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闻禁网新闻: 《共产主义黑皮书》：祸害波兰的第三阶段

来源：正见网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三部分另一个欧洲：共产主义的牺牲品（39）

三、真正的社会主义，或选择性镇压（1956—1981）

“钢铁社会主义”的灾难在波兰持续的时间相对较短，随着解冻的到来，安全部门的战略开始稍有变化。安全机关对人民的控制更加隐蔽。与此同时，安全部队加强了对合法的和地下的反对运动、天主教教会和知识界的监控。

政客们期望安全机构在接到通知后，即刻就能做好驱散街头示威的准备，这一新功能是从1956年6月波兹南事件，也就是东欧国家第二次工人大叛乱之后开始的。安全部队、警察和KBW，从实际和意识形态的角度上，都被这次罢工惊得措手不及。罢工之后，发生了涉及数万抗议者的示威活动，袭击了许多公共建筑。从某种意义上说，波兹南起义是1945至1947年内战的最后一章，并且是唯一一次示威者首先开火。党的反应很残酷：总理宣布，“任何一只举起来的反对人民政权的手都将被切断。”军队开着坦克进城。大约70人死亡，数百人被捕，数十名示威者被交法院审理；但在1956年10月的解冻时期宣判的刑期则相对较轻。

在1956年10月19日至21日波兰统一工人党（PZPR，共产党的重新命名）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举行后不久，公安委员会（KBP）被解散，安全局被整合到内政部（MSW）中。安全机构中的人员数量下降了40%，留下9,000人，60%的告密者也被解职。所谓的“保护小分队”受到压制，并且当时正在进行的调查中有一半不了了之。最后一批苏联顾问们返回莫斯科，由克格勃官方代表团取代。安全部门的组织结构再次受到审核，其中大部分有犹太血统的干部被解职，由更年轻的人员接替。整个迫害的机器被从根本上缩小了。然而，在1956年10月已经重新掌权的、包括哥穆尔卡在内的党的领导人，反对对这些官员进行审判。因此结果就只举行了很少几个低调的审判。PZPR领导人普遍担心的是不要打扰一个有可能再次被唤醒的机制。

早在1957年2月，在MSW的第一次全体大会上，维查（Jerzy Wicha）部长肯定了“强化阶级斗争”（如斯大林提出的那样）这一概念是非常错误的，但他也设法做到了声称斗争在变得越来越激化。从此直到这个体制的终结，安全部门和其它组织，包括PZPR、军队和宣传机器，一直以这种矛盾的方式行事。

20年沉默、冷静、组织良好的工作构成了镇压体系的基础，尽管有时候也会发生罢工和反抗。这包括一个历经多年逐渐完善的控制系统，其中包含大量的线人以及窃听技术和对通信的监控。在20世纪70年代，新的安全机构（Sluzba bezpieczenstwa; SB）对经济目标特别关注，但与以往的安全部门不同的是，它的主要兴趣点是新技术的应用和各类企业的盈利能力。出现故障也不再抓捕工人，而是由党组织谨慎施压，来除去效率低下的经理。MSW有一个在斯大林主义时代无关紧要但现在极有价值的劝服办法：提供护照的权力（只能做一次旅行用）。这是因为为了得到护照，很多人会非常乐意合作，MSW可以获得各种情报，来了解机构、企业和大学内部发生的事情。缓慢地但系统地，SB又重建了其网络，特别是在被认为是敏感的地带。在与教会的斗争中，MSW于1962年6月成立了一个新的专业部门，很快就拥有了几百名员工。在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发生了多次警察袭击聚集起来捍卫教堂或未经当局许可而竖立起来的十字架的信众的事件。尽管法庭判刑相对较轻，也有数百人被殴打，还有更多被罚款。

1967年，在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六日战争”之后，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成为当时的新指令。这个特定的振臂呐喊有着政治、社会和国际三重的功能，因为政府需要新的手段来激发民族主义的热情。一些PZPR官员们开始推销反犹太主义的思想来边缘化老的一派、提升自己的职业前景。反犹主义运动也有助于诋毁1968年3月的学生抗议运动。一项拥有数十名官员的特殊部门被创建了。MSW向地方党组织传递了要攻击特定个人的信息。波兰和苏联的安全局，是党和国家都在推动的“没有犹太人的反犹主义”的运动的重要灵感来源。（这个说法常用来形容共产党政权对反犹太主义进行的鼓吹，尽管波兰曾经庞大的犹太社区在大屠杀后被降到微不足道的数字。）

SB对公共团体的全面渗透破坏了许多组建非法组织的企图。很多时候这些组织的成员都很年轻，因此构成了政治犯中的大多数。大多数组织只有几十个成员。知识分子受到非常密切的监视。如有必要，安全部队经当局明确许可后，可以确定与自由欧洲电台或国际媒体合作的人员。整个20世纪60年代都一直有因此被捕的孤立事件。最重要的一个例子是拥有广大读者的老作家旺科维兹（Melchior Wankowicz）。SB看得最紧的是共产党人中的“异教徒”。被监禁的托派或毛派分子受到的是相对冷漠的对待，但有一个例外就是库伦（Jacek Kuron）和莫苏劳斯基（Karol Modzielewski）案件。1970年，来自非法政治团体Ruch（运动）的48人被捕。其领导人被重判入狱7～8年──而这一阶段量刑相对还算宽大。

对暴力镇压的使用从未停止过。哥穆尔卡重新掌权一年后，当年轻人出来抗议关闭Po Prosta周刊──此刊在1956年在施压变革方面发挥过相当作用──的时候，数十人被打，十人被判刑。1968年3月的罢工和示威活动范围很广。抗议活动被巨大残暴的手段粉碎；2,700人被捕，1,000人被各级法院审理。数十人被判处数年徒刑，数百人被判处强制入伍接受“再培训”。

工人的示威活动产生了不同的影响。1970年12月发生在波罗的海沿岸城镇的活动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尽管特种警察部队在场，当局还是像14年前在波兹南做过了的那样调集了军队。据官方统计，有45人遇难，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被警察殴打，多数在警察局内。被捕工人必须通过一条“健康之路”──由两排警察同时用警棍击打。但为了与时俱进，12月事件发生后没有人被当局起诉，所有被拘留的人在那个月哥穆尔卡辞职后都被释放了。在工业界，罢工的领袖遭到了各式各样的恐吓。

在1976年几个城镇爆发相对短暂的罢工期间，当局禁止特警队使用武器，但这项措施不足以防范几起杀人事件。大约有1,000人被捕，数百人被罚款，几十人被判入狱服刑。

接下来的审判给了被告工人的家庭成员、年轻人和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重新接触的机会，在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中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人权运动，并导致了自1947年PSL被解散以来，第一次形成了有组织的反对派团体，特别是劳工保护委员会（KOR）和“捍卫人权和民权运动”（ROPCIO）。面对这种新情况，当局被迫做出了一个战术选择。基于几个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波兰政权对西方的财政越来越依赖和担心国内的镇压将引发国际报复，政府决定采用战术性的骚扰：将人们置于48小时密切观察（刑法授权的一项措施）下、开除工作、使用心理压力、没收复印设备并拒绝护照申请。SB迅速发展了一个大型代理人网络。1979年，由于担心反对派的影响扩散到工业界，经济保卫特别部重新开始工作。

这个情况发展几乎没有持久的效果，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新的一波罢工浪潮开始了。强硬派仍然位居党的最高层，但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来做用武力粉碎罢工的决定。无论如何，正如PZPR在1980年8月28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的那样，如若镇压，需要的部队人数不够多，也根本不愿意面对成千上万占领了数百家工厂的罢工工人。在这个形势下，与1956年、1970年和1976年的罢工不同的是，罢工者遵循了库伦（Jacek Kuron，译者注：波兰著名异议人士）的建议，“不要只是打破党委，要组织你们自己的。”

政府对瓦文萨（Lech Walesa）的团结工会使用了与过去几年同样的策略。目的是引发其中的分歧来削弱联盟并逐渐将其置于PZPR的控制之下，就像20世纪40年代对待民族团结阵线那样。在1980年10月，MSW和军队准备实施戒严令（或“战争状态”）。MSW系统地渗透了团结工会（到次年夏天，仅在华沙就有超过2,400名告密者）并尝试了一系列小规模的对抗来试探工会的反应，无理由拘捕其成员48小时、使用武力对被占用的公共建筑物清场。

到1981年2月，要被逮捕的人员名单已准备好，监狱也已经为他们的到来做好了准备，但PZPR领导决定只是继续采用骚扰和挑衅手段，就像3月份在比得哥什（译者注：波兰北部城市）做的那样，便衣警察袭击了工会会员。波兰安全局，最初是相当消极的，接受了增援，1980年的罢工之后，东德秘密警察斯塔西在华沙成立了一个行动队。这本身就很是一个事件，尽管由克格勃协调的、东欧集团国安全部门之间针对民主反对派的合作已经存在了几年。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1年12月初，当时，为了测试团结工会的力量，警察的反恐部队打击了华沙消防局的罢工。十天后，12月13日凌晨，波兰宣布了戒严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