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杀人现场 这是一个滥杀无辜，从魔头到凶手历经半个世纪还没有得到审判的民族。
1968年瑞金“民办枪毙”大屠杀调查
作者： bignosebull
调查缘起：
2013年清明节前，我收到朋友转来的姚蜀平先生文章《文革中江西瑞金的“民办枪毙”》，提到我家乡瑞金在1968年9月的几天之内杀了200多名平民，而且基本都是由公社甚至大队一级的几个干部决定并由各大队的民兵执行的。虽然我知道在那个“公检法”已经被砸烂、阶级斗争狂潮已经席卷一切的年代，人命如蚁，但这样的大屠杀发生在我的故乡，号称“红色故都”的瑞金，我还是颇为震惊。我在18岁之前，一直没离开过瑞金。在我的记忆中，作为客家地区的瑞金，都是聚族而居，村民宗族观念极强，一个村大都是一个姓氏，血缘关系极紧，居然出现这样的平民大屠杀，令人难以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我在2013年清明和2014月11月中旬休假回乡期间，进行了走村串巷的采访。幸运的是，事隔40余年，不少亲历者还健在。当然也有遗憾，也有不少主事者已经去世，尤其是杀人最多的律阳公社的革委会主任王立荣，刚在2012年去世，也让我大发感慨：挖掘历史真相得与时间赛跑！
一、受害者名单
关于具体的杀人数字，姚蜀平先生提到了两个：一个是177人，一个是300余人。幸运的是，我这次刚好采访到了老作家曾某某先生，他说出的具体数字是222人。老作家说，1972年瑞金县成立了专门的“平民枪毙”调查平反专案组，负责人是当时的瑞金县公安局长刘传昌，时任赣州地区公安局的一名处长葛凤祥是专案组督导组长。他当时刚好参加县委组织的一个写作班子，正与专案组在一栋楼，双方串门，所以他得以了解到这个确切的数字。
数字是冰冷的，但数字后面都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所以我的调查方式是，不管真实数字是多少，我得把冤死者的姓名、受害时的年龄、以何名义处死等基本情况下先一个一个调查出来再说。以下是我调查到的84个冤死者的概况。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瑞金市档案局关于文革的档案至今仍不能向民众开放，我只能作民间的记录。这些情况皆是经由亲历者的口述记录的，错误难免，还望有更多的知情者与我联系，以便随时更正。更为详细的死亡档案，由于时间的原因，我没能采访到。我希望以后回乡时能够将名单逐步补齐。
安治公社光辉大队4个：
刘瑞志、刘瑞兰（两人为亲兄弟，均在50岁左右，被火铳打死。他们兄弟俩是上中农，本在不杀之列，但由于原来要杀的右派张顺春、曾任国民党军队文书而定性为反革命的杨学文两人均闻风脱逃，此两人因此顶上被杀，原因是他俩被人发现鞋是湿的，有潜逃迹象）
杨世波（60岁，反革命，民国当过治安队长）
邓新兰（女，40余岁，成分不详，总之出身不好。与时任大队妇女主任的刘某某有过节，刘某某是时任大队书记杨庆湖的姘头，两人合谋杀邓）
安治公社明星大队4人：
李韶育（50余岁，坏分子。以撑竹排帮人运货维生，但有小偷小摸习气）
胡慧兵（60余岁，反革命。民国时做过伪保长）
李炳光（60岁左右，反革命，民国时做过伪甲长）
李文章（40余岁，是广东梅州人，落户明星大队的原因不详）
安治公社竹岗大队3人刘声俊（近50岁，右派，中山大学毕业生，民国时参加过三青团，做过保长，是村中文化最高的人，被杀前在公社信用社工作）
吾炳文（60岁左右，民国时做过警察，腿有残疾）
胡荣明（50岁左右，绰号螯面，撑排卖苦力为生，但喜揭人短，曾举报过干部的男女关系问题，得罪权势人物。被人构陷，叫去开会，身边被人偷放一把刀，到队部时被来请诬为谋反，被乱棍打死）
安治公社石水大队1人：
陈冬发（20岁左右，现行反革命，剃头匠。起初没杀死，自己捧着露出肠子回家，家中人疑是鬼不敢开门，最终死在家门口）
律阳公社樟树大队12人：
刘绳凤（77岁，富农，岗下村人）
刘绳荣（57岁，反革命，曾任国民党员，岗下村人）
刘惟信（60余岁，反革命，1949年前曾任教师，其兄逃到台湾，岗下村人）
刘惟仲（60余岁，坏分子，岗下村人）
刘立芹（20余岁，刘惟仲儿子，因不服父亲被抓去队部讨说法，被大队认为对革命不满，反被杀）
刘绳平（40余岁，历史反革命，1949年前曾任国民党干事，岗下村人）
赖裕新（40岁左右，现行反革命，樟树下村人，原在安徽地质局工作，因政治问题遣回家乡改造）
赖裕坤（40余岁，中右，曾任教师，樟树下村人）
杨远凤（60余岁，反革命，樟树下村人，民国时做过保长，支持过游击队钱物，被杀前长征老干部出面保他也无用）
杨春生（30多岁，反革命，樟树下村人，时任村会计，因劝阻过大队民兵连长杨人辉调戏妇女，被其忌恨）
杨衍军（40余岁，反革命，其父曾任国民党员，樟树下村人）
杨远灿（40余岁，反革命，民国时做过保长，协助国民党抓过壮丁，樟树下村人）
律阳公社瑞明大队3人杨世伦（60余岁，富农分子，松山下村人。有经营头脑，卖猪赚到钱，藏在家里的金子被挖出，被人举报说过“国民党会打回大陆”的话，罪名指控其有“变天”思想）
杨家村（近70岁，富农分子，松山下村人。没啥文化，但喜谈时政。说林彪名下有虎，毛主席名中有毛属猪，虎会吃猪，林与毛必相克，结果被人举报思想反动）
刘克振（50余岁，地方分子，松山下村人。其父是老地主，51年土改时被杀。其人有文化，性刚烈，“三查”工作组到其家时其曾用砖头反抗，差点砸中时任村长杨海明。在其家中搜到了民国时的田契、屋契，罪名指控其有“变天”思想）
律阳公社合溪大队9人杨世争（60余岁，历史反革命。民国时做过保长。是“三查”中全大队最早被杀的人，白天被押到律阳公社公审后当天被杀）
刘克玉（50余岁）
刘惟俊（50余岁，民国时做过保长。）
刘绳贵（50余岁）
杨世红（近70岁，富农分子。极度勤奋和节俭，民国时靠省吃俭用买田积粮，钱粮自己不啥得吃用借给别人以收点利息，评成份时因为“放剥”过而被评为富农。）
杨衍秀（50余岁，富农分子。是杨世红的侄儿。也是极度勤奋，为多点自留地到山脚开荒种粮，结果“三查”时以滥开荒地、对集体制度不满罪名被抓）
杨世秀（60岁左右，反革命，民国时做过保长）
杨俊平（60余岁，地主分子。省吃俭用，“放剥”过。在杨姓中威望高，民国时曾因建杨氏宗祠与刘姓人结仇。三查”时刘姓掌权者对其构陷。被关押时其曾说“我们现在都像是关在笼子里的鸡，待宰”，结果一语成谶）
杨世宗（60左右，是杨俊平的弟弟）
律阳公社大坪大队9人刘秀通（近70岁，富农分子）
刘德坛（51岁，富农分子。其兄刘德贵民国时做过保长，土改时已经被杀）
杨荣提（60余岁，富农分子，堆背村人。）
杨荣富（50余岁，富农分子，堆背村人。）
杨衍宽（50余岁，富农分子，全家在文革初期是从下坊下放到下坝村。）
杨桃发（20余岁，外号桃佬子，堆背村人。）
杨某某（9岁，是杨桃发最小的弟弟，堆背村人，这次大屠杀中最小遇难者）
朱贵生（50余岁，地理堪舆先生，围下村人，以搞封建迷信名义被抓）
何春发（50余岁，乡村医生，绰号头牲，鹅公坑人）
律阳公社瑞律大队7人刘立丰（50余岁）
刘惟宣（50余岁）
刘惟昌（70余岁，被抓期间投水自杀）
刘惟振（60余岁，被关押时上吊自杀）
刘氏父子3人（上宵村人，是刘德堂的父亲和两个哥哥，有亲属在台湾，以私通外国敌对分子名义被抓，一父三子仅余刘德堂一人未被杀）
律阳公社上坪大队1人：
杨人佳（50岁左右，反革命，1949年前曾任市场管理员，踢过小贩的摊子。不过，其是上坪大队人，但却是在其所在的单位瑞金建筑公司被斗死）
律阳公社绵塘大队1人胡某某（名不详，40岁左右，本人成分是贫农，但由于对大队还要他去参加毛泽东思想“三先”宣传队不满，说了句“农民要种田才能搞饭吃，搞三先搞不来饭吃”，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沙洲坝公社清水大队8人杨荣春（60余岁，地主分子）
杨庆金（30余岁，地主分子，杨荣春长子）
杨庆波（30岁左右，地主分子，杨荣春次子）
杨庆玉（20余岁，地主分子，杨荣春三子） 杨庆英（50岁左右，地主分子）
杨长福（20岁左右，杨庆英儿子，当时正挑担子走在路上，看到父亲被民兵抓，当街还了一声爸，就被民兵一起押走，当天一起被杀）
胡长标（50岁左右，富农分子，曾任解放军侦察连长，立过军队三等功，任过村干部，在争权中得罪大队权势人物，遭陷害）
杨荣军（50余岁，外号斜背子，地主分子）
沙洲坝公社群峰大队4人刘良俞（60岁左右，历史反革命，民国时做过保长）
刘良球（50余岁，是刘良俞的弟弟）
刘志俊（50岁岁，地理堪舆先生）刘良柱（50余岁，历史反革命，曾参加过国民党）
沙洲坝公社大布大队1人杨衍楠（60余岁，反革命，沙洲坝公社革委会在白天对其公开审判后杀掉）
壬田公社青龙大队7人钟延辉（60余岁，地主分子。本是抓他的小脚老婆去开批斗会，由于她在家洗澡，工作组只好抓他顶数，当晚被杀）
朱位摇（60余岁，地主分子，节祖排村人。曾做染布生意，人极自私，人缘极差，自己弟弟被抓都不愿出钱去救）杨长发生（40余岁，历史反革命，长江排村人。其父杨太潘民国时当过乡长，土改时已被杀。）
危秉乾（50余岁，罪名不详，江西南城人，落户壬田的原因不详）
张某某（60余岁，历史反革命，上稳村人。民国时当过保长）
元佗子（50多余岁，本名不详，这是其绰号，为人老实，罪名不详）
老三子（本名不详，罪名不详）
叶坪公社叶坪大队3人谢远富（48岁，历史反革命，叶坪小山塘村人，宁都师范毕业生，教过书，民国以地下党员身份组织闹学潮时曾坐过国民党监狱。因为参与青年党的历史问题被揪出，在公社公审后处决）
邓光殿（50余岁，富农分子，叶坪沙背村人）
钟某某（50余岁，地主分子，叶坪新苑村人）
黄柏公社3人刘立嵩（40余岁，右派分子，做过老师，民国时做过保长）
钟国林（60余岁，反革命，黄柏蓝田村人）
钟枝福（20余岁，黄柏蓝田村人，其叔钟辉是解放军少将，在村里说话做事牛气，得罪村干部，三查时因不服定性曾到县里吵闹，可能出言不逊，让县里也烦他，被杀时因为反铐时间太久挣扎，两手的手皮都全部磨脱）
岗面公社2人蔡爱华（30岁左右，反革命，上田大队蔡屋村人，被杀时其独子蔡芸刚出生几个月。）
蔡绍廉（上田大队蔡屋村人，其他不详）
象湖镇2人：
谢远茂（20多岁，现行反革命，井冈山居委会居民。爱听“敌台”，讲过对党怀疑的话。在砍柴回家的路上被抓捕，被杀时脚上还穿着草鞋）
杨衍金（26岁，文革初期参加过派性斗争。“三查”时被对手陷害关押时遭毒打，最终自己割喉并投水自杀）
间接死亡2人：
杨庆云（外号狗条，两个儿子被杀后，伤心过度，很快病死）
刘木生（20余岁，为刘绳荣之子，患严重胃病，平时由父亲照顾，父亲被处决后病加重，严重胃下垂，到县人民医院求治需要介绍信，大队因其为反革命家属不给开，结果病死，刚谈的准媳妇因此另嫁）
二、大屠杀的全景与细部
综合知情者的叙述，大屠杀的基本脉络是这样的：1968年9月22日，瑞金县召开“三查”动员大会，各公社革委会负责人与会。实际掌权的军代表赵树林作动员报告，称反革命份子气焰嚣张，威胁我们的政权，必须杀掉一批以震慑敌人。9月23日上午，律阳公社举行公开宣判并执行死刑大会，从社办综合厂、各大队中挑出的一批所谓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上午被杀死，各大队领导出席了大会，算是公社给各大队作出的杀人动员令。当天晚上律阳公社下属各大队开始大捕杀，有的大队则拖到24号杀，25号由于得到上级停止杀人的指示，大屠杀热火稍歇，但有些地方仍然未停。瑞金当时共18个公社、260余个生产大队，以律阳公社杀人最多，其次有安治、壬田、沙洲坝、日东、叶坪、黄柏等5个公社杀人较多。当时每一个公社都关押了一批人准备杀，由于九堡、瑞林两公社的领导坚持要按法定手续走，拖延到了上级禁止杀人的禁令到达，结果这两公社一个都没杀。九堡密溪村的罗永、罗光倚两人就是被关押了两天后释放回家，此后一直被村里人笑称为“虎口逃生，命大”。1972年，赣州地委成立了以赣州公安局葛凤翔处长为督导组长的平反专案组，对大屠杀进行了调查。赵树林、徐崇忠和王立荣等一批县、公社领导分别受到撤职、降级等处分，县委书记徐崇忠在全县干部大会上作了检讨，他在会上讲自己对于大屠杀事件的“事先不知道，事后制止了”，为自己开脱。冤杀者家属得到了一点赔偿金。
1、杀人的手段
骇人听闻的是，这些所有的冤杀者中，没有一个是被枪打死的。我调查到的目击者中，见到最多的杀人方法是：用铁铳、梭标两种工具。铁铳一般是打猎用的，很难一枪将人打死；梭标更是最原始而简单的冷兵器，是一根长棍一头套个带尖的菱形铁块组成。杀人执行者一般是未经正规军事训练的当地民兵，而且很多用来杀人的梭标还是多年未用已经钝化生锈的，刺人时更是难以一下杀死。
更让人听了要肝颤的是，不少被杀者其实是多种工具并用搞死的。安治公社光辉大队处死反革命杨世波时，最先下手的是当时民兵队的积极分子李守高（此人后来一生无妻无后，穷困潦倒中死去。行凶者后来的命运大都凄凉，我将在本文最后专辟一段《报应的丝毫不爽》来对此进行分析），他用梭标捅杨，杨发出尖厉的嚎叫，吓得其他准备行刑的民兵都逃走，但马上被大队领导喝斥：谁走谁受严惩！结果民兵们又回去，有的用棍，有的用石头，有的用梭标，一起将杨杀死。不少杀人现场的目击者都提到过，这些被“民办枪毙”的人，很少有能一次毙命的，都经过了痛苦的垂死挣扎。有目击者看见，一个在河滩被杀的人，一只手抓住了鹅卵石，苦苦挣扎中竟然把坚硬如铁的鹅卵石给抓碎了，因此他一直相信：垂死挣扎的人最后迸发出的力量是惊人的。
最惨的遇难者是安治公社石水大队剃头匠陈冬发。或许因为才20岁左右的他生命力还极旺盛，肚皮被捅了几个洞，肠子都漏出来了，他还没死。居然自己深夜摸回了家，还敲门叫家人。家属不知是因为怕被大队清算还是怕鬼，硬是不敢开门。结果陈冬发死在家门口，手里捧着自己的肠子。
2、杀了些什么人
读者从上面的遇害者名单就知，数量最多的（约占9成）就是阶级成份不好的人，“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及其亲属首当其冲；其次就是农村传统手艺的传承人，比如专帮人看阴宅阳宅风水的地理堪舆先生，比如走街串巷接触人多从而信息比较广的剃头匠，这类人大都是农村的边缘知识人或是有信息渠道的人，但其掌握的知识是新政权所谓的“四旧”和封建迷信的范畴；第三类就是还能保持点独立思考并敢于表达出来的人。比如偷听“敌台”的人，比如说律阳公社下塘村那位胡姓农民，是贫下中农，成分很好，但对大队干部老叫他去搞毛思想“三先”宣传不满，因为严重影响他耕作自留地，只说了一句“我是个作田佬，只知道作田能搞来饭吃，搞三先能搞到饭吃？”，就此被认为是对党的政策不满而遭杀。也就是说这次大屠杀是继当年的土改之后，对农村精英的再一次扑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许多大队都发生父子、兄弟一家数口人一起被杀甚至几近满门操斩的情况。
3、草菅人命的闹剧
“三人话死一人”，是瑞金知情者评说这个血腥大屠杀常说的一句话。一个人杀或不杀，大队三个负责人（一般是书记、主任和民兵连长）商量下就可以。一旦交给了三个根本没有法律常识的大队干部生杀予夺的权力，杀谁不杀谁，他们首先考量的当然就是自己的利害关系。律阳公社合溪大队的杨俊平，本人参加红军算是老革命，在村中杨姓中较有威望，但由于就是氏族纷争中得罪过时任大队书记的刘某某，结果就在这次“三查”运动中遭捕杀。律阳公社樟树下村的杨春生，对时任大队民兵连长杨人辉调戏妇女的行为提出过意见，遭其忌恨，也在这次运动中给杀掉了。还有利用这次机会想灭掉政敌的。黄柏公社老革命谢祥运，文革前当过共产党的区委副书记，这次因历史问题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抓，准备杀的当天，县里领导打来电话传达上级停止杀人的命令，并特别问谢祥运杀了没有？接电话的人说还没有杀，结果被时任黄柏公社“三查”小组组长罗敬寿大骂一通，说：“你应该说已经杀掉了”。捡了条命的谢祥运其实仅仅在当副书记时曾经因工作与罗敬寿有过小过节，而罗竟然就动了杀心。实际上，瑞金当时不少大队在得到上级的通知以后，并没有停止屠杀，而是告知上级已经杀了，而后抓紧把人杀了。很难搞清楚是一种什么东西让这些大队干部杀红了眼。瑞金糖厂的保卫科长白成钢，是被县里派去日东公社制止杀人的。没想到遭到日东公社干部的抵制，说抓起来的阶级敌人怎么可以放过？可叹白成钢也是个极左份子，竟然同意了公社的意见，在抓起来的21个人，杀了8个。其中一个是日东垦植厂的右派分子，关押时已经被打断了双腿，公社干部说此人留下来还要花费人工照顾他，不如就杀了吧，结果就杀了。
由于无章可循，不少大队在执行中就成为乱捕乱杀的血腥闹剧。沙洲坝公社清水大队的地主分子杨庆英被押去公社的路上，他的儿子杨长福挑着担子刚好路过。他喊了声“爸爸”，并质疑民兵为何抓他父亲，结果也被民兵一起抓去，当晚父子俩一同被杀。壬田公社青龙大队的钟延辉，本来大队是要抓他的小脚老婆的，结果她在洗澡不方便出来，民兵就抓了钟延辉，当晚就杀掉了，他老婆倒活了下来。律阳公社岗下大队年过六旬的老人刘惟仲以坏分子的名义被抓，他的儿子刘立芹去大队部讨说法，结果也被抓起来，父子俩当天一起被杀！安治公社光辉大队原来是要杀的是右派张顺春、曾任国民党军队文书而定性为反革命的杨学文，但此两人均闻风脱逃。大队竟然就将在刘瑞志、刘瑞兰两兄弟顶上名额杀掉。这兄弟俩成份是上中农，本轮不到杀他们，但他俩被人举报鞋是湿的，有畏罪潜逃迹象，就此被杀。
4、人权的劫难
被杀者不仅要丢性命，还要被劫财。我采访到的每一个杀了人的大队，无一例外都对被杀者的财产进行了公开的掠夺。每个大队杀人的当天，都要开一桌大餐，大队干部和执行杀人的民兵可以饱餐一顿，而粮食和肉菜则是大都来自被杀者的家里。律阳公社大坪村的刘德邻是当时村里的民兵，他没敢杀人，被大队指派在杀人时负责打手电筒。他记得当时的一个细节：当时他受大队领导指派，骑着单车去把从被杀者家里抓来的鸡运到队部食堂，鸡被捆住了手脚，报纸包好绑在单车后架上，鸡在挣扎，路上的熟人还跟他打招呼：“拿鸡去卖？”，他没敢回应，只能点个头含糊过去。刘在一年后当兵，几年后又转业为一家国企的干部，现退休在家，对这次大屠杀有反思，是不多的愿意讲点当时情况的民兵。你可以想像到的是，1968年9月23至25日的这几天，瑞金城肯定充斥着浓郁的血腥味，因为刽子手们前脚刚杀了人，后脚就杀鸡宰猪来犒劳自己。
被杀者死则死矣，其家属则还要遭受这政权的掠夺、羞辱与作践。岗下村被杀富农刘绳凤的大儿媳赖凤娇现在聊起当年的屈辱还是一脸怨愤：他们这些“黑五类”家属在队里分配的都是最脏最累的活，而工分却永远只有普通村民的一半，而且还要经常遭白眼挨训，大队干部经常指着鼻子骂他们：你们这些反动分子，给我老实点。这些家属也基本不能有任何私产，赖凤娇说那两年大队干部经常会窜到他们家里，看到有什么好吃或是可用的就拿走，你还不敢吭声。前面提到的律阳公社绵塘大队农民胡某是个鳏夫，他被杀后，留下两个分别是11岁、9岁的孩子，由于是反革命后代，没人敢理，两个孤儿就自己到田里河间摸些田螺小虾来吃活命，衣服烂了也没得换，真成了自生自灭的“野人”。还是村里两个善良的老太婆偷偷接济他们，两个不幸的孩子才存活下来。1972年胡某冤案平反后，两个孩子拿到了点赔偿金。律阳公社大坪大队的杨庆云自己逃走了，结果两个儿子却被杀，包括其9岁的“满子”（瑞金话，意指最小的儿子）。其因此精神崩溃，没多久就死了。沙洲坝清水大队的杨庆金被杀后不久，其妻虽改嫁但终日郁郁寡欢，没多久就自杀了。大屠杀中被杀的人大都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可以想见，他们的冤杀给他们的家庭造成的是怎样的重创。
5、愚蠢可怜的小角色
大屠杀中还有几个小角色的表现，让人对那个荒诞的年代中人性的扭曲感到不可思议。
沙洲坝群峰大队的杀猪佬刘承河，绰号“猪腰子”，9月24凌晨准备杀猪时，发现山脚一群人打着马灯吵吵嚷嚷，遂挤前问：“都在干嘛？”。原来是大队民兵正准备杀反革命，但反革命们一直在悲喊求饶，这些从未杀过人的年青民兵实在下不了手。好个恶屠夫“猪腰子”，大叫一声“这有何难，杀人不就跟杀猪一样”，拿起杀猪刀，在冤杀者一声声“我与你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你为何杀我，我做鬼也不放过你”的咀咒声中，一刀一个干净利落，很快就血汩汩地躺倒一片。“猪腰子”杀了人接着去杀猪，不料突然就手脚无力疑似中风，被抬回家时浑身发抖，吃什么药都无用，没几天，一向强壮的“猪腰子”竟然暴死。
安治公社清水大队的“楞头青”民兵钟光艳，对杀人工作非常“敬业”：对每个被杀的人，他都要往其脑袋上补敲上几铁锤，以防没有杀死。这个钟光艳后来一直遭人嘲笑为“蛮认真的杀人鬼”，其晚景凄惨，常年缠绵病榻遭人嫌烦，60岁左右就死了。
安治公社革委会主任杨达，对杀人工作布置得很周密，要求各大队要回头清点尸体。这一清点，还真发现石水大队年青的剃头匠陈冬生还没断气自己爬回家的事情，弄得清点尸体的大队干部一场虚惊。在1972年平反大会上，专案组组长葛凤祥还以此揶揄杨达：“杀人你们倒做得细致，弄死了人没忘记点人头，你若是把这种敬业精神放到抓革命促生产上，共产主义可能就早实现了”。
三、杀人风暴的起因
要说清楚瑞金大屠杀风暴的起因，就得先说文革的起因。本人写作本文的目标读者是年青一代。由于执政者有意的遮蔽，现在的年青人许多根本不知道文革的性质。现在居然有不少人还在为“文革”招魂，认为要再来一次文革杀尽贪官污吏就好。薄熙来在重庆搞的那套完全与法治方向背道而驰的“唱红打黑”运动居然引来了那么多人的叫好与追捧，就可以知道，文革的土壤在中国根本没有消失。我想通过本文告诉读者的是，如果再来一次文革，你不仅无法杀尽贪官污吏，而且最遭难的仍然会是我们这些无法移民的小百姓。重庆进行的“小文革”，你为处死文强而叫好，但你可知道有多少“任建宇”这样的小百姓因说了两句真话转了两张贴子而身陷囹圄？而且，薄熙来与王立军的贪腐比文强少么？杀了一个小贪，迎来了一个巨贪。没有法治，只靠暴力收拾暴力，迎来的只会更暴力，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这一点。题外话就此打住。
文革的起因其实很简单：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搞得中国经济接近崩溃，1959-1961年三年间中国饿死三千多万人，搞得天怒人怨，搞得刘少奇都要进谏老毛：人相食，要入史的。老毛一看这样下去的确不行，通过宣萱搞出“三年自然灾害”（实际那三年基本风调雨顺，饿死人绝对是人祸）、“苏修逼债”（实际赫鲁晓夫知道中国饿死人消息时，主动要求中国缓期还债而且愿意援助中国粮食，而且1959年中国还对外出口粮食数量还创新高）两个借口搪塞之后，于1962年北京“七千人大会”后退居二线，把烂挑子撂给刘少奇。刘少奇也当仁不让，纠正极左政策、解散大锅饭、给农民自留地，这么几招（所谓的招数，其实就是把农民种田的权利还回一点给农民。以后的改革开放实质也一样：把天赋的权利还回给人民，中国立即解决了温饱问题。哈哈，所以人权不是虚的，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存权。有些愤青说话老爱跟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一样，说人权是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愤青们肯定喜欢把P当妈妈，你妈妈饿你打你，别人干涉一下你妈妈，其实对你有好处嘛，当然你说你宁愿妈妈饿死你，你也不愿让人说妈妈，我也没办法）就把饿死人现象给刹住了。一时刘少奇在党内外的声誉日隆，刘主席带着端庄美丽的王光美夫人四访出国，风光无限。一向当惯老大且家庭失和、没有“妻福”的毛泽东岂能让这个“我一个指头就可扳倒”的人风光盖过自己，于是想通过党内运动搞掉刘少奇，可刘在党内多年，根系也深，毛居然扳不动他。熟读线装古书的老毛知道太多的宫廷内斗权谋之术，他想既然动用现在的党与国家机器搞不倒刘，我就用自己在人民中的崇高声望，用群众运动砸烂国家机器。哈，老毛这一招果然厉害。中央文革小组一成立，就架空了政治局；各地愤青们起来了，各地的党政系统被夺权，群众掌权了。问题是群众也有派别，于是都打着“拥毛”的旗号打对方，全国由是一片群众混战。1949年以后就被沦为贱民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惶惶不可终日，不知何时阶级斗争利剑杀到自己头上。
1967年8月，正是文革浩劫的高潮阶段，群众运动的风暴已经从北京向全国扩散。这一年，由于不满江西省当权者对群众运动的消极态度，毛决定要换人。8月13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受毛指派的周恩来、陈伯达、肖华、姚文元等中央首长，接见了江西四方代表全体来京人员，共1300余人。接见时，周总理宣读并解释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主要内容是：江西省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指“文化大革命”中，工人和人民解放军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组织的行动，简称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为此，中央决定改组江西省军区，任命程世清为江西省军区政委。
江西省因此进入了军管状态，原来的党政系统已经失灵，程世清实际掌握了江西省权力的至高点。这个原任第二十六军政委的军头是个实足的左派妄人（肖华光《记“文革”中陈云同志在江西的日子》对程世清的左与妄有精细的描述）。得了毛尚方宝剑的程政委的“三板斧”举措就是：将江西整个省变成了一个大兵营，军队的建制全面铺开，无论是学校、机关，还是工厂、农村，几乎统统编成了团、营、连、排、班。在乡下，一个公社就是团部，大队就是营部。在中学，各个年级是营，班级则为连。1968年9月18日《江西日报》登有一篇《关于江西拖拉机厂四车间试行军事编制的情况调查》称：“将车间380余人，编成三个连。班是连队的最小单位，每班10-12个人。党支部建在连上，排上有党小组，每班逐步都有党员。经过半个多月的实践，证明军事编制完全适用于工厂企业，对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效果很好。”（以上资料来源于胡平先生的《程世清在江西》）
程世清于1968年开春为掀起江西省文革的高潮，在全省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三查”（即查叛徒，查特务，查走资派）运动，省、地、县作层层动员部署，可怜的小百姓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就变成了案板之肉。1968年8月，赣州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刘云在地、县各单位革委会负责人大会上的报告称：“目前，瑞金全县共揪出三查对象5319人，其中叛徒830人，占全县原老干部的80％左右，特务266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48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2354人；现行反革命和反革命两面派94人，还破获了反革命组织49起，331人”。
到瑞金县一级，大权实际由支左的军代表赵树林掌握。此人是广东潮汕人，前一年回老家探亲时看到潮汕的大杀反革命的热烈场面，感觉瑞金革命的热情比潮汕差太远，有负“红色故都”这个称号。于是在9月22日县召开的各公社“三查”专案组长会议上，赵代表脱稿看着下面的公社干部动情地说：“同志们，我是一个外地人，随时可以离开瑞金，但你们都是本地人，倘若我们不把这些潜伏的阶级敌人给揪出来，到时猖狂的敌人跳出来夺取我们的政权，你们会有什么下场？毛主席告诉我们，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就坚决消灭掉。同志们，你们应该怎么办！”据当时的与会者回忆，律阳公社革委会主任王立荣听得登时就热血沸腾，恶狠狠地应了一个字：杀。由是动员会的第二第三天，也就是23日、24日两天之内，全县杀了200余人，其中律阳公社就杀了107人。
分析这个杀人风暴的起因，我们会看到一条从上到下的清晰链条：中央毛：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江西省程世清：通过“三查”找出阶级敌人—-赣州地区刘云：各县要狠揪反革命份子—-瑞金县赵树林：反革命份子随时反攻倒算，威胁我们的生存——-公社王立荣：杀掉反革命分子。这样有组织的层层动员，权力得不到任何制衡的可怕后果就是：上层一句话，底层万颗头！（万颗头绝没有夸大，据批露的史料，湖南道县一个县1968年就杀了9000多所谓的反革命分子。）
伟光正的P告诉我们，我们绝不搞西方的多党制、三权分立。脑残们也跟着起哄，说我们这些一直呼吁结束一P独裁和倡导民主宪政的知识人是西奴、汉奸。哈哈，共P1949年前在媒体中天天说要结束一P独裁的话（见笑蜀禁书《历史的先声》），我就不再引用了，脑残们之所以脑残，就在于他根本就不想看与他固有观念不符的书。我只要脑残想一想的是：西方设立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也是近两百年的事，在这之前，西方的暴政杀人一点也不比中国少。如何将权力关进笼子，让它不随便祸害人，是全人类一直都在探索的事，西方无非比我们早发现了而已。我们伟光正的P却把这人类用多少人头落地才探索出的文明成果定西方专有，中国绝不搞，这是啥子逻辑嘛。你想一想，哪怕想一次也好嘛，这是不是好像是：西人原来跟我们一样都吃屎，都知道屎臭，结果西人先发现了饭香，你却说我绝不吃饭。哈，如果你坚持要吃臭屎，我还真没办法。
四、人性之恶与人性之光
在那样一个红色恐怖年代，藏在人心中的恶魔也在潘多拉盒子打开之后，纷纷跳出。亲历者告诉我不少趁运动来泄私愤、报私仇之丑事，40余年后听之，犹觉毛骨悚然：人性之恶，竟至于斯!安治公社民星大队的胡荣明，一辈子撑竹排帮人运货卖苦力为生，即使按当时的身份标准，也不应该是被“三查”的人行列。但此人喜揭人短，曾举报过干部的男女关系问题，得罪权势人物。9月23日那天，权势人终于得到构陷的机会。胡荣明被通知去大队部开会，等他急冲冲赶到时，大队一帮人突然把他抓住，从他的背囊中搜出一把刀，领导一声喝：胡荣明，你敢谋反？打死这个现行反革命，可怜的胡荣明在队部被一顿乱棍当场打死。还有光辉公社的邓新兰，本就是一农妇，出身不好，她曾与时任大队妇女主任的刘某娣（此人现在还活着，姑隐其名）因琐事结过梁子，没想到竟招来杀身之祸。此刘某娣是时任大队书记杨庆湖的姘头，两人合谋给邓新兰定了个罪，40余岁的邓新兰便成了屈死冤魂。
但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上帝也会给人类漏一丝希望的曙光。律阳公社上坪大队书记杨远洲的妻子刘香发，一句话救了十几条生命，为那个黑暗的年代留存了一线人性的亮色。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客家农妇，以最朴素的常识抵抗住了各种主义的义正辞严与腾腾杀气。2013年4月2日，现年已近8旬的刘香发老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老人家说，听到当天晚上大队就要杀人了，她一整天坐立不安，既怕又烦燥，最后终于憋不住了，她关起门，生平第一次对着丈夫骂起来：“乌皮佬（注：杨远洲书记皮肤黑），你今天要敢下令杀人，我就拼着这条命也要跟你离婚！这些乡邻又没杀人放火，为什么要杀人家？人命不是猪狗呀，怎么能说杀就杀呢，没这天理呀！”老人家回忆，远洲书记似乎对一向百依百顺的妻子的“瞬间爆发”并不吃惊。他没说一句话，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老人家说，“乌皮佬”的习惯就是有心事时默默不停地抽烟，她知道自己说的话起作用了。果然，远洲书记用了一个“拖字诀”。老人家说，按公社的统一要求，大队被抓的这些犯人要在当晚10点前全部押到村外一个名叫禾巅脑的小山，11点半开杀。隔壁的东升大队领导一向对远洲书记敬重，做啥事都紧跟上坪大队。10点到了，东升大队派人过来问远洲书记，是不是该行动了。远洲书记一会说这个犯人要换件衣服，一会说那个要给家里交待点事，总之就是拖着。东升那边也就等着，拖到接近午夜12点了，超过预定的开杀时间快半个小时了，突然上级来了电话：停止杀人！结果就是这两个大队，在这次全县的疯狂大屠杀中，一个人也没杀！也许这一天在刘香发的印象中太深，45年后的今天，老人家对那个惊险的日子居然可以脱口而出：8月初4！我查了一下万年历：农历1968年的8月初4，是公历的9月25日。这个日子，正是瑞金全县经历了23、24日两天疯狂大屠杀之后的一天。这一天由于消息上报到了中央，中央制止屠杀的指令下达回瑞金的日子。关于屠杀消息如何传到中央，有两个版本：一个说是福州军区某首长的小车经过瑞金沙洲坝公社一个河滩时，看到清水大队杀死的8个人死状惨烈，下车知道实情后马上上报到了中央；一个说是瑞金籍少将钟辉的侄子被杀，在北京的钟辉得讯后通过自己渠道上报了周恩来，周恩来马上指令停止屠杀。也许两个渠道都有，但指令要从中央传到大队一级，中间会有时间差和人为的阻碍。据当时在江西支左的年轻军官汝其的《支左日记》批露：“瑞金继23、24号两天大开杀伐之后，又连续杀了三天。25日杀15人，26日杀16人，27日杀19人，到28日才基本刹住车。”
另一丝人性的曙光在沙洲坝公社沙洲大队书记杨荣鉴身上显现，他以另外一种执着显现人性之光：对杀人合法性要求的执着！事隔46年，2014年11月28日下午的沙洲坝大街边的一间店铺里，80岁的老书记杨荣鉴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对公社要求杀人的领导提出要看三个文件：一是中央的政策文件，二是关于这些被关押之人罪证的法律文件，三是公社要求大队执行枪决的命令文件。老书记当时不仅还顶着上级的压力，而且还要顶着几个手下的劝诱。时任大队副书记杨庆秀就以别的大队都已经执行命令为由不停地劝说老书记下令，而且还不惜伪造被关押之人所谓的“当过伪保长”之类黑材料来诱使老书记下令。耿直的老书记为此事还在三年后的平反工作中向组织举报过杨庆秀的造假行为。知情者对杨庆秀的评价都极低：此人功名心极强，为了升迁不惜以杀人来向上邀功，结果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此人十几年前已经吃农药自杀不得善终。而当年捡得性命的三名“坏分子”杨荣穆、杨家忠、杨荣煌此后一直对老书记感恩并尊敬有加。老书记本人则表示，他权利意识的初步觉醒是在1964年的“社教”运动，他当时就对“社教”工作组对大队干部的莫虚有的指责反感，当时就想撂挑子不干啥子书记了，“我自小也是作田出身，做回农民也不会饿死”，老书记回忆当时的心绪时说。
五、主义的恐怖：被戗杀的人伦
父亲被判有罪，儿子为其伸冤，结果儿子也被官府以替罪人说话的罪名而抓，父子一同被官府杀掉。我还真记不得哪个朝代曾经有过这样的历史记载，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吧（明、清两朝有株连九族之罪，似乎跟我讲的这个不同）。但在红朝的瑞金，这事真实地发生了：1968年9月24日，律阳公社岗下大队年过六旬的老人刘惟仲以坏分子的名义被抓，他的儿子刘立芹去大队部讨说法，结果被大队认为对革命不满，当场被抓起来，父子俩当天一起被杀！主义的恐怖显然把百姓吓傻了，岗下大队被杀掉的6个人，当天居然没有一个家属敢去收尸。结果还是第二天，有个大胆点的家属偷偷去就地挖个坑把人埋了，其他家属随后才敢效法。“但尸体上绑的绳索，家属都没敢解开，更别说给死者换件衣服，都是就地挖坑草草掩埋”，现年81岁的刘惟吉老人说，“当时我77岁的老父亲也一样”。客家人一向注重对亲人的葬仪。所以，刘惟吉在45年后的今天跟我谈起父对亲的草埋，还觉得内疚。“但当时我怕呀，怕如好好葬了我爸，大队说我同情反革命呀”，刘惟吉说。
主义告诉你，亲不亲，阶级分。如果一个人是坏蛋，他的所有亲属都必须与他划清界线，要不你就是对革命不忠。亲亲相隐的人伦传统就此完全被戗杀。主义再度扩展出的新外延是：祖辈是反革命，那儿孙辈也是潜在的反革命，必须斩草除根。这次大屠杀的最年幼的遇难者，律阳公社大坪大队9岁的小学生杨某某就是在这个恐怖的主义外延中给杀掉的。这名儿童是被判为反革命的杨庆云的孙子。据说，1972年平反专案组一名负责人在质询当时下令屠杀的公社干部时，也动了真气，他反复地问：“一个孩子，能有多大罪？你们说杀就杀了，你们怎么就下得了手呢？”这次调查中，不少人也告诉我，黄柏大队被杀的青年钟枝福是瑞金籍少将钟辉的侄儿，钟辉在侄儿被杀几年后回乡，在县政府举行一次招待会上，有人发现他神情有点不对，提着枪到处找当年的律阳公社革委会主任王立荣，由是知情人马上叫当时还在吃饭的王立荣赶快溜走。“王立荣要不是走得快，估计当时真要吃钟辉的花生米了”，知情者说。
小牛生下来了，老牛会不停地用嘴舔弄它的皮肤，眼睛是一片柔爱之情。老牛舔犊，说的就是连动物也有的天然父子母子之情，何况人乎？但在主义的洗脑之下，中国发生几多的人伦惨剧？母亲说了句刘少奇不是工贼的话，儿子张卫红就向党告发，母亲因此被杀；杰出如顾准，因被打为右派，孩子都与他断绝父子关系；范元甄这个马列老太太、曾经的延安四大美女之一，以革命的理由对自己的亲女儿李南央极尽痛骂污辱之能事。这些的人伦惨剧在革命叙事中的中国遍地皆是。主义之祸，让人心惊！
六、报应的丝毫不爽
这次“民办枪毙”大屠杀的调查，我是抱着以文字为历史存档的目的，没想到的是多了另一项收获：再次验证了因果报应的确凿！我采访中了解到：当年下令杀人或是直接动手杀了人的大队干部，居然全都晚景凄惨，不得善终！而且祸及三代！前文所提到的光辉大队率先杀人的积极分子李守高，就是一生无妻无后，在穷困潦倒中死去；最惨的是当年负有命案的日东大队干部谢某，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由于贩假银元在东北被判刑，在狱中被人搞死。谢某本人50余岁时坐二儿子的摩托车时发生车祸，二儿子当场死亡，谢某本人由于对车祸处理赔偿金等事项不服，竟然服毒身亡。沙洲坝公社清水大队时任治保主任、杀人积极分子钟文发，后半生也是极度潦倒，上世纪90年代与老婆吵架后吃了农药并跑到田间，尸体腐烂了好几天才被人发现。我暂不在这里一一公布当年作恶者的结局，因为怕其亲属忌讳。但在这里，我想公布我自己村里在文革期间犯下罪行的“三大恶人”的结局，因为三人及其亲属我都认识，他们如有怒于我，我可以面对面致以歉意，应不致有大麻烦。在此先请吾乡亲原谅。
1、钟天墉。我爷爷的二弟，我的二爷爷。1949年前是村中出名的浪荡子，为族人所不齿。1949年后反得势，当了生产队长，以革命名义干过不少恶事。上世纪90年代初病死。莫名的灾祸屡降其家：他的妻子、我的二奶奶晚年变成疯婆子，2008年清明我回乡时看见她在村中以乞食为生，我欲给她两百元钱被人阻止，村人说钱给她也会被人骗走。2010年初她突然走失，至今三年，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他的儿子钟北京，按辈分我叫叔叔，其实就比我大一岁。在东莞打工十几年，稍有积蓄就赌博，一直混不出头，至困时连吃饭钱都要向亲友借。娶的媳妇刚过门没几年，居然也莫名精神错乱，生一子后与其离婚。近五年，钟北京居然人间消失，没有任何亲友有其消息，包括其寄养于其妹妹家的独生儿子。有传闻称其离婚后与一名川籍女子姘居，可能在汶川地震中身亡。因为据常理推悉，他若还活着，最起码自己的独生子他应该会联系。
2、钟同华，外号“花脖子”，因其脖子布满奇怪的网状肉片得名。村里多年的生产队长，文革期间作恶尤多。生有四个儿子，大儿子、二儿子都患同样的怪病，双腿痿缩成麻杆细状，二儿子钟华平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我印象尤深：一年级时他还能自己走路上学，二年级后要人扶，后来就根本没法走路。两人都是在二十余岁就死去。2010年我回乡，尚与钟同华队长聊天，晚年的同华队长就一慈祥老头，难寻昔年凶相。不料一年后其竟因与儿媳吵架，服农药自杀身亡。更让人震惊的是，2012年我回乡，意外看到村里有了一个侏儒，打听一下，居然是同华队长的孙子！作大恶者，三代都有报应，倘非亲见，真难相信！
3、钟天鹏，外号“牛鬼”，以脾气暴易冲动得名。文革间以打人手狠著称。也有三子，大儿子、二儿子出外打工居然都是意外被砸断腿，终身伤残。三儿子一向小偷小摸，是派出所常客，2014年在福建挖煤时遭遇矿难身亡。
前文所提到的用拖延手段抵抗上级命令而救下十几条人命的杨远洲书记一家三代则都是顺风顺水，人财两旺。两相对比，你不由得要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之真言。当然，我接触的人物和资料都有限，有以偏概全之嫌。我希望有更多人提供自身对因果报应的经验。我也真希望有人在这方面按统计学的原理做科学的分析，看“因果报应”能否有科学统计的支持。
但以我自身的狭隘经验，我对因果报应深信不疑。我虽然至今仍未皈依任何宗教，但我阅历越广，就越对冥冥之中调节万物的神秘力量充满敬畏！人真必须有敬畏心呀。这个世间还有太多科学无法解释的神秘东东。比如科学至今无法解释人的灵魂之事，但史书记载的魂灵显现之事却不绝如缕：如湘西赶尸，若无驱灵之术，一个在上海去世的商人，怎么会尸体被赶回千里之外的老家时还能婉如生前？比如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讲到，他手下刚战死的一名军官，突然灵魂附体者于一名士兵身上，士兵突然脸形扭曲呈死去军官之样，说话的声音也婉若这名军官生前；朱自清的儿子有记述，朱去世后几天，他的书房老是响起脚步声，跟朱生前时在书房时一模一样。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可能都知道很多村庄都有“神婆”，可以“魂”到逝去之人，其“作魂之后”作出的形态和发出的声音竟全似死去之人，而神婆本人之前从未见过死者。
对于报应，我猜想跟魂灵的作崇有关。魂灵类似于科学现在无法解释之暗物质，随冤死之魂附于作恶之人，作恶之人因此邪气附身，成为飘游于天地之间的凶煞戾气所攻击之对象，所以处处不顺，不得善终。其死后邪气犹会附作于其身边之人，所以祸及三代，佛教说的“极恶之人三代有报应”，也许真与这待揭开的科学谜团相呼应。在我们客家地区有多年传承生生不息之祖训，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如“忠厚传家久”，如“吃亏是福”。这些都是吾先民积多年生活经验得出的训诫。这些训诫应是出于先民对那神秘的因果报应而得出的经验之谈，他们对此无法作科学的解释，可能也没想到去作科学的探因，只是以千年家族繁衍的经验得出教训：不能作恶，作恶代价太大；要多行善，行善回报很多。我们的先民数千年前就凭经验知道了勾三股四弦五，现代的几何定律证明了吾先民的经验完全符合科学。那么，对于先民的因果报应经验，现在科学还无法解释，焉知以后科学不能揭示呢？所以，对于那些冥冥中科学无法解释的天意，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存敬畏心！
七、对大屠杀的思考之一：现代宣传机器洗脑的可能与可怕
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让有有数千年父慈子孝、亲亲相隐传统的中国人，竟然都相信“亲不亲，阶级分”的马教，以至于将至亲的人告上那面目模糊的组织，视灭亲为大义呢？我想，最终要归咎于：现代传媒的发达，让洗脑成为可能。正如科学发明的现代武器让大规模的杀人成为可能一样，科学发明的现代传媒也让大规模的洗脑成为可能。数千年教化好不容易沉淀下来的文明，一台强力的现代宣传机器用几年功夫就可彻底搅乱，科学技术的进步于人类是福邪？是祸邪？
“三人成虎”和“曾参杀人”两个成语故事说的就是：三个人连续地传谣，会让一个阅尽千帆的国王相信闹市里真闯进了只野虎，会让一个自信坚韧的母亲相信一向温文尔雅的儿子会去杀人。那么，一个掌握了所有现代宣传机器的政权年年、月月、日日、时时不停地向你宣讲一个主义的伟大，你还能对其有怀疑么？也许你身边曾有人告诉过你主义的虚假和逻辑混乱，但这样的人很快就被打倒、搞臭甚至失踪了，而后你身边的成年人也整天向你复述这个主义的伟光正。如果你还能对主义保持怀疑，那我敢拍胸口说：你有爱因斯坦一样的坚强神经，你绝对具备了成为伟大思想家的所有素质！
刘香发让我想起了另外几个老人：2011年佛山小悦悦事件中，十余路人对惨死车轮下的小悦悦视而不见，唯有老农妇陈贤妹出手救助，记者问她不怕被讹诈吗，她说：“没想过，只是看到孩子遭罪不帮，良心上过不去”。王小波讲过，大跃进年代，他们全家唯有大字不识的姥姥对亩产万斤粮的消息表示“打死俺也不相信”，结果还遭到全家的嘲笑。这次清明我回到家里跟老人聊天，也是不识字的81岁曾桂喜奶奶、85岁“三奶奶”（村人通称，真名不知）愿意跟我说起家乡土改杀地主的恐怖、吃大锅饭的可笑和“三年大饥荒”时的凄惨，并对当时政府的做法敢于怀疑，“当时你二爷爷不让我用牛栏的粪用到自留地，我就夜里偷偷去挑，结果那年我自留地的芋头长得像砵子那么大”，桂喜奶奶说起当年自己的“不听话”还很得意。但在与63岁的姑父交流中，我却发现，他却有不容质疑的对毛的崇拜，和对共产体制优越性的强烈自信。我发现，姑父这一辈在1949年后受教育的60余岁的老人，都有类似的主义多过常识的特点。
再看看现在网络里杀气腾腾、脏话连篇、冒着正义火气的愤青，我很想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教育倘若不是教人独立思考，而是以“主义”洗脑，那还真不如不受教育！你看看吧，这60多年来，不正是刘香发他们这些不识字的老人能守住常识和人性的底线么？
这次在老家的采访中，我有幸认识了几位年过古稀的民间思想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有一位在民国时接受过教育的父亲。像对我这次采访帮助最多的刘某某老伯，他的父亲就是出生于1905年的老教书先生。刘老伯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很看不起瑞金的共产党干部，曾说：“共产党干部三成赖皮七成贼”。曾桂喜奶奶等老一辈老人，也持类似的看法，她对我说：“你二爷爷在解放前就是村里下三烂的二流子，解放后反而得势当干部了”。再看看李慎之、李锐、李普和胡绩伟这些“两头真”的老革命家的经历，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有民国时期自由教育的底子。由此我也想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年青时代倘能受到较好的自由的而非党化的教育，则其对洗脑更有抵抗和反思的能力。英美有独立不受世俗政权干扰的自由教育传统，一直以培养独立思考的公民为教育之真谛，洗脑所以难以进行。这可能也是极权体制难以在英美立足的一大主因。
八、对大屠杀的思考之二：极权体制下，个人何为？
杨远洲书记的“拖”字救人，也让我产生对现实的思考。亲历过纳粹暴行的犹太女作家阿伦特曾对“庸人之恶”有着绝望的逼问：那些下令按下毒气按钮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军官，倘若是人所熟悉的恶徒还好。但偏偏这些军官都是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他们参与杀人之后回家也像你我一样相妻教子，有的还听着高雅的古典音乐。实际上，在极权国家，这样的庸人比比皆是，他们有的是已经被主义洗脑，不把杀人当做恶，而是一项需要完成的工作而已；也有的则是为了自己的升迁，明知杀人不对但要以杀人来表现自己对领袖的忠诚。对于前一种人，其罪尚可恕，因为他的作恶与参与构成这个体制的你我所有人有关，因为你至少是纵容或是默认了这种体制。1963年4月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狱中书信》中的说：“我们这一代人终将感到悔恨，不仅仅因为坏人的可憎言行，更因为好人的可怕沉默。”对恶行的沉默，其实是变相地参与了恶行。这实在值得知识人警醒！对于后一种人，则是罪无可赦，因为他已经是主动的参与者和积极的帮凶。厘清了这两种人的区别。我们就可以在现实中分别对待，对于因遮蔽而蒙昧的愤青，我们要尽可能地包容，只要假以时日让他们知道更多的真相，他们定有悔悟的机会，我们不少人不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么？但对于主动作恶的那群人，比如作家余含泪，比如重庆检察官么宁，比如在劳教所对任建宇们肆意羞辱的恶吏，我们就必须抵抗和出击，让他们必须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然而，在现实中，我们也要看到不少像杨远洲书记这样的第三类人：他知道杀人不对，但领导要求杀，怎么办？远洲书记的“拖”字诀实际上也给出了答案。也就是说：当你不得不执行杀人命令时，你还可以选择将枪口抬高三米！第三类人的困境实际上是我们大多数人面对的困境：你是一名法官，明知判“作人谭”这样的好人入牢是践踏法律的尊严，但领导要求这样判，你怎么办？我所尊重的贺卫方教授给出的答案是：你至少可以选择不接这个案子。这样做肯定会影响你的升迁，但如果你选择昩心判了，你就已经成了帮凶，必须接受自己良心的谴责和社会公义的追问。聪明的你，肯定已经注意到了我反复提到的一个词：领导。对，领导究竟是一种什么东东，老会逼着你昩着良心去干事呢？聪明的你肯定也知道了：领导，就是一种你不服从就会让你吃苦头的权力。所以，“把权力关进笼子”，是人类付出多少人头的代价才探出的一条路呀，聪明如你，怎么会认为这是邪路呢？权力如猛兽，绝不愿困守笼子。如何扎牢笼子呢？人类也探索出来了，主要有三块，一是民主。就是谁来执政，由人民来选。你不能说天下是我打下的，当然我来执政。邱吉尔二战领导英国打败纳粹，英国人却把他选下去了，他说：我要捍卫的正是人民把我选下去的权利。这才是真汉子嘛；二是权力分割。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约；三是言论自由。这个重要性胡平有极为精到的论述。中国人的体会应该更深，三年大饥荒和文革大灾难是如何造成的？很大的原因就是说真话的人或关或杀或禁声了。
面对这个可能吞噬每个人的极权体制魔兽，个人能做什么？我想，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已经给出答案，那就是：说真话，活在真实中。哈维尔在谈到共产极权时期的捷克时曾说：“在我谈到崩溃的道德时，我是指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全都屈从了这个制度，都把它当做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维持了它的运转。换而言之，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对这个制度的存在负有责任，没有人只是一个受害者。是我们所有人制造了这部机器。”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但同时这是这个体制的制造者，无人能侧身其外。要改良这个人人互害的体制，让我们每个人从改变自己开始，从讲真话开始，从守住良心的底线开始。(最新修正于2014年12月24日)
注：此文发表后，有人给我采访的当事人施加了压力，我由此把我采访的当事人的名字都隐去。在此，我对给当事人带来的麻烦深表歉意。我文责自负，如果有对我文章有意见的读者，请直接给我联系,。我的邮箱是3086460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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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瑞金“民办枪毙”大屠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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