赔本买卖，中共体制之所以给华为大量的卖方信贷，因为华为能够在当地为中共体制开拓道路，帮助实施资源开采或者采购。而且，对华为的卖方贷款额度，往往也记入对落后国家进行资源开发的账上。因此，中国体制虽然给华为大量的贷款，但是在总经济账上并不亏。

问题在于，从2014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突然失去支持。各地房地产建筑业大量停工，实体经济明显减产。如果这样的局面持续，中国对于各种资源的需求将急剧萎缩。在这样的情况下，体制担心的不是没有自然资源，而是难以赚到钱，接下来体制会更关注省钱而不是更注重买资源。因此，随着中国经济急速冷却，体制会因为客观上钱开始紧张主观上钱要节约着用而导致对华为的贷款支持减少，所以华为的销售将直接面临大幅下降的风险。由于中国经济变化已经非常快，华为营收下降的风险也在急剧扩大。

四

华为最脆弱的部分是，通过大规模内部集资形成典型的庞氏骗局。在中共体制与华为的关系中，虽然华为帮助体制进行国际扩张，体制也用贷款额度支持华为；但是体制对华为的支持是有条件有限度的，所以无法满足华为对于资金的需求。自杀式增长的特点是，在发展扩张的时候，需要的资金量越来越大。同时，由于自杀式增长的利润极低，满足不了资金需求，因此必然采取债务扩张的模式。

债务扩张就是企业的业务发展规模越大相应的债务也越多。债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显性债务，二是隐性债务。显性债务是从资产负债表上能够看到的债务金额。隐性债务则是资产负债表上看不到，但是届时会发生作用的部分。例如，卖方信贷就是隐性负债，华为给客户担保，客户进行偿还。如果客户自然偿还，华为看上去跟信贷没有关系；但是一旦客户无法偿还华为作为担保方就得偿还，这时候就等于有了债务。

在华为通过卖方信贷进行扩张的过程中，这种隐性债务一直在积累。其中，虽然一部分通过国家政策已经解决，但是还有一部分比如处于敞口部分，就是华为可能随时因为客户违约而进行赔偿。在隐性债务部分，华为不仅在外部承担大量的债务，甚至对内部都进行大量的借债。对内部的债务不仅影响到大多数员工的财富，也令华为变得脆弱。

虚拟股权是华为内部债务的集中体现。在沉重的资金压力下，华为以虚拟股权的名义从员工手中进行大规模的集资。虚拟股权的概念是，华为从员工手中集资给员工假的股权，然后员工能够从假的股权中获得收益。需要说明的是，真正的股权表示对企业的实际占有，对于公司发展有决定性的话语权，同时享受公司运营获得的利润或者承担亏损；而虚拟股权并不对公司的财产形成占有，也不对公司运营有话语权，具体的利益就是分红。

在公司运营的过程中，真实股权和虚拟股权的差别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例如，任正非掌握公司决策权其女儿掌控财务大权，等于两个人关起门来决定公司的所有事务。即使子女通过掌控一些采购环节，依附华为而吸血员工也只能漠视。而如果员工持有的是公司的真正股权，必然要让决策者与财务总监相分离，而且通过股东监事会严密监控，防止决策者与财务总监合谋，防止这种大权独揽的情况发生，更不可能让大量吸血的情况发生。

因此，虚拟股权看上去像是期权，通过高额的分红让员工感觉到自身的福利得到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华为的员工往往会忽略一个关键的问题，虚拟股权实质上是集资，而虚拟股权分红也是虚幻的福利。

虚拟股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华为自杀式增长的状况。最初，虚拟股权属于华为的福利而且当慷慨。2000年李一男离开华为的时候，将虚拟股权换到了1000多万人民币，拿这个钱建立港湾开始与华为展开竞争。在这个阶段，华为的虚拟股权是授予式的，类似于西方科技公司的股权分配。只不过，当时华为还很小，没法上市，因此通过这个方式提前进行股权分配，当上市后员工能够得到股权。在早期能够得到虚拟股权的员工（一般是工号10000号之内），随着华为的增长，虚拟股权的分红和定价都得到增长。不少人因此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但是，随着拥有虚拟股权的人越来越多，也就是食利阶层规模越来越大，后进入公司的人能够得到的虚拟股权越来越少。2008年，华为开始推行购买虚拟股权的政策，也就是让员工开始花钱购买这些虚假的股票。而购买的这些虚拟股票是没有任何财产基础，不受到任何保护的概念。在开始购买虚拟股权的阶段，由于每年的分红高，因此3年内往往就能够收回成本。这时候，虽然已经有了集资的性质，但是由于虚拟股分红高，其集资性质并不太明显。而2010年之后入职的员工，开始面对明显集资性质的虚拟股权。

在整体上，由于华为的利润状况显着恶化，分红的比例持续降低。例如，到2013年，每股虚拟股定价是5.66，而分红则是1.41。或者说，如果按照这个分红水平，不考虑利息的因素，需要4年才能收回投资。纵观虚拟股从1990年代到2014年的变化可以看出，华为员工得到的综合福利越来越少，实质上从福利变成集资。

虚拟股分红的变化，让华为实质上开始蜕变成为具有传销和庞氏骗局的系统。其中，虚拟股分红与个人奖励代表着传销性质，而虚拟股对应的企业利润及现金流则反映出旁氏骗局。从华为的概念上，虚拟股分红成为员工奖金福利的主要来源，员工通过优厚的分红得到福利。但是，对于进入企业少于3年或者时运不济的员工，这种福利事实上是虚假的福利。因为，当一个员工需要付出5元以上买虚拟股的时候，这时候属于集资性质或者叫做高利贷性质。而当每年的分红数额为集资额的四分之一时，整个集资可以看作是高利贷集资的正常回报。但问题是，华为不仅仅从员工手中得到集资，而且还不说分红是集资的回报，而是将其视作员工工作一年后的奖金福利。这种“吃了馒头卖馒头”的特点，是典型的传销手段。

当一个人手里只有一个馒头（分红）的时候，他只能选择自己吃或者卖给别人，不能选择既自己吃了还能卖给别人。而传销的原理就是吃了馒头卖馒头，让人们觉得自己可以两者兼顾。华为虚拟股也需要清晰界定，到底分红是集资所得，还是个人工作劳动所得。如果是集资所得，那么个人的收入则过低；如果是个人劳动所得，则集资就是典型的侵占员工的个人资产。

从整个公司的角度，虚拟股集资意味着华为的庞氏骗局。华为的旁氏骗局分为两部分，虚假的利润和高利贷集资支持的现金流。如果澄清虚拟股属于集资而不是真正的股权，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华为的真实利润数据。2013年初，华为公布2012年利润为154亿元人民币（旧方法计算的数据），按照销售总额2202亿元，华为的利润率为7%。在公布利润后，华为公布虚拟股权的奖金是125亿元人民币。这时候，虚拟股的奖金似乎是净利润分红，因此进行相应的分配。

但实际上，如果考虑到虚拟股的集资性质和华为概念上的员工分红性质，这个125亿元不应该看作是股息，而应该看作是企业成本。如果以这个模式计算，用利润减虚拟股权分红（员工奖金），华为的实际净利润为29亿人民币，实际利润率仅为1.3%，这就是真相。

如果将这些钱都真的分给员工，华为将面临现金流急剧减少的问题。为了解决现金流问题，防止因为员工将钱提走而导致华为的现金短缺，华为采取了通过配股进行资金回收的方式。实际上的做法是，这些分红并不是真正把钱分到员工手上让员工拿到现金。华为通过计算，要求员工购买更多的虚拟股票。很多入职不到5年的中低层员工，不仅拿不到分红，还得把奖金贴进去，甚至还需要贷款或者借款，购买更多的虚拟股票。

通过这种方式，华为将本来应该发给员工的钱或者本来属于员工自己的钱，逐步弄到自己手里。当更多的人参与到集资买虚拟股，华为集资的局也变得更大。因此，从华为的真实利润和越来越庞大的虚拟股角度，事实上已经形成典型的庞氏骗局。

庞氏骗局的致命问题就是，见光死或者破局而死。爆发的方式，可能是部分员工撤资时华为会因为遭到挤兑而无法付钱。根据华为的规定，虚拟股总数是公司机密，不向外公布。由于这个信息被隐藏，人们并不知道华为到底有多少虚拟股。有的人在2012年时说，华为的虚拟股为98亿多股。根据华为的总分红（125亿元）和每股分红（1.41元）的数据，华为的虚拟股总数应该在80亿股以上到100多亿股。按照华为内部公布的数值，每股虚拟股的价格是5.66元，华为的虚拟股总价值达到450-600亿元。

在2013年，华为还能够继续从员工手里集到资金，关键在于持续给员工洗脑。这个洗脑之所以有效华为的员工还在继续花钱购买华为的虚拟股，主要因为两个因素：

1.华为手里有800多亿现金和短期投资。从华为公布的财务报表上可以看出，华为手中拥有大量的现金，达到800多亿元。即使员工都想把自己手里的虚拟股兑现，华为手里的现金也足够。当然，华为作为非上市公司，可以随意公布自己觉得有利的信息。例如，华为的财务报表并没有显示其短期应付账款和其它负债有多少，如果短期应付账款和现金之间的差额不大，比如现金只比应付账款多100-200亿元，那么华为员工兑付虚拟股就危险了。

2.华为与体制捆绑。员工觉得华为在为民族做贡献因此华为的未来充满希望。这种希望主要来自于中共体制对华为的资金支持，让华为一直有钱赚。但实际上，体制对于华为的支持只是有限度的支持，并没有全力以赴支持华为，因此，华为还得在企业内部筹集资金以维持自身的运营。华为获得的体制支持减少到一定程度，华为将陷入亏损，员工的虚拟股也陷入危机。

从上述两点可以看出，不少员工甘愿被洗脑，主要原因是觉得自己在华为还有钱赚、投资到虚拟股权上还有利可图，因此相信华为的洗脑内容。问题在于，一旦业务下降发生亏损，员工将开始怀疑虚拟股权的价值。如果华为的营收减少，进而亏损之后，会促使部分员工兑换虚拟股，进而引发更大的兑换潮。届时，华为不仅拿不出来450-600亿元现金，甚至其中一小部分都拿不出来。华为员工在开始挤兑后，不仅拿不到分红还要搭进去本金。由于不少员工把主要的财产都投入华为，有的人甚至借钱买虚拟股票。所以，当员工拿不回自己的钱将全面停工，华为则将面临运行瘫痪。

需要说明的是，不少国际大公司在遭遇严重亏损后，员工普遍都尽可能努力，希望帮助企业脱离困境。但是，在为了利益而追求狼性文化的华为，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员工只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争抢，华为也将在短时间内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