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网上传出北大知名教授郑也夫分析中共政改为何难产的文章。文章表示，政改从未迈出一步，是因为执政党魁意识到，政改的每一项都是在削弱其政党，并直指当今的领导人应引领其党淡出历史舞台，结束专制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
文章说，七十年代末叶，中国曾有过一场经济体制改革，但与之对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尽管屡屡说及，却没有发生。正是因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开放远未达到世人的期待，演变到今日更有倒退之虞。
文章说，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始终停留在口头，一步也没有迈出，道理其实很浅显，只是从未被道破。
文章表示，中共领导人的言论中的政改包括以下内容：一，党政分离和政企分离；二，下放权力，避免权力过于集中；三，完善法制；四，开启社会政治协商。
为什么中共当局要提出政改，文章说，因为执政党首意识到：法治缺乏，权力滥用，社会经济生活不可能走上正轨。但为什么政改最终没有实施？因为执政党首意识到，“政改的每一项内容都是在削弱他的政党”。
第一，党政分离和政企分离，意味着党的权力旁落，党将失去对国家行政和社会经济的操控。
二，法制的健全，将限制执政党的行动范围，社会将不像过去那样被统治集团完全掌控。
三，真正的政治协商一旦开启，执政党的主张在争论中有落入下风的可能。为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执政党最终打造出自己说了算的徒具形式的政治协商。
四，在与党内党外对手的博弈中，决策者日益坚定地认为：要一直应对社会多样性、民主化、自由化的趋势，统治集团内部也不能民主，必须权力集中。
网传北大教授郑也夫文章。（网络图片）
“结束专制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
文章还说，经济体制改革之前，之后，中共的大多数方针政策都很难说是符合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的，但当前有一项符合中国人民共同利益的事情，就是共产党“和平地”，即以避免暴力的、最少社会动荡的方式，淡出历史舞台。
作者认为，今后中共的领导人所能做的唯一可望载入史册的大事情，就是引领这个党淡出历史舞台。
作者直言，在中共执政的70年历史中，这个党给中国人民带来太多的灾难。演化到今天，其权力的结构和生态决定了，它已经不能为中国社会输送优秀的各级领导者，它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我纠错的机制。结束专制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
文章说，“保江山的态度败坏了当事者的心灵：对不同政见的仇视与日俱增，对危机的恐惧令自己失态。”
“自上而下的改革只有一次”
作者还说，自上而下的改革是稀罕的东西，因为上层的改革愿望、改革动力，只在稀少的时刻存在。作者只是在1978年看到一回，“只此一回”，但当时的改革原因是“不改革就亡党”。
作者表示，亡党亡国常常放在一起说，但他认为，“不会有亡国的事情，殖民时代已经划上句号了，不再可能有亡国灭种的事情。面临的就是亡党，因为执政党把国家搞得那么糟糕，那么多人吃不上饭了。如果亡党怎么样呢？统治阶级将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当然不愿意发生这种事情。所以就有了改革。是毛泽东（折腾）造就的。”
作者还说，改革不是什么高深的共识，包产到户，明清就是这么干的，秦汉就是这么干的，城市搞民营经济，以前就有。
“被统治者要主动发声，施加压力”
作者还说，台湾民主派多年打拼，造成多元局面，使蒋经国做出选择。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互相塑造，前者不会主动让权，改变现状，后者应该主动发出声音，“不施加压力，我们就不该、就不配看到专制政体的终结”。
但作者认为，和平终结专制的历史，需要依赖于一位明智的领袖，不然就难有非暴力的转型。
“只是作为党魁，带领该党走上这条路实在不易。吊诡的是，难处不在于党外有反对派，恰恰在于没有反对派。而没有反对派又是它自己造成的。没有打压不下去的反对派，他几乎就没有选择这条道路的理由。这也是笔者捅破这层窗纸的道理所在。”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至于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作者说，因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有一个卑微的动因，就是让我还能看得起自己。多年来我涂抹了上百万字。如果最终在这个我想了许久的、关乎民族大业的问题上不置一词，我会看不起自己的。”
作者最后表示，“我以为，我们今天还没走到将一切责任都推给政治家的时候。因为今天的书生还没有尽责。如果他们都忠实于自己的良知，都勇于讲出自己的看法，中国不会是今天的样子。”
文末显示该文是2018年8月初稿，12月定稿。
资料显示，郑也夫是北大社会学系教授，曾多次炮轰“糟糕的中国教育体制”、学界黑幕，著有《吾国教育病理》，及由他指导的学生调查论文的结集《科场现形记》。《吾国教育病理》一文的前言中，他表示这是愤慨之作，眼见中国教育居然走到这步田地，管理者解答中国教育困境又这么弱智，他决定出手诊病、开药方。
郑也夫反对科研腐败，从来不申请国家给钱的课题项目。在北大官方网页关于其介绍的最后一项“奖励及荣誉”中，注明“不申请并拒绝任何官方奖项”。
来源：大纪元记者梁义报导
via 网络热传北大名教授撰文吁“中共淡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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