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平，文章内容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法轮功没有组织形式却有组织功能，有强大的集体行动能力，而且比许多有组织的还能量更大。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成立组织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让具有某种相同理念、相同利益或相同要求的人们走到一起来。这些人本来分散在茫茫人海之中，需要有一种方式使他们与其他的人区别开来，聚集在一起。法轮功宣称，只有公开练功，集体练功，才能达到练功的最佳效果，所以愿意练功的人就通过公开的集体的练功活动而聚集在一起，自然地实现了某种组织化的目的。中国的烟民起码上亿，但由于抽烟不要求“公开性、集体性”，所以烟民们始终不会自发地形成一种组织形态。马克思在分析法国小农为什么很难组织起来的原因时指出，小农的利益“相同而不共同”。法轮功由于坚持练功的公开性和集体性，正好把“相同”变成了“共同”，所以很容易地就达到了组织化的效果，虽然它没有组织的形式。
有组织就要有组织生活，也就是说，要有一些经常性的集体聚会和集体活动。如果你建立了完整的组织形式，章程规则一应俱全，但是却缺少经常性的组织生活，你的组织就会松松垮垮，就会散掉,徒留虚名而丧失集体行动的能力。法轮功在这方面有天然的优势。基督徒七天作一次礼拜，共产党、共青团现在大概一个月也过不上一次组织生活(况且其成员早就貌合神离，越来越变成走过场)，而法轮功成员却几乎天天在一起练功，这等等天天过组织生活。法轮功成员通过这种经常性的集体练功活动，彼此由生疏到熟稔，从交流练功心得到闲聊家常，议论世道人情，平日嘘寒问暖，有事互相帮忙，不但加强了练功的信念，而且增进了相互信任，增进了同修情义和集体观念。这样，一旦有什么事需要集体行动，信息可以传播得很快，很多人都会认真参与，没有组织却胜过有组织。
其他类型的组织，例如海外的民运组织，照说其成员的素质不低，组织形式有模有样，规章制度精益求精，但就是苦于缺少经常性的组织活动。一年下来，你又能举行几次代表大会、支部会议、讲演会、讨论会和示威活动呢?于是有人建议多搞一些别的活动，如郊游、卡拉OK、春节联欢会等等，以便联络感情，加强集体认同。可是这些活动一年也办不了几次。毕竟，民运人士走到一起来，是因为大家在民运上志同道合，在其他方面则各有所好，各有各的朋友圈子，球迷有球友，歌迷有歌友，和民运圈子并不重合甚至很少交叉。再加上大家身处异国，分布稀疏，谋生不易，生活中缺少共同兴奋点。所以，尽管许多人当初满怀热心地加入民运组织，加入后却发现没什么组织活动可以积极参与，于是那份热情就难以持续，对组织的认同就难以巩固，组织本身则逐渐虚化，整个组织功能也就随之萎缩了。
奥尔森(MancurOlson，Jr)在其名著《集体行动的逻辑》里指出，集体行动的最大困难在于所谓“搭便车现象”。赞成民主理念的人很多，可是愿意挺身而出参与民运的人就比较少，因为参与民运要付代价，冒风险。在自由世界参与集体行动，例如工人为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待遇而举行集会、示威、罢工，由于基本人权受到保障，一般谈不上有多少风险，但至少也要付出诸如时间、精力等代价。集体行动的目的是实现集体利益或共同理想，民运的目的是实现自由民主，民运一旦获胜，人人都可以享受自由民主，胜利果实人人有份，不管你先前是否为胜利做过贡献。这样，许多人出于个人利害的算计，不肯吃亏，只想多占便宜，就宁可对民运袖手旁观，等著坐享其成。这就叫搭便车。如何克服这种搭便车问题，实在是解决集体行动的最大难题。
如上所说，一般集体行动的困难在于手段与目的的分离，手段主要是为目的服务的，手段本身不是目的，没有目的性。工人罢工是为了提高工资待遇，不是为了罢工而罢工，参加罢工活动本身对工人没什么利益。为了克服搭便车现象，奥尔森建议提供副产品刺激，也就是说，找出一种办法，使得参加集体行动本身就对参加者有利。法轮功恰好解决了这个难题。按照法轮功，手段与目的不是分离的而是统一的，手段本身就有目的性，本身就是目的。按照法轮功，练功是个人自己的事，谁练了谁健身得道，谁不练谁健不了身得不了道。坚持公开练功，本身就是对练功者自己十分有利的事情。如果你慑于当局禁令停止练功，吃亏受损的是你自己。如果你不敢公开地练，只敢偷偷地练，你的功就长得很慢。你当然可以搭便车，现在不参加集体抗争行动，等别人抗争胜利了你坐享其成，只不过到那时，你已经把许多功力、许多大好时光给荒废了。不错，在当局明令禁止的严峻形势下，你仍然坚持公开练功是会吃苦头的，这就要求你格外要有“忍”的功夫。问题在于，对法轮功来说，“忍”不只是一条道德律令，更是一条练功的律令。你越是为练功而忍受苦难，那么，失就是得，你的功力就越是突飞猛进，你就越是能够修成正果。
选自：胡平《法轮功现象》
via 胡平：法轮功为什么具有强大的集体行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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