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鼓励大学生告密老师危机四伏

2019年3月31日星期日

高校鼓励大学生告密老师危机四伏

来源: 法广

作者: 安德烈

自习近平要求全国高校“七不讲”，禁止老师在课堂讨论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以来，中国大学教授因言罹祸者日多。随之沉渣泛起的是告密文化，最新的受害者是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唐云。

近年因言获罪的中国高校老师就有，华东师大副教授张雪忠，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史杰鹏，贵州大学教授杨绍政、厦门大学教授尤盛东、北京建筑工业大学教授许传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桔红、重庆师大商贸学院副教授谭松，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吕嘉等，这些高校老师当中不少人遭当局整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由学生向学校当局告密揭发引起。

重庆师大教授唐云2月25日上课讲授鲁迅遭学生告发，校方3月20日以其“发表损害国家声誉”言论等理由撤销其教师资格并降级处理。唐老师在题为‘告别’的短诗中，表示他的学生并非都是出卖耶稣的犹大。他写道：“今天带着耻辱离去，明天，我定会戴着桂冠而来。”

网上有人评论：“昨天重庆师大教授因为上课被学生告密解职的消息传来，老师们都感到危机四伏，不仅仅是因为在今天上课突然成了高危职业，而且是因为人伦的底线已经被突破的时候，大学教育还有什么价值？从古道今，告密一直被看成是下流行径，可是高校鼓励告密成为风气，那还接受高等教育干什么？”

中共统治下告密文化最盛的是文革时期，学生举报老师，孩子举报父母，妻子举报丈夫，同事互相举报，那时候即使在自己家说话，都得异常小心，害怕“隔墙有耳”，全社会是一个大监狱，人人不寒而栗。

中国近年大学兴起学生密告老师，大约同文革是一个传承。但文革黑暗至极，毛泽东为一己野心，利用人民愚昧，把全中国差点推向万劫不复。谁也没想到，中国在经过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时期，成为互联网大国的今天，被视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中，居然有有此等下作之徒。但一些分析人士指出，笼统指责大学生并不完全对，一则这种人在大学生中毕竟是少数，概不能通而论之；二则老师被揭发，和老师所在的那所大学鼓励学生揭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三则习近平执政以来，鼓吹七不讲，老师中稍有越雷池者，便会踩中地雷。尤其最近习近平亲自上马，强调政治课的至关重要，中国的政治课非一般概念的政治，而是要“讲政治”的政治课，要旨就是统一师生思想，集于党国旗帜之下，“两个维护”“四个自信”，稍有偏离者，便被处理。

中国学者的命运再次糟糕起来，跟文革何其相似。最近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便是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被校方决定停课的事，许章润无非凭着知识人的良知，撰文指出中国民间对习近平治下的恐惧和担忧，恳劝当局不要执迷不悟，让中国再次大踏步走上邪路。

有人发微博评论：“告密文化和人治社会密不可分，你也很难理解一个刚刚经历了因为告密揭发让无数人失去生活和生命的数次运动后的国家和民族，从上学开始老师就安插各种背地里告密，到需要学术自由讨论的大学里的某party安排的各种告密人，还能依然如故的存在且大行其道。”

佘宗明以为：“近段时间，高校里频密出现‘学生揭发老师言论’现象。让我想起之前写的一段话：信奉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支持工运，是这批大学生里出现的思想新面向。这跟80后那代大学生大异其趣：80后那批受自由主义影响更深，推崇市场自发秩序，这代人左翼底色却更明显。事情正在起变化，真的在起变化。”

‘人民日报’2015年1月23日刊登的一篇评论又在网络转了起来，该文结尾有段话这样说：“不告密、不揭发，与其说是一种可贵品质，不如说是一条道德底线。告密成风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告密使人与人之间失去基本信任，甚至相互侵害，冲击人们的价值判断，毁掉社会的道德基础。”这篇评论的缘起是：“几年前，湖北某大学的一个班级出台了‘盯人’管理办法，每名学生的一言一行都会有一名‘神秘’同学在暗中盯梢。班主任说，开展这项活动是为了加强学生间的友谊和互动，也是为了加强学风、班风建设。这一的‘温情关怀’，简直让人不寒而栗”。

‘人民日报’今天还敢发表这样的评论吗？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则对苹果日报表示，“中共是狐疑的政党，内斗严重，举报是消除政敌的手段”他还表示，以往只是有举报文化，目前当局更有明确的举报或检举制度，让恶习更容易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