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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突然封杀“内涵段子”，引发“段友”强烈反弹，禁令发布次日即有数千汽车包围广电局，全国各地内涵段子使用者开车聚集。他们还用滴-滴滴的节奏鸣笛。理论上，这种无组织但又有强大动员力，快闪式的集会，都是政府难以镇压和禁止的。中共有足够的理由害怕因特网的这种非政治民间力量，封杀后的事件演变，让中共选择了撤销封杀令。
网文：为什么灭内涵段子？
1、形成规模。
每日活跃用户数量达2000万。
2、有特有标志。
在自己的汽车某个位置贴上内涵段子标志的贴纸。
3、有暗号。
遇到同类就鸣响一长两短的喇叭，互相交换暗号。
4、有凝聚力。
存在海量的段友群。
5、有线下活动。
段友们经常线下联络交流。
1中国人为什么买不到物美价廉的产品了？
比如说中国生产一双鞋成本100，卖给国人是400，出口到美国超市卖5美元。赔70元人民币，4千双鞋换回2万美元，赔28万人民币。用2万美元从美国进口一台车，到中国卖50万元。赚36万。中国没亏，美国也没亏，只是吃瓜群众亏了。特朗普说这不合理，中国不是自由贸易市场。可是吃瓜群众站出来纷纷谩骂美国搞贸易保护！
人民日报昨天发表社论抨击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其中最精典的一句话是：智者建桥，愚者建墙。有吃瓜群众站出来调侃说一只乌鸦成天嚷嚷着别人黑，害得人民日报匆忙删掉了。
有吃瓜群众举了个例子，中国对美国汽车征收了25%的关税，而美国只对中国汽车征收2.5%的关税。听起来是中国占了美国便宜，但如果中国对美国汽车也征收2.5%的关税，那么要问：同样的价格，你买吉利，还是买凯迪拉克？小粉hong或许会说凯迪拉克不要钱送我都不要，我肯定买吉利。但问题是，大多数吃瓜群众没有这个觉悟。
中囯市场上无论是进口车还是合资车，价格都远远高于囯外同类车型，究其原因，除了垄断经营，主要还是高税收所致，中囯在入世之前对进口汽车最高征收过220％的关税，现在是25%的关税，除此之外，还有17%的增值税、10%的购置税以及依照排量征收最高至40%的消费税，使得进口车在中囯价格翻倍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以一辆从德国进口的4.4升宝马X6为例，到岸价不到50万元，上完一堆税，价格就到了120多万。
中国税制与国外税制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财政收入除税收之外，还有一个几乎可以与之并驾齐驱的收入主体：包括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等等。只有把这些统统加起来与GDP相比较，才是真正的“宏观税负”。如果再把制度“之外”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还有形形色色的腐败贿赂支出以及因通货膨胀而提高的实际税率，那就更说不清楚到底是多少了。
十几年前，中国为了加入WTO费尽心机，对世贸组织做出过诸多承诺，最最主要的承诺就是开放市场降低关税，让吃瓜群众买得起进口商品！
由于中国关税畸高，进口商品价格明显高于原产地，导致吃瓜群众近年来纷纷赴海外“扫货”。
据商务部不完全统计，连续多年中国人境外消费额均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奢侈品专业研究和顾问机构财富品质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奢侈品报告》也显示，中国出境旅客人数连续多年以20%的速度增长，尽管中国目前只有5%的人拥有护照，但中国旅客的消费却占到全球出境旅客消费五分一，是美国旅客的2倍。2016年，中国出境旅客的消费高达2611亿美元。估计到2021年，中国旅客的消费将增至4290亿美元。
在海外购物，除了品牌放心质量可靠，价格自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美国许多城郊的奥特莱斯，是中国人最爱去的地方，那里面形形色色的知名品牌可谓琳琅满目，即使没有碰上打折季，许多大牌服饰、皮具的价格也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
中国的关税保护机制，实际上助涨了中国企业的不思进取，或者说保护了落后产能，使粗制滥造甚至是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成灾。吃瓜群众也曾坚定不渝的支持国货，支持本土生产企业，可换回来的却是“大头娃娃”“三聚青氨”以及什么皮革乳粉等等黑心商品
中美贸易，美国给中国输送了4335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就是中国今日外汇储备的来源。没有这些外汇，中国还能去非洲搞援助吗，还能搞一带一路么？
美帝历史上对中国动用过五次“超级301条款”。3次针对知识产权，1次针对贸易壁垒，1次针对清洁能源。最终全部以中方达成妥协性条款告终。
有些人昨天还在说“奉陪到底”，今天就改口“以和为贵”；昨天叫人“悬崖勒马”，今天又要“大局为重”。
此前市场一直热传的将对美国出口的大豆、高粱等粮食征收关税，以作为报复，但是在这份清单中没有出现。拿大豆来说，2017年中国大豆全年进口量达到9,554万吨，同比增长13.9%，创历史最高纪录。如果中国真的对美国大豆等主粮征收关税，国内市场的大豆、豆油、饲料、肉类等一系列关系民生的粮食产品价格都会猛涨，这对于当前试图紧缩货币、控制通胀的国内金融监管部门来说，是不可承受的，也是中国不能承受的。
美国对中国征收关税的商品都是可替代的，不从中国进口，可以从越南、泰国、印尼、印度、墨西哥进口，甚至成本更低；但是我们需要的粮食，如果不从美国进口的话，其他的产粮大国，包括很多网友看好的南美国家，都远远支撑不起国内的粮食需求，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美国征收关税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对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韩国和巴西的钢铁和铝关税豁免。关税豁免的有效期将实施至2018年5月1日。所有的对美钢铁和铝出口大国都得到了豁免，中国除外。你让大国怎么想？
三驾马车中，只有外贸一家还在继续坚挺，而外贸说白了，就是让别国的民众买自己国家生产的过剩商品，德国日本和中国三家都盯住美国一家的国内市场，让美国本土的制造业受到打击，失业率上升，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上台要对德国、日本和中国发狠的原因。
2请别乱支昏招儿
（一）大举抛售美国国债
这个问题，中国爱国者常常挂在嘴上。
3月13日，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曾表示，美国丝毫不担心中国抛弃美国国债，一是除了买美债，中国没有别的选择，实际上购买美国国债是中国外汇最好的投资渠道，不仅安全、收益高，而且变现极为方便；二是中国集中抛售美国国债，除了自己承受巨大损失，对美国没有任何影响。
这里可以再做点补充，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目前大约占美国政府发行在外的国债数量的7%；作为证券市场上流通量极大、交易极为活跃的美国国债，中国政府随时可以全部或部分抛售；但是如果极短时间内集中抛售这么多国债，可能导致美国国债市场极短时间内的非理性下跌，比如由于市场承接资金不足，由正常价格的120美元下跌到80美元或50美元甚至更低，惟一损失的是中国政府，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不会损失一分一厘钱！相反，低价抢到中国集中抛售出的美国国债的人，或许不用超过12小时就能获得极高的收益——这个时间足够国际资本调集巨额资金全部接走中国抛出的美国国债，然后让市场快速修复。这就像是中国的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和国债，二级市场上的涨跌，跟上市公司没有一毛钱关系。
中国现在赴美留学生大部分为自费留学，公派留学生数量可忽略不计。
据公开资料，2016-2017学年，共有35万名中国学生获得F1签证，赴美国留学。其中，有142,851名中国本科生；128,320名研究生；非学位生（主要是中小学生）和选择性实习（OPT）学生总数分别为19,749人和59,835人。
本科生，每人每年平均支付各种费用约5.5万美元（包括学费、杂费、保险和生活费用），共计78亿美元；研究生，中国大多数为理工科学生，理论上不但不需要支付一分钱学费，而且可以拿到助教和科研补助，但文科生需要支出部分费用，平均以每人每年1万美元计划，需要约13亿美元；非学位生以中小学生为主体，也有其他进修生，按照全部为中小学生计算，而且假设全部没有绿卡，且全部进入收费较高的私立学校读书，每年全部费用为6万多美元，共约12亿美元；OPT学生，全部都有工资收入，平均薪水约为年薪4万美元，我们假设他们花掉了全部工资收入或留在美国，不会带回国内一个美元。这样算下来，赴美留学生一年让中国付出的全部外汇是103亿美元。这是比较接近实际的数字。
我们应当清楚两个事实：第一，学费只占其中的60－70%，其他是各种杂费、保险和生活费用；第二，不排除有人打着留学的旗号套汇，实际上换出的外汇用于了其他用途。总之，中国留学生每年向美国大学贡献的学费总额也就在60亿美元左右。
这区区60亿美元对美国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几百所大学而言，其实是九牛一毛，除了对少数几所中国留学生较多的大学的财务平衡有明显影响，即使一个中国留学生没有，也不会影响这些美国大学的正常运转。
可是，这35万个美国留学生，涉及到中国35万个家庭的希望。在官N代、富N代把持了中国一切政治、经济权力和最优质的国内教育资源之后，现在主流媒体和专家们居然呼吁将平民家庭送小孩去美国留学的权力也剥夺，这是多么丧心病狂！
特朗普的高级顾问们已经起草了针对中国签证限制的提案。这意味着，教育已经成为了打贸易战的筹码，未来大陆学生要赴美留学更是难上加难。
联系上特朗普上台以来对移民的诸多限制，可以判断，一个平民可以自由赴美时代终结，国际化的进程已经被逆转。
（三）减少和停止进口波音飞机
这个主意看上去有一定的可行性。可是，减少和停止进口波音飞机，中国去哪里购买安全、舒适、价格合适的民用飞机？
能完全替代波音飞机的，只有欧洲的空客，可是一来空客的订单要排到十年之后，二来欧洲对华政策比美国还反动。至于俄罗斯飞机，连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俄罗斯人现在也不敢坐。
当然，中国号称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大飞机C919据说很快能投放使用，但是原定投入商用的时间却一再延误，不知道何时能够量产。如果再看看下面这张C919核心部件的来源和合作方示意图，保证主流媒体和专家们就不敢胡乱吹牛逼了：
看懂了没有？中国C919没有美国的核心技术，根本就飞不起来！
下面来看看波音和空客的订单量和年生产量。目前空客的民用飞机储备订单量达到近7万架，现在的年交货量是550架左右；波音方面，民用飞机储备订单量保持在近6万架，现在的年交货量是500架左右。当然，两家公司都在努力扩大生产规模。但基于饥饿营销的长远战略，生产规模也不会一下子扩大很多。
中国付出的代价是：以更贵的价格，购买性能更差的飞机，或者等候时间更长的交货期。
（四）减少和停止进口美国大豆
中国每年进口美国大豆近150亿美元。
手头有一组大豆进口数据：2016年，中国全年大豆进口达到8391万吨，大约是国内大豆产量的6.8倍，大约是世界大豆贸易量的70%，其中有大约3365万吨来自美国，占进口总量的40.44%，其它来自巴西、阿根廷等国。
中国为何进口这么多大豆呢，说穿了是因为国际市场上的大豆真的是物美价廉，相对于中国自产的大豆具有压倒性的竞争力。
罗斯3月13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专门回答了如果中国报复美国，不采购美国大豆会怎样？罗斯的原话是这样的：“首先，大豆是中国饮食结构的关键组成部分，是中国人饮食结构中非常重要的蛋白质来源。我们是世界大豆市场的一个重大因素，我不是很确定中国能否找到替代来源，取代我们的多数大豆。不过，就算他们真这么做了，日本和其它市场如今也在消费这些大豆。所以，中国要找到其他大豆生产方，必须要付高价，他们只能这么做，才能让巴西、阿根廷这样的国家，从传统客户转移走，改为替中国生产大豆。他们必须付高价，这就会让中国增加成本，而这又为我们的大豆生产商打开市场。所以，临时的干扰可能会有，但在我看来，最终不会有巨大的净损失，这是因为，货物转向中国后会出现我们可以填补的真空。”
说得直白点，中国减少或断绝从美国进口大豆，对美国有暂时的不利影响，但中国转而从其他地区采购，抬高价格之后，其他购买者会自然转向美国采购大豆。当然，中国有一个秘密武器，主流媒体和专家们可以号召中国民众少吃和不吃豆制品、大幅减少豆油的使用量，既能减肥又能爱国。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可能会造成美国原先出口到中国的大豆，不得不低价向国际市场抛售，假如价格跌掉一半，美国农民就会损失70多亿美元——美国政府虽然可能不如中国政府有钱，但这区区70亿美元损失，美国政府还有有能力补偿给农民的——更何况根本不会造成这么大的冲击。
参考资料：远见时评、环球冷眼、蔡慎坤、维基百科等
来源：心林之火博士团队 , PS：国内民众可以直接买美国货啦，通过代购可以轻松享受美国低价
文: 山东法轮功学员,来源:明慧网
我今年七十一岁了，因少年丧父，小学没读完辍学，成了家庭的主要劳力。家庭背景迫使我养成了争强好胜的性格，身为女人，男人干的活我都不示弱。在那个年代，贫农的孩子能干，自然引人注目。因而，我还未到成年人就参了政。虽然没多少文化，但我干事认真，不到二十岁就又成了中共邪党的一分子。
在邪党工作圈里，几十年来，工作中我都当排头兵。记的八十年代，刚给暑期的学生开完会，下楼时一位同事对我说：“你真是××党的铁杆保皇。”我对她一笑，在心里说：你说的不够，我是钢杆的。另一位同事讲：“她是××党的大红人。”我仍在心里说：你说的也不够，我红的发紫了！真的：几十年，我在邪党的工作圈里挂名、任职十多项。“先進荣誉”证争了一大摞。说真的，在九九年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之前，容不得任何人在我面前说中共邪党一个“不”字。党指向哪就冲向哪，是个绝对的无神论者，只认马列，不认祖宗。
我青年时期在农村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唱主角，因而折腾完了别人，文革后期，我得了头疼、失眠病。从一九七一年开始吃药、体育锻炼治病。八五年至九五年又练过四种气功。我为身体健康、为治病多管齐下二十多年，不仅一个病没治好，而且越治病越多。加之工作压力大，真是活的很累很苦。在争强、虚荣心的驱使下，有病自己默默承受，病偷偷查、药偷偷吃，为治好病，二十多年花了多少钱、吃了多少药、用了多少时间，跑了多少医院，我真的算不清。多家医院都没说明病因，体重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多斤逐渐下降到九十斤左右。
我每到医院看病，中医大夫讲：“你气血双亏的很厉害、心脏严重供血不足、心脏收缩无力、你的脉搏弱的手一按就没了，肝胃脾肾都虚弱、不协调、肝气上移。”西医大夫见了我的第一句话是：“你想先治什么病？”要不一见到我，就摇头：“你又来了，你这次想要什么药？”我那时想：你们大夫谁都治不好我的病，越治病越多，吃了那么多药，连缓解的感觉也没有，感觉最终我只能带着这些病爬烟囱“去见马克思了”。这话是我管党务工作时，去看一位病重的邪党老党员时听他讲的。
一九九五年七月，当时我的血压低压不到六十、高压不到九十，血小板和血色素很低，严重贫血，每天刷牙出很多血，心脏窦性过缓加不齐，二尖瓣闭锁不全，心脏杂音、早搏、有间歇，静时心跳每分钟在四十次左右，动时在一百次以上，前胸后背隐痛；腰痛、肚子胀、肝肿大；慢性浅表性胃炎、胃窦部溃疡；慢性胆囊炎；经常大便前小腹痛（每次痛，肠粘膜必脱落），大便要么干结、要么拉稀，肛门掉息肉、肛裂带血；关节游走性疼痛，左腿膝关节骨质增生，两小腿内侧常年肿不消；两乳房小叶增生发硬。
当时每晚睡眠只有三个小时左右，多梦；每天头昏脑胀，两耳常年象蝉叫；四十岁左右，有时闭经几个月；骑自行车遇到一点小风，鼻孔撑的很大也吸不進气，憋的只能下车闭目停一会才能走，手提的东西稍重一点，感觉心跳到口里；常年不敢吃生冷食物，早晨起床嘴里象吃黄连一样苦。更糟糕的是，在上下班的路上，骑自行车又两次摔伤。第一次是脊椎十二、十三节压缩性粉碎性骨折，休息治疗半年后，背部象背着一块面板。第二次右锁骨摔断、颈椎摔弯曲。因当时不知道颈椎摔弯曲，只知摔断锁骨。
八年后，右手和胳膊都麻，医生讲只能牵引加按摩。结果牵引按摩一个多月下来，弯曲的颈椎丝毫也不动。大夫讲，看你的颈椎，就象马鞍子型，你治晚了，伤的部位已经粘连，把好的部位牵坏了，这粘连的部位也拉不开，吃药不起作用，颈椎神经太多，不能做手术，没法治了。
一九九五年七月，在老功友的督导下，我炼了法轮功。结果刚炼法轮功半年，我在打坐炼静功时，颈椎“咔吧、咔吧”响，动着很舒服，从此颈椎直起来了，手和胳膊都不麻了。二零零零年八月，医院拍片子证明是直的。
我炼法轮功时没有书，我十几个晚上听完了李洪志师父在济南的讲法录音后，觉的这法轮功太好了！一分钱不用花，五套功法也很好学，不用想哪条脉，不用记哪个穴位。李洪志师父讲的法理深入浅出，很触动我的心，一下改变了我几十年来对“佛”、“修炼”等字词很抵触的固执观念，觉的这个功太适合我这上班的人炼了，法轮功太好了！以后再有什么功我也不学了，只要我能喘气就炼这个功了。
经我二十二年来的修炼证明，法轮功就是真好！二十二年来，我没吃一粒药、没用一分钱的保健品，现在七十周岁的人无病一身轻。
文: 辽宁葫芦岛大法学员 ,来源:明慧网
有一天，我去表妹家，一進门，正好碰上了来表妹家的她小姑子和她小姑子的哥哥。见面寒暄了一会儿，表妹的小姑子对我说：“现在我的两只眼睛看一米多远的东西都看不见，你跟我说话，我就看不清你的面庞，吃两年半药了，也没好，把我愁坏了……”
我看她很愁苦的样子，就向她讲起法轮大法的真相，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又向她讲了别听信中共邪党对法轮大法的抹黑宣传，还有佛法无边，信大法，能使众生得解脱的事例……
我讲着讲着，她突然很惊奇地喊起来，说：“我的眼睛好了！我看见前面的河了，房子都看见了！老远老远的。”还说看东西很清亮，而且眼睛还特别舒服。她接着说，回家后，也找我们那的炼功人跟着学大法。
可是在场的表妹小姑子的哥哥却不信，不但不信，反而对着我非常恶地骂起来，骂的都是攻击大法的很难听的话。他一边骂着，一边恶狠狠地说：树上挂的那红布条（指的是红布上面写的“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都是你们这些人干的吧……
之后，不到三个月，我就听说表妹的小姑子的哥哥去世的消息。他死时是一个夜间，是坐在农村的土炕上，舌头伸出来很长，从嘴角往下就那么耷拉着，一个挺恐怖的样子。据说去世时，身体什么病都有。
法轮功其实是高层次佛家大法，神佛看人心，诽谤和谩骂佛法的人是要遭神佛惩罚的。
我父亲是近八十的人，2017年10月29日在医院查出腮腺癌，并且已到了晚期，在左脸腮上长了一个鸡蛋大的瘤，脑袋疼痛难忍，用拳头砸自己的脑袋，而且无法睡眠。
当时在医院彩超、CT都做了，血也化验了，医院也是我们当地最好的医院，医生也是很有经验的医生，最后得出结论是无法医治，告知老人回家吧，想吃点啥就吃点啥。
全家人悲痛到了极点，只好将老人接回家，只好眼睁睁等待。
我岳母是修炼法轮功的，以前给我们讲过法轮功真相，我们全家都相信。岳母告诉我们让我父亲念“法轮大法好”，诚心诚意念管用，并放师父讲法录音给父亲听。
当时我还有点犹豫，可奇迹却出现了。念“法轮大法好”一个多月，父亲左耳下的鸡蛋大小的肿瘤逐渐减小，头痛的症状也逐渐减轻，抗肿瘤的药由原来一天两片减到一片。
到了今年2月初的时候，瘤就彻底的没有了，头也不疼了，父亲也比原来有精神了，气色也好了，也能吃饭了。
这简直就是奇迹，就念“法轮大法好”就把肿瘤念没了，如果我不是亲眼所见真是很难相信的。
现在我父亲仍然天天念“法轮大法好”，有时都念出声来。我母亲看到父亲的变化也开始念“法轮大法好”，而且老俩口还互相提醒多念，所以母亲的身体状态也好起来。
在此衷心感谢李洪志大师让我的父母身体健康。
我弟弟在农村，忠厚老实，不会说花言巧语的话，但给村里的人帮忙总是实实在在的。我经常给他讲真相，他也喜欢看大法的真相资料，所以他知道大法好，常干好事。
比如，有一天晚上九点多钟，他去自家地里看庄稼（因为秋天到了，有人偷玉米）。他走到半路上，看到路旁树棵子里蹲着一个人，便问：“谁？”那人说：“是我。”听话音是个女的，便走过去说：“深更半夜你在这干什么呢？”原来她和家里人闹气，回娘家了，从娘家往回返走到这里，天色晚了太黑不敢走了。弟弟说：“走吧，我送你回家。”弟弟往返走了六、七里的夜路，把她送回了家，却忘记了自己是来看庄稼的，没看成。
弟弟虽然是个老实人，但敢于对大法说公道话。大概是二零零八年，一天，村里集体干活，有人七嘴八舌的说大法不好。弟弟说：“不是那么回事，你们谁看到过炼法轮功的因为干坏事蹲大狱的？做好事的倒是不少。”有人问他：“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看过法轮功的书（大法真相资料）。”
还有一次，大法弟子去他们村讲真相，走進一户人家，这家人不仅不听还说些难听的话，把大法弟子赶出来了。有一天，村里一家办事，弟弟去帮忙，那人也去了。闲聊间，那人开始骂大法。弟弟觉的这人也太不像话了，走过去当着众人的面制止他：“你不相信就算了，骂什么街呀！”是大法的威力吧，就一句话就把他镇住了，那人真的就不骂了。就因为这句维护大法的话，弟弟从此就得了福报了。
过了不长时间，弟弟晚上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梦见有一个男的从天上下来去了他的屋，那人说：“我给你治治腿吧。”（弟弟小腿有毛病，腿经常疼痛）说着那人就往他的膝盖下方抹了约一寸宽的药，然后抹药处就冒白烟，随后抹药处的肉就开始烂，他就用手往下撕，整个小腿的肉都烂完了，他看见烂完肉的腿那骨头是粉白色、透明的，他的腿就不疼了，这时他醒了，一摸腿真的不疼了。
他觉的这事很神奇，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是维护大法得福报了，是师父给你治的。几年过去了，他的腿再也没有疼过。
还有一次他胳膊疼，一天夜里做梦，来了一个老太太，進了他的屋。老太太说：“你不是胳膊疼吗？我给你治治吧。”说着就把他的胳膊拽过来，给他掐掐、捏捏、拽拽，从此他的胳膊就好了，再也没疼过，干活特别轻。
他的家也在发生着变化。弟弟有两个儿子，小时候还好，因为弟弟管孩子欠缺方法，孩子们成长过程中走了弯路，弟弟曾一度为此烦恼。孩子们现在都变好了，懂事了、孝顺了，都成家立业了。初中都没上满的老二，努力学习高端技术，成了该行业的核心技术人才，在大城市工作月收入上万元。
现在的弟弟儿孙满堂，享受着天伦之乐，一家人平平安安，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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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of the world’s most comprehensive dance systems, classical Chinese dance boasts a wealth of techniques—roughly categorized into jumps, turns, fanshen, control, and tumbling techniques. Over the years, these techniques have been borrowed by other art forms, and are, surprisingly, more widely recognized by names given from gymnastics or martial arts. But in actuality, these movements all originate from classical Chinese dance.
Here, Shen Yun dancers demonstrate select movements that showcase their mastery as they meld technique with artistry.
For more about classical Chinese dance, please visit: https://sypa.us/ccd
Leaps, Twirls, and Flips in Classical Chinese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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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2日，川普在会见美国农业州州长和议员时，谈到2017年，在海湖庄园会见习近平时谈成了一件事，川普为之骄傲。
【川普发言】提庄园川习会 谈成了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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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揭幕，“虎门焚烟”列为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十幅浮雕之始，鸦片被中国人视作列强欺侮引发反抗的导火索。制毒贩毒，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容忍、动用严刑峻法来遏止的重大罪行。但在中共陕甘宁边区，情况却很复杂
老高按：“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郭兰英的《南泥湾》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一来到海外之后，马上就听说：什么花儿香？罂粟花儿香！开荒种的啥？种的是鸦片！随后又听说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此文在文革中被抬为“老三篇”之一）褒扬纪念的张思德，并不是烧炭而死，是在熬炼鸦片时窑洞塌方不幸身亡。
海外媒体刊登此类说法，难免遭到“反共宣传”之讥，而其消息来源要么语焉不详甚至尽付阙如，要么虽然提供出处，普通读者却无从查找；至于后来网络上的传言，公信力相当有限，一般人也就是听听而已。
但是后来不断得知更权威的消息来源披露，陕甘宁边区制毒贩毒确有其事，涉及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南泥湾开荒种鸦片的信息虽然零碎，但揆情度理，都不是恶意诽谤，更不是假语村言。这些消息来源，包括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中国大陆的东方出版社2004年列入“稀有书系”出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近代史研究所长陈永发教授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等等。
据说美国学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也曾提到。但这本书国内有多种中文版本，我在出国前读过最早的1986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但没有印象其中提到在边区种鸦片之事。是否当时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已经是经过删节的“洁本”？那个年代嘛！
此外，到南泥湾实地考察过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也撰文证实这件事。
我早就听说《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系统翔实地阐述陕甘宁边区鸦片生产和贸易的文章，但一直没有读到。直到最近，才找到了洪振快发表于《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的文章《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转载于下。这篇长文配有原始档案影印件，文中提供了众多资料出处，文章发表时正是习近平上台之后言论管制逐步转严、杂志风声鹤唳之际，若不是再三核对和权衡风险，确保资料来源万无一失，断不敢发表揭中共老祖宗疮疤的文章。
对中共是否在延安时期制毒、贩毒一事还感觉有疑问的人，读了此文，我推测，他们会感到无可怀疑了。下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价此事？
中国的近代史，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揭幕的。“虎门焚烟”，成为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十幅浮雕之始，鸦片也被中国人从小视作列强欺侮我们、引发反抗的导火索。制毒贩毒，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容忍饶恕、动用严刑峻法来惩罚遏止的重大罪行，极端者如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甚至对之当场格杀勿论······
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
洪振快，《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
龙国华案档案，陕西省档案馆藏。
“特货”即鸦片
谢觉哉在日记中多处提到中共在延安时期经营“特货”、“种某物”等。“特货”就是鸦片，证据如下：
其一，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用“特货”指代鸦片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普遍用法。在贵州从事鸦片生意18年的商人伍效高，回忆自己经营鸦片业的经历，就说到“续办特货。······代理······鸦片购销业务”。（《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0页）当时鸦片商人以“特货”指代鸦片，经营鸦片的商行被称为“特商”，鸦片税也叫“特税”。
其二，特货以“两”为单位，且价值奇高。按1942年延安市主要物品价格比较，该年12月，小米一斗为125元（边币），而特货一两是1400元。（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以下简称《财经史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四册，第438－439页）这意味着，特货一两，值小米11.2斗，特货一斤，值小米5376斤。延安时期，粮食供给“标准每人每天吃粮一斤四两，只军队多些，每人每天一斤八两。”（《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53－454页）以此标准计算，只需约1000斤特货即可解决一支一万人的军队的一年的口粮问题。
其三，当年军队走私鸦片产生的纠纷案中也提供“特货”即是鸦片的信息。（年份不详，疑为1942年）8月24日下午，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率领禁烟督察队到绥德义和镇“督征特产兼查缉私货”，“区政府即向督察队报告，当时并说龙国华在义和镇私贩烟土”。龙国华为留守兵团供给部管理科长，当时在其住处（出差住店）搜出鸦片30两。龙国华态度强横，拒绝接受检察，与督察队先谩骂进而相互殴打。事后，11月12日，留守兵团组织部写信给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被搜出的鸦片不是龙国华的。龙国华在给贺龙等兵团领导递交的报告中说，督察队“将店内收（搜）出之特货，诬认为我所购”，同时还告了霍维德一状，说他“以残酷手段对待革命同志，实有违党中央之政策”，要求为自己清洗耻辱。林伯渠收到材料，转给了财政厅。（见史志诚主编：《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以下简称《禁毒史料》，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261页）在这个事件中，“特货”、“鸦片”、“烟土”是同义词，清楚显示“特货”就是鸦片。
其四、中共内部秘密文件透露的情况。1943年8月1日，延属地委发布了一个关于禁种特产规定的秘密通知，由时任延属地委书记张邦英、代专员王震、延属分区专员兼延安市市长曹力如联合签署。“秘密通知”多次提到“烟苗”、“烟户”，要求：“（一）立即深入的调查留有烟苗之人家、亩数、收获量，以便有计划的进行没收，最低限度公家要没收到全收入的80%。（二）在没收时，烟户最多只能留到20%。”此秘密通知中提到了“特货”，显示“特货”即是“烟苗”的出产品。其要求第四点说：“各县现存之特货，无论旧存或新收均立即送交专署，统一出售，不得拖延，不得隐瞒，也不得在下边出卖，续收到的，应随时送来论价出卖。”“通知”最后强调“以上办法，只作执行之准则，不许宣布，并须严格切实执行，对群众仍称没收处罚”。（《禁毒史料》第137页）
其五，销售鸦片人员的直接回忆。据当年受边区政府财政厅委派，专门在陇东专区负责鸦片贸易的梁爱民回忆：“1941年11月，我调到了财政厅禁烟督察处，被派往陇东专区，从此开始了商业贸易。为了增加收入，支援抗战，我们秘密经营大烟土。我党是严禁吸毒的，经营烟土必须秘密进行。为了方便，我们不叫大烟土，而称其为‘土货’或者‘特货’，后来称做‘肥皂’，论条论块，最后正式定名为‘土产’。”（《延川文史资料》第三辑，1988年出版，第99页）
“特产”贸易及其在边区财政中的地位
要了解中共在延安时期为何经营“特货”、“特产”，需要了解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被改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每月国民政府拨款60万元（法币）。从1937年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外援，比例占到51.69%－85.79%，合计为82.42%。外援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国民政府拨发的经费，二是海外华侨及后方捐款，而前者为较多。（《财经史料》第六册，第13、427页）由于国共军队冲突，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在此之前的1940年11月起国民政府即停止拨款，继而对边区进行封锁，从而使边区的财政经济陷入了极大困难。按毛泽东的话说，“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又“渡过了困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东北书店1948年出版，第748页）那么这个困难是怎么渡过的呢？一个办法是征公粮。1937年征1万石（担），1938年征1万石，1939年征5万石，实际收到分别是13850石、15971石、52251石。（《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53页）而1941年猛增到20万担。当年征粮虽然达到了任务，但引起老百姓很大不满，故而第二年减少了4万担。
1948年2月18日，西北财经办事处（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财经工作的领导机构）公布了一份报告——《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其中对陕甘宁边区1941年起的财政困难，以及开展“特产”——鸦片贸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都做了简洁、清晰的概述。
为了渡过难关，1941年，通过开发食盐、加强税收工作、清理公产、发行建设救国公债（618万元）、征收公粮（20万石）、公草（2600万斤）、禁止法币发行边币（1054万元）等动作，想尽了一切办法，“经过整年的干部动员，县长、县委书记亲自带上运输队露宿风餐，往返运盐，征粮工作团有的除夕还在催收粮款，大家都拖疲了，群众也烦了，年终结帐还差568万元（占岁入22%），不得不祈灵于印钞机”。该年“虽然勉强叫各级党政军人员没受冻馁，但是人民的负担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机关部队斫公树，拆庙宇，毁钟，挖墓，在各县成为一时的浪潮，至于烧酒贩毒等违法行为，更是司空见惯”。
“一九四一年直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尚因为库空如洗不敢确定统筹统支的方针，愁煞了当时的财政当局。元旦那天，财厅长亲自带上武装缉私，到保安司令部军需处缴获肥皂十三箱，这十三箱肥皂就成了一九四二年统筹统支为主的财政方针之物质基础。”显然，这里的“肥皂”不是普通肥皂，否则如何能成了“统筹统支为主的财政方针之物质基础”？
“一九四二年春季边区各县特产，又为下半年的财政打下雄厚的基础，八月后新货收起，再加下半年税收增加，各机关部队继续从事生产自给，这样就勉强的渡过了一九四二年。这一年特产收入139623000元，占全部岁入40%······由于财政上找到了出路，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所谓“财政上找到了出路”，就是种植罂粟、贩卖鸦片。随后即谈这个“特殊财政内容的根据”：“边区财政若想打破难关······除大量生产外，则必须借助于特产。”
报告称：“靠陕北三宝（食盐、甘草、皮毛）输出，也很困难，甘草因运费大，不能大量出境，绒毛多自用，出口很少，只有食盐尚可能维持，经党政军大动员，一九四三年才运出价值72709万元的食盐，占全部输入13.50%，绝不能解决问题。”
“靠印钞机更是危险，1943年八、九、十三个月发行边币十亿元，就使边币与法币比价从六元跌到十三元。”
“一九四二年边区自产特产并专利代销晋绥的特产，不但解决了当年的财政困难，还盈余了27%（108773000元），支持了一九四三年春季的财政，一九四二年也靠它解决40.82%的财政收入。”
陕甘宁边区1942年进出口情况（《财经史料》第四册，第50页）
之后，算是开始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一九四二年边区高干会上，毛主席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工作总方针，一九四三年初为统一陕甘宁、晋绥两解放区财经领导，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由贺龙亲自领导。”该年，“特别主要的是这一年晋绥给以很大的帮助，送来大量特产，并由陕甘宁代销晋绥特产抽20%的贸易税，作为财政收入，其余作为财政家务之积累，这样建立了雄厚的家务，使党政军人员生活，进入相对的丰衣足食程度。但是，另一方面也发生了严重的贪污和铺张浪费现象。”（《财经史料》第六册，第15－21页）
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较为简略，有些具体的情况还可以从陕甘宁边区负责财经事务的财政厅和负责物资进出口事务的贸易局、物资局的报告中获得，并可相互印证。
陕甘宁边区被封锁之后，最大的问题是棉花、洋纱、土布、军工器材、电讯器材、医药器材等物品需要大量购入，尤其是棉花和布匹。边区棉花缺口甚大，负责物资进口的贸易局估计，1943年全边区政府与人民需布20万匹，为此需棉花300万斤，而边区所产不过100万斤，200万斤“需依靠贸易机关帮助解决”。（《财经史料》第四册，第175页）棉花等物资需要大量外购。外购拿什么去交换？主要就是靠“特产”。1942年边区贸易局所做的总结说：“在出口货物中，特产占出口总值的68.66%，食盐占13.59%，二者共占出口总值82.25%，如不算特产，食盐则占了出口总值半数左右，占边产品出口总值的三分之二。由此可见，运盐出口还是边区对外贸易中的命脉。”从中可以看出，如果不算特产，食盐则显得非常重要，但如将其与特产相比，真正的命脉无疑是特产。
1943年，边区银行研究室主任苏子仁在讨论《边区金融总结》时说，解决边区财政问题的方法有三个：“1、收税；2、借债；3、膨胀通货。在边区税收（包括公粮、贸易税等）不够开支，公债行不通，不采取通货膨胀，困难就难以渡过。事实上几年来我们解决问题所依靠的物质力量，按其重要程度排列次序是黑（特产）、黄（公粮）、绿（纸币）、白（食盐）”。（《财经史料》第五册，351页）他说得很明白，在边区财政中，“黑”——特产的重要性排在第一位。
所以，特产在边区财政中尤其重要。财政厅对1942年的工作总结透露：“戊、特产营业为了弥补本年财政预算3000万元的巨大赤字，并为明年财政奠定基础，不得不利用特产营业以渡过难关。全年共收99022181元，若连存货则达11000余万元，占本年全部财政收入的42%强，这说明了本年如无特产营业，虽有各机关生产，仍难渡过难关。”（《财经史料》第一册，第171页）
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有一附表，专门谈及特产贸易在财政收支中的比例：
边区特产贸易收入统计
年份——收入金额
1942——139623000（边币）占岁入40.00%
1943——65347927（券币）占岁入40.82%
1944——135388778（券币），解决财政开支26.63%
1945——757995348（券币），解决财政开支40.07%
（《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26－427页）
特产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而上述材料也表明，所谓特产，就是鸦片。
另一个问题是：1941年以后的数年间，大致每年销售了多少“特产”？约略如下：1941年8月15日－11月30日，三个半月，销9260.5斤（《财经史料》第四册，第94－95页），平均每月约3000斤。1942年，销出3.12万斤。1943年，“原定计划为37500斤，实际只推销36250斤”，约略说是3.6万斤（自营、代销合计）。（《财经史料》第四册，第73页）1944年的销量可能更多。1944年6月1日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谈上一年贸易问题：“特产出口最多的地区是关中，占31.86%；陇东次之，占26.9%；······最近据关中的同志谈，今年销量可比去年增加60%；又据新从陇东归来的同志谈，陇东今年的销量，也可较去年增加一倍多。由此可见，去年特产滞销，主要也是由于我们贸易局工作的缺点（如下半年定价过高，没有积极去想各种推销办法等等），而不是其他。”（《财经史料》第四册，第58页）如以较上一年增加60～100%计算，则销量当有6万斤上下。
“特产”销售在各地具体是怎样操作的？据梁爱民的陈述，可简要归纳如下：
“我接受任务后，第一件事就是改扮为商人。组织交待任务时说，如果被敌人发现，只能说自己是私商，说出真实身份，就被视为叛变。”问题是，鸦片值钱，在运输过程中如果没有保护，则可能被劫被抢。所以作者到达陇东后，即去找驻军385旅旅长王维舟、政委甘渭汉，提出困难：“现在我以私商的身份经营‘土货’，路上的安全问题不好解决。”甘政委答道：“这好办，我们派人护送，随叫随到。”“三八五旅对我们的工作全力支持。从驿马关到西峰镇有二三十里路，匪情严重，路途极不安全，货物往返非有部队护送不可。只要我事先给王旅长打个招呼，他马上就派一个班护送。”
作者说，他通过向国统区销售“土货”，换回了“法币、金银和我们所需的商品”。刚开始，是秘密进行；1942年，业务即扩大，人员逐渐增加，“于是我们租了间房子，开起门市来。但这不是我们的真正业务，而是起掩护作用罢了。为了适应工作需要，我向地委和部队提出要人，很快得到支持。人员多了，就向下面延伸网点。首先在西华池和驿马关设了店。接着，在五个口岸（与国统区接壤的地方）设了店。这些分店都设有门市部。······各分公司的业务重点是发售‘土货’，再根据交通情况进购商品。”业务越做越大，到1944年，“我们公司开始办工厂。在庆阳开办了榨油厂、毯房和过栈行。在西华池办起了卷烟厂······”在经营过程中，“延安粮食奇缺，要我们支援。我们立即在陇东大量购粮，然后运往延安。”（《延川文史资料》第三辑，第99－112页）
南泥湾有没有种罂粟卖鸦片？
根据现有资料，359旅在南泥湾既卖过鸦片，也种过罂粟。直接证据就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南泥湾调查》。
1943年，西北局对南泥湾进行了调查，其中有一段涉及了“特产”和“收烟”的问题。
据此调查，南泥湾是1940年被发现的。同年末，中央财经处开始计划开发。1941年初，仅有中秘、中财、中组、中青四个农场，7月增至14个。5月，八团到金盆湾；7月，炮兵团到南盘龙川，11月警卫营开到。1942年，成立农场管理处，以军委农场李世俊为主任。3月，特务团开来驻马坊；6月，九团开来驻九龙川；8月，四支队来驻南泥湾，“皆曾种地，但中心在种特产”。本年农场增至30余个。该年全区种地面积共约计15000亩；其中川地9000亩，内民种6000亩，机关部队3000亩；山地6000亩，内军民各半。
调查中说，部队开到南泥湾后，“种特产向老百姓调剂了几千亩川地”。
1942年各单位的种地情况，有一个调查表，如下：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三年（一），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4年出版，第272页。
表后还有说明：“估计八团有一部分不在南泥湾境内，但各团种地至少五○○○亩以上，据许多同志谈，去年吃亏处在把农业生产中心放在特产上，而种特产的缺点，第一，贪多；第二，缺乏经验，未好好的采访老百姓的意见，如炮兵团下种时，老百姓说太早，种了不出来，我们不听，结果六○○亩只出八○亩。其他施肥割烟皆不熟悉；第三，种子不好也有关系，老百姓存的多是一九三五年以前的种子。”
这个调查表和后面的说明透露了很多信息。从表中看，土地分成了三种用途：粮地、特产地、菜地。粮地是种粮食，菜地是种菜，特产地是种什么特产呢？其中八团一栏，特产地下有用地1000亩，收烟数300两，每亩产量“3.3两，即烟地”的说明。特产是“烟”，而每亩产量仅仅3.3两。从中看出，调查表中所谓的“烟”，不是普通的烟草，而是特殊的罂粟。其中缺点的第三条，即种子多是1935年前的种子，也是一个旁证，因为1935年国民政府开始严禁鸦片，种植罂粟变为地下活动，老百姓留下的多是该年以前的旧种子。
调查材料还说明几点：一，种特产（罂粟）的地是向老百姓调剂过来的几千亩川地，不是军队自己开垦的。二，“吃亏处在把农业生产中心放在特产上”，“贪多”，可见“特产”成了生产中心（调查报告前面已明确说“中心在种特产”），种粮倒在其次了。三，没有经验，又不听有经验的农民劝告，种罂粟不得法，以致炮兵团下种600亩，只有80亩发芽，收成总共只有几十两，亩产可能连一两都不到。四，3000亩川地，只收获不到1300两的特产，成效很差，但若以1942年12月的延安市价来看，这些特产大致值1400石小米，比起种粮所得为多。五，参与种罂粟的有八团、特务团、警卫营、炮兵团，其中除炮兵团外，其余都属359旅。六，信息来源可靠。八团即718团，其团长为陈宗尧，与材料来源中所说“陈团长谈”相符。特务团、警卫营的材料来源则是李世俊，李世俊是农业专家，也是农场管理处主任。显然，陈宗尧和李世俊都是开发南泥湾的权威人士，其信息是可靠和可信的。七，炮兵团是八路军总部炮兵团，这意味着其他部队也在南泥湾种了罂粟。
359旅曾经种罂粟，还有一个佐证，即前文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提到：“一九四二年春季边区各县特产······八月后新货收起”，“一九四二年边区自产特产”，说明1942年边区各县曾“自产特产”，春季下种，8月收成，359旅种植罂粟“自产特产”与之相符。
现有资料也显示，延安时期种罂粟的不止359旅，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前述刘向三1944年的调查报告，提到其他部队机关种罂粟的有：保安纵队、二团，地点都在关中分区。
而种鸦片的地区，在中共历史上也不止于陕甘宁边区，时间也不限于延安时期，比如解放战争时期曾在东北大量种植罂粟。王锡富，1947年在东北行政委员会辽东办事处工作，该年5月，他被分配到政委会开办的元兴商店工作。“到总店报到后，才知道这个商店不是做买卖，而是经营大烟的，凡调去的同志都不愿干，争着调出，经店领导开会动员，再三说明生产大烟对支持解放战争的重大作用，大家的认识才慢慢提高。”后来，他被分配作复查员工作，任务是“确定每亩烟的生产产量，收割后再复查是否达到予定的数量”。“确定亩产烟量时，要根据烟的品种、土质的肥沃程度，烟苗的疏密，长势情况及烟桃能割浆的刀数等条件来核定，同时，要考虑到割烟的技术水平，如将烟桃割漏了就会不出会少出浆液。一经核定测量后，烟户如交不上来，则由驻在所（分店在中心村镇设的机构）人员向烟户催要。更有的个别户隐瞒留用，欲私卖钱，只交部分烟土。这样就达不到定量要求，驻在人员只得动员说服，必要时有的个别驻在人员（都是出院的伤病员）就用皮带逼迫这些烟户上交烟土。······我记得有一位妇女被逼上吊致死。”
王锡富在文中说，“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著名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胜利后，在解放前实行土地改革，组织大生产。为支援前线，一九四七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在临江、长白、扶松、蒙江（今为靖宇）等四县大量播种罂粟。直接由元兴商店经营管理，由总店负责组织领导，总店下设四个分店，每县设一分店。当时总店经理由辽宁省公安局秘书长孙敬之兼任”。文中还说，1947年播种后的大烟长势良好。文中也点明，“种大烟的多为个体烟户，也有机关和部队参加生产”。他点出了一个他熟悉的人，“我认识一个名叫宋嘉仁（后任伊春市财政局局长）的就是在大烟地里复查烟产量时熟悉的，当时他是通化林木公司（即辽东林营局）西大川事务所所长，他身背一支七九式步枪，也跟在烟地里劳动。”宋嘉仁算是机关的，部队也有，紧跟着的后文说：“在复查部队生产的烟量时，有位营长（关里来的老干部）单独告诉炊事员给我做了两碗面条，可以说是很好的保健饭了”。部队殷勤招待了这位复查员，显然他对评估“部队生产的烟量”有一定的权力。（《伊春文史资料》第八辑，1993年8月出版内部发行，第216－219页）
359旅不仅在1942年“自产特产”，其后数年中也应该一直在贩卖鸦片。前述刘向三的调查报告，对1944年359旅在县的走私情形，一共举了六个例子，但“仅举典型报告，如有需要容后补充”。除此之外，359旅所属大光商店因贩卖鸦片还与子长县政府发生纠纷，把边区军队、政府最高领导都牵扯进去了。
1942年6月12日，山西人高光富等人携带鸦片，由358旅715团运输队保送（每两鸦片保送费法币8元），到达子长县，由359旅718团开的大光商店出售，被该县瓦市公安局查获，高光富等被抓。公安局要求大光商店交出鸦片，但大光商店开始不承认，后承认买了200多两，但拒绝交出鸦片。由于没有赃物不能判刑，而高光富等又是外省人士，不能长期羁押，子长县陷入了为难处境。事情拖了将近半年不能解决，12月5日子长县县长黄聚俊、裁判员李桂荣向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呈文汇报，要求“速示办法，以便遵照宣判”。19日，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向联防司令部贺龙发去公函，认为犯人已经在押，则作为赃物的鸦片，“亦当随案移转，不应仍存大光商店为合法”，为了“不致使以后工作发生困难”，询问“究应如何处理？尚希查明并裁酌示复”。公函由边区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转呈，29日贺龙、徐向前、肖劲光复信，答复：“第七号公函接悉！内转呈子长县为烟土案与七一八团大光商店纠纷事，业经去函查讯，并着转饬该店将存货如数交出，给予惩处，特复。”1943年1月8日，林伯渠和李鼎铭签署给子长县县长的批答，告知贺龙等复函内容，并表态：“现在你们就照联防司令部贺司令的这封来信办理好了。”按理，有了贺龙批示，事情就好办了。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1月31日，子长县县长、裁判员再次向林伯渠、李鼎铭呈文，告知情况：“奉令之后，即将该商店尹主任转案讯究，追要所买烟土，尹主任声称：‘我买烟土，是拿棉花和布匹换的，货物已由高光富的团伙董姓驮去，况烟土已交给团部了，不能交出等语’”。后面，他们分析说，高光富和大光商店鸦片交易还没完成即被逮捕，“连打条登账的时间”都没有，哪有时间给棉花布匹？他们说好是两个月后给布，又哪里是马上给？“该店买烟，不肯交烟，而该犯高光富等又不能长期管押不判，所以我们的意见，将该烟犯高光富等解送钧府处判较为便利，是否可以？请批示示遵！”看起来，尽管有贺龙、徐向前、肖劲光等边区军队最高领导层的批示和边区政府最高层的批示，大光商店仍然不愿遵守边区法令，而子长县也奈何不了，所以只好将难题往上推给林伯渠、李鼎铭。此案最后如何了结无从知晓。（《禁烟史料》第243－247页）然而，此事比之一年多之后发生的一件事，仍属较小。
1943年3月20日，边区政府禁烟督察处在绥德的督察队接到密报，说359旅合作社张主任经常在东关零销鸦片，当晚又将卖鸦片50两，“该处即派督察队长及缉私员等四名前往缉私”，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当晚东关发现枪声，该四同志失踪”。第二天晚上，又查获张主任出售了鸦片毛重10两7钱（上晚因买主未到交易未成，次日继续交易），于是张被扣，但“因张主任赖死不肯走，该处为着避免武装冲突，故未勉强将该犯拘捕到案”。第三天，四名失踪人员仍未发现，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的贺龙，接到禁烟督察处报告后，给359旅旅长兼延属警备司令部司令王震去函，转去禁烟督察处的要求——“请转告延属警备司令部，将该张主任解案讯办等情”，希望王震“查照办理为荷”。同时，贺龙也给兼任禁烟督察处主任的叶季壮去函，告知已将来函转给延属警备司令部，让王震“查明办理”。显然，359旅的人，没有王震点头处理不了。至于此事最终如何，王震如何“查明”，如何“办理”，因未查到相关史料而无从知晓。但3月24日贺龙再次给王震去函，是绥德市民张作有告状，说21日晚张主任交货他是协助交易者而被抓，但因未从中获利而被放了，“不料九旅反将民之老母拘捕至今不知生命如何，并闻将封闭民家捕捉民等”；贺龙的意见是，“查私犯鸦片即属破坏统销，拘捕人民立系违犯法令，如所述属实，请查明办理为盼”。（《禁烟史料》第264－267页）贺龙说“私犯（贩）鸦片即属破坏统销”，而没有说私贩鸦片是违反禁烟法令，显然是对内说的，因为鸦片统一由叶季壮任局长的物资局统一销售是内部政策，而对老百姓来说私贩鸦片是犯法的。
东关枪声案发生后，贺龙给叶季壮的函（陕西省档案馆藏）。
边区党政军在“特产”贸易中的冲突
上文359旅合作社和禁烟督察处的冲突，暴露了一个问题，其原因，就是贺龙所说的“私犯（贩）鸦片即属破坏统销”。此事的背景，是边区贩卖鸦片政策的演变。从现有资料看，为了渡过难关，从1941年开始，边区政府财政厅主张向国统区贩卖鸦片以维持贸易平衡，解决财政难题。刚开始时，贸易由边区政府贸易局下属的光华商店具体负责。但这只是在边区政府系统，部队和机关所属的公营商店各自经营“特产”贸易，边区政府也管不了军队，所以未能归于统一。1941年8月，贸易局会同各方组织西北土产公司，实行“特产”专卖。1942年初，贸易局转归财政厅领导，同时成立了禁烟督察处，由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兼任督察处处长。到1943年初，禁烟督察处与贸易局合并，成立物资局，下设土产公司，禁烟督察处处长由物资局局长叶季壮兼任。同年11月，为加强缉私工作，各级禁烟督察机关一律并入保安机关。1944年物资局改为贸易公司，土产公司不变。（《财经史料》第四册，第94、167、187页）
由于边区负责鸦片贸易的职能部门是财政厅、贸易局、物资局及禁烟、缉私部门，它们“既要禁烟，又要经营，但不允许别的部门和单位经营”（《延川文史资料》第三辑，第99页）。但是，鸦片贸易利益极大，而边区党、政、军是不同的部门，各有自己的利益，各有自己的生产任务，这就难免要发生冲突。此中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靠“特产”贸易最赚钱，部队机关生产人员普遍产生依赖“特产”赚钱、完成生产自给任务的心理。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说：“在缉私工作上，我们的困难是相当的大，首先是军队机关为了完成生产自给的任务，他们不顾整体，漠视政府的法令，武装包庇走私，包庇偷税”。（《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6页）陇东负责鸦片贸易的人说：“因为大家都想抓钱，以解决自己的困难，有些机关、部队也在私下里经营大烟土买卖。这给财政带来了严重混乱。”（《延川文史资料》第三辑，第99页）而刘向三1944年的报告中则指出：“许多经济干部思想上没有彻底改变，以为只有大烟才能解决大的问题。因此，轻视其他生产。”“从四一年到现在我的经验特货发财思想是继续着的”。另一份反映358旅种罂粟、卖鸦片的报告中，716团干部说当年他们的生产计划是每人种地15亩，调查者问：“去年二十五亩多都不够吃半年，今年为什么又少了呢？”回答是“有别的补助办法”，亦即种罂粟，“说每人在开荒地这隐蔽地方种五亩大烟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而“在八旅团以上干部会讨论生产问题时六团政委颜金生（说）如果各团能种点大烟比开荒强多少倍”。（《禁毒史料》第221－223页）颜金生是358旅716团政委，可见从团领导到普通干部看法是一致的，思想是统一的。
第二，从事“特产”贸易的部门相当广泛。从事“特产”贸易是边区财经部门的本职工作，这已如上文所述。但边区其他部队、机关从事“特产”也相当广泛，而军队尤其严重。359旅种罂粟自产的鸦片看起来是通过自营的大光商店售出。其他部队、机关卖鸦片的例子也很多。据一份报告，358旅的贩卖鸦片的情况，严重程度与359旅有一比。（《禁毒史料》第221－224页）贸易局则提到385旅在陇东“用食盐掩护特产出口”。（《财经史料》第四册，第44页）
贸易局曾经抱怨：“关于特产走私多的时候或代销货多的时候（虽然经过土产公司的，但是自找买主，自定价钱自收物资和外汇），就会影响特产的推销，并影响到一切的贸易管理，换不进物资与外汇。”（《财经史料》第四册，第484页）“公营商店违犯法令，搞特产生意，延市（晋绥、大光、运合、民兴、汇兴隆、金隆、大成永、公裕栈、西北商店）就有1781斤。”此处的几个商店，晋绥（过载栈）属于120师后勤部，大光属于359旅旅部，运合属于南区延市合作社和西北商店，民兴属于中央警备团，汇兴隆属于教育厅，大成永属于独一旅，公裕栈属于延属地委。（《财经史料》第四册，第82页，第251－255页，第276－277之间附表）由此可见，参与“特产”生意的部门很广泛，党、政、军、学都参与了。前述刘向三报告也印证实了此点，报告中提到走私鸦片的有：
在县，358旅的警备营、八团，炮兵团走私鸦片；
在关中分区，军队方面如警一旅，358旅的五团，轰一旅等；
属于地方党政机关的，如地委总务科，分区保安处缉私队一面缉私一面走私，新正运输合作社，财经分会领导的衣食村煤炭公司。
报告中有一句总结的话：关中分区鸦片走私“除专署尚未发现外，其他机关或多或少，或先或后都曾做过”。（《禁毒史料》第268－272页）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也说到：“按走私的部份来说，军政走私多于群众走私，军政走私有两种类型：第一，自己贩运（或武装贩运），第二，包庇私商（大部分是武装包庇）。如绥德分区缉私委员会主任系绥德分区警备司令部人员兼任的，而他们司令部直属的商业生产部门即无私不走。”绥德的驻军是359旅，绥德分区警备司令部司令即是王震，而司令部直属的商业生产部门，主要是大光商店，可见此处说的是359旅。此文后面还说：“驻在边区的野战军各旅部队的商店，更是仗势进行着违法走私，破坏金融，××旅在绥榆两区进行走私时，常跟从武装护随，无人敢于问津。新×旅、独×旅、教×旅、×旅去绥德经营商业，绝大部分是进行投机，敌币、白洋、特产、查禁品，真是无私不有，缉私机关不敢过问。”（《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1页）这里提到了很多旅走私“特产”，说明军队经营“特产”的普遍性。其总结是，“军政生产人员走私多”（《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4页）。
4月15日（年份不详，可能是1942年），霍维德就禁毒问题给“高书记”（可能是西北局书记高岗，或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高自力）写信并请阅转陈云：“严禁机关、部队、公营商（店），不能做此生意，违者应严办”。话中隐含的意思是机关部队经营的商店有很多在做毒品生意，需要严禁，违者应严办，建议“破获后警备区延长延安等地应杀人严办才行”。（《禁毒史料》第225页）
1941年12月11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副主席李鼎铭发给绥德县县长曹力如指令：“十一月二十六日呈悉。查该吉镇人民合作社在固临县境出售烟土，既系触犯政府法令，即不应姑息宽假，自坏法纪，所请发还该项烟土一节，殊属不当。且根本禁绝贩卖烟土，本府已于上月与八路军总部会衔布告在案。”（《禁毒史料》第227页）这说明绥德县长曹力如支持下属经营鸦片生意，对抗边区政府法令，在鸦片被查出没收之后，还想“发还”，被认为“殊属不当”而驳回。
负责缉私工作的部门自己也走私“特产”。1946年有关部门所做的税收工作总结中就说：“税局本身缉私工作差，走私多”，“缉私人员取消改为验货员以后走私更多了”。（《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5页）
第三，职能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冲突经常发生。
前文提及，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说到了军队武装走私让缉私机关“不敢过问”。报告中随后举了个例子，1945年，“因税局检查×旅九成商店，结果几个缉私员被该店在屋内打得头肿眼青，专署地委不能解决，后绥德税局长亲到延安西北局也未解决”。举的例子还有：“三边司令部的营业部门将私货放在窑内，门上贴着，‘军事重地，闲人免进’字样。关中驻军商店贩运私货，当税局缉私人员去执行检查时，威胁说：里面有炸药，炸死你们不负责任。”（《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1页）
但是，边区政府毕竟负有筹措经费、维持边区财经稳定的责任，也不可能完全任由走私蔓延，所以摩擦时有发生，359旅因私贩鸦片就与边区政府有关部门多次发生矛盾，案例已如前述，独一旅也有贩卖鸦片与禁烟督察处发生冲突的事例。
此外，还有一种矛盾，是边区政府法令不准部队机关私卖，但可交货给职能部门去代销，有些委托售货的部门对低价售货而使他们吃亏不满。1943年5月，物资局局长叶季壮在一次座谈会的发言提纲中专门分析特产贬价导致的事件。据他的分析，贬价是为了和“顽方”（国民党军政力量）竞争，因为他们“多方设法贩卖特产以与我们竞争”，双方在打价格战，“特产又是我们最主要的出口品，万一顽方的计划实现，则我们的出口货即减少三分之二，财政与供给固然无法保证，金融与物价，更无法稳定。在这个时候，是空想高价卖不出去好呢？还是贬价以争取胜利好呢？”“我们的存货又多又坏，坚持高价听其卖不掉而腐坏好呢？还是贬价速售，加速资金的流通（这是最平常的商业常识），并以此做抢购新货的资金好呢？”（《财经史料》四，第431－432页）答案当然是后者。尽管他的分析应该是符合情理的，但其他让其代售的部门未必这么看，对把鸦片交给物资局统一出售有意见。比如358旅，“在后方卖大烟和打埋伏走私”，“因在团以上会讨论交各单位大烟去物资局是有些干部不满······㈣六团供给处人说旅部要我们交大烟，为什么他们还有一个房子装大烟呢？（他在B供住着算账时看见的）”（《禁毒史料》第222页）
中共高层对产销鸦片的争议
中国近现代受鸦片伤害很深。对于鸦片的危害，社会早有共识。如1940年3月25日由王震签署发布的《陕甘宁边区绥德专署关于查禁烟毒的布告》里面说：“查鸦片烟是害人的毒物。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首先拿它来毒害麻醉我们”，“过去腐败贪官仅藉禁烟来发财，因而准许鸦片烟的公开买卖”，“希望从事于鸦片营业的人和吸食鸦片的人，要了解，你们作的是亡国灭种的坏事情，是绝对不应该的”。1940年5月15日陇东分区庆阳县政府发布彻底禁绝烟毒的布告，内说：“查烟毒为害，倾家荡产，贫国弱民······际此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之危急关键，凡种烟造毒及贩卖吸食之人，如不悔改振奋，岂非羞愧难当？”1941年10月23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的禁烟布告（总司令朱德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签署）：“查烟毒之危害，人所共知，小则毁身败家，大则亡国灭种，事实昭昭，毋待详述。”（《禁毒史料》第143、178、55页）
1940年王震签发的查禁烟毒布告（陕西省档案馆藏）
但是种植罂粟、贩卖鸦片，延安时期党政军学、部队机关多有参与，这种情况在边区内部高层中引起什么反应？
前文述及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说，为了解决财政难题，1942年元旦那天，边区财政厅厅长南汉宸“亲自带上武装缉私，到保安司令部军需处缴获肥皂十三箱”，暂时解决了困难。从现有材料看，边区政府自己进行鸦片贸易的政策是南汉宸提出来或其与副厅长霍维德两人商议后提出来的。南汉宸1939年9月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41年2月，毛泽东亲自召见，畅谈四个小时，委任其为边区政府财政厅长。
由中共山西省委支持编写、1993年出版的《南汉宸传》说：“南汉宸从军需处回来，还没等坐下喝一口水，副厅长霍维德神情肃穆地走了进来”，沉默了一刻来钟后，霍维德告诉南汉宸，“边区政府那边打来电话通知你4点钟到毛主席那里去汇报经营土特产的问题”。南汉宸知道出事了。霍维德告知：“我们有几位老同志，对于经营土特产都提出了意见。有人还专为此事给毛主席写了两封长信，历数经营土特产的弊端！”“西北局的几位领导，包括高司令在内都是一个意见，简单地说就是一句话：宁肯饿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他们说，陕北根据地坚持这么多年，条件比这还困难也没有做过这个买卖！”南汉宸去见毛泽东，“毛主席缓缓地说：‘关于经营土特产的事儿，许多同志都来反映意见，而且是相当的尖锐，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看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为好！办呢，还是不办？’”南汉宸“便将当时我们所面临的窘境和所能采取的唯一对策，一五一十地对毛主席汇报说：‘我们眼下是栈道已毁，只剩下暗渡陈仓一条小路了。不走陈仓小路，我们就都得憋死、困死、饿死，除此之外，不会有第二种结论。’”所谓明修栈道，是指运盐。南汉宸向毛泽东汇报，尽管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1941年财政收支还是亏空40%，“现在，会计科长那里是一个钱也拿不出来。我们边区5万多的部队、机关、学校要想正常地工作下去，学习下去，没有别的生财之道，只剩下一条我们不愿意走的陈仓小道了。”（邓加荣、韩小蕙：《南汉宸传》，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257页）
此段描述，也说明了对于经营“特产”，中共内部曾有不少反对意见，但最终经毛泽东拍板。不过，中共高层是否就此开过会议，形成统一的意见呢？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涉及了这一问题，并且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了共识，达成了一致意见。
《延安日记》1943年9月22日写道：“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要隐瞒特区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任弼时想为这项‘买卖’制造理论依据。从一次长而乏味的谈话中听出来，与中共领导的说法相反，特区的经济和财政形势，极为严重。通货急剧膨胀。财政工作日趋困难。已经发行了六百万元的货币！可是，这并没有改善经济状况。任弼时详细谈了经济困难的情况。所有在特区的人，包括我们在内，都感觉到了这些困难。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管。贺龙的120步兵师所在地，是主要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发布了一项大量进行鸦片交易的命令。鸦片体积不大。把鸦片运到延安或特区其他指定地点，再从那里送往中央政府所辖各省，以高价出售，并不困难。在谈话结束时，任弼时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任弼时想指点我，使我能‘正确’理解中共领导的‘鸦片政策’。任弼时要苏联记者理解这个决定。我说，我会把这情况告诉我们小组同志的。说完后，我们就分手了。”（《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167页）
不过，政治局是否开过那样的会，还有待档案或其他材料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