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段）
除了抗战纪念日，几乎每个大事件的周年，我都会在到来或过后才发觉。看到网络上的隆重纪念，我才知道“二二八事件”又被拿出来给政治正确当抹布了。蔡英文在当天的讲话中表示：必须把握时间推动转型正义，对于历史真相，大家的了解依然不够，这项工作会持续进行下去。
蔡英文这话说的漂亮，可谓四平八稳。问题是在这舆论一边倒的鼓噪声中，台湾不是在追求真相，而是在不顾事实的曲解历史。我们必须承认在国民党统治的威权时代，台湾的人权曾被置于政权之下，并且这种人治不可避免的伴有蛮横侵害人权的行为。可是这不意味着他的一切就应被彻底否定，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时代意见去代替历史意见。很不幸，多数学者却乐此不疲的重复着这个错误。
一九四六年因战事需要，六十二与七十军被调离台湾，全省剩余警卫兵力不足一个团，而怀着复杂心情返回的台籍日本兵却不下十万。让人奇怪的是，陈仪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还从火烧岛释放了三千多名居无定所的罪犯，显然这给当时增添了许多不稳定因素。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因查缉员打伤贩卖私烟的妇人从而招致民怨。当愤怒的人们蜂拥而上时，一名围观群众被查缉员开枪误杀。随后民众包围了警察总局与宪兵队。愤怒的群众虽然人多势众，但是也没敢造次，因为他们知道脑袋没子弹硬。
二十八日上午，肇事查缉员所任职的专卖局就没这么幸运。两个倒霉蛋被打死，四个被打伤，暴民还嫌不过瘾就捣毁了办公设施，并将汽车等物件全数焚毁。闻讯赶来的宪兵队对此无计可施，只能是杵在那里干瞪眼。干完这一票，他们就敲着锣鼓像是有组织似的直奔行政长官公署。卫兵们也许是得到了专卖局被毁的消息，所以二话没说就直接开枪招呼。但是台湾史学者朱浤源却认是有人伪装成公务人员对民众开枪，并想以此激化矛盾。可是由于此君治学不够严谨，论据多有纰漏，故其观点多不以为然。#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段）#
做鸟兽散的民众知道有枪的惹不起，它们随即将气撒到了政府机关（不具反抗能力）与那些无辜的外省人头上。很多人被活活打死，运气好的被打成残废。据目击者回忆：有一对母子，就因为她们是外省人，母亲的嘴就被暴徒们用刀划到了耳门，孩子的头则被它们残忍的拧到了后背。这难道就是余杰所说的“台湾的二二八屠杀比中国的六四屠杀更加残酷和邪恶”？就这水平还才子，难怪我们华文写作这么没出息。
“二二八”跟“六四”完全不是一个性质，前者虽然也是一个突发事件的扩展，并且同样都遭到了镇压，可是它不像“六四”那么单纯。“二二八”一开始就崭露出了暴民倾向，而“六四”即便在新华门遭到暴力对待，他们仍是以和平的方式表达诉求。中国的那场民主运动不像那群暴民，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进行打砸抢，即便运动遭到残酷镇压，也不曾有人企图伤害无辜。最重要的是在八九之交，没有人曾想过用武装暴动的方式反政府，更没有一个组织在幕后操纵。
可“二二八”却可以清晰的看到“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对暴民的影响。在未镇压之前，与政府交涉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中，有一个叫王添灯的。他在“二二八事件”中似乎像是一个打酱油的，后来他被逮捕处决。因此有人说这是对台湾精英的斩草除根，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处决是不符合法律精神的，但是把它归类为铲除精英则是放屁。
在暴民占领台湾广播公司的时候，王添灯曾在广播里喊道：革命的鲜血不会白流。这句话似乎没什么分量，可是在他参与的《人民导报》中有一个叫苏新的人物，这个哥们的顶头上司就是中共台湾省委书记蔡孝乾。苏新后来官拜中共政协委员，在他出版的遗稿中承认：他曾指导王添灯与林日高。林日高跟王添灯一样都是省参议员，四九年林曾出任省委员，直到五四年才暴露被处决。2013年，林日高被中共追赠为“隐避战线的烈士”。支持转型正义的台湾历史学家陈翠莲却认为：王添灯通共不可信。问题是事隔多年苏新有必要撒谎吗？好在林日高已经是板上钉钉了，要不然为了转型正义，谁知道她们会把脑洞开多大。
在三月八日之前，中共在台湾有组织的暴动，除澎湖以外无以幸免。最有名的要数谢雪红的“二七部队”与张学忠的“台湾联军”。三月四日，张学忠的叛军围堵嘉义水上机场，意图与“二七部队”会合。在“二二八”发生后的短短五天之内，台中与嘉义的进展可谓神速，似乎连酝酿的过程都免了。如果说之前没准备工作，这么短的时间内它们是怎么做到的？这恐怕只有天知道。#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段）#
三月一日，由各界所组成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 ”与陈仪进行交涉，陈仪同意了他们所提出的解除戒严、禁止军警开枪、共组处理委员会等各项请求，并通过广播加以肯定。但是暴民们却没有遵循禁止民众集会游行的要求，并且依然故我的冲击政府机构与攻击外省平民。
三月三日，高雄暴民反而士气高涨，它们围攻了后方医院，攻击了宪兵队与市警察局。台南也在扩大战果，并夺取了警察局的枪械。台中更牛，在谢雪红的带领下人们占领了市政府，并主动对要塞驻军发起进攻。除了澎湖，其他地方都是一个德行，都忙着攻打兵营，进攻机场，并且捎带手对付外省人。“二二八”不是像人们所意淫的那样是在争取民主自由，它们完全是在制造混乱，并且是在妄图给中共开辟第二战场。
余杰指责国民政府比日本人还凶残，他似乎不知道跟要塞司令彭孟缉交涉的人中，就有一个叫涂光明的人曾试图进行刺杀。彭孟缉在《二二八事件回忆录》中说：涂光明从上衣掏出暗藏的手枪，遭其副官压制。涂光明被带走时，曾参与交涉的在场人后来回忆说：当时并没有开枪，我也没有看到枪，急切间回头只看到凃光明被迅速架出去…..’
涂光明这个人行迹诡异，我们很难确定他是那一路人。但是“雄中自卫队”（由高雄数所中学组成）的参与者曾透露过这么一个线索：那就是涂光明在主动接触他们的组织时，曾有明显的反政府倾向。后来他被处决，他的身份也就成了永远的谜。#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段）#
当时台湾可被调动的国军人数不足一千，如果不是派军队及时镇压，那么现在就不需要再对台湾文攻武吓了。台湾也就有机会品尝一下镇反、反右、大饥荒、文革、计划杀婴等一系列的“极权美味”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把台湾从奴役之路拽回的王师，却被指为屠夫刽子手，而那些犯下累累罪行，并企图将台湾置于极权之下的混蛋却被供上了神位。
“二二八事件”中坐实刑事犯罪的一千多人，为了服务于政治正确的转型正义，竟也能得到台湾当局的平反。那“二七部队”不敌国军的撤出台中，是为了避免战斗伤及市民，也就在意淫中顺理成章了。一群被处决的罪犯也可以被当做受害者对待，那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大惊小怪呢？
避免了台湾赤化的蒋中正被泼墨被侮辱，要毁掉台湾的谢雪红却被视为英雄。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就是脑门儿被驴踢了。蒋中正是独裁者不假，但是他没有对不起台湾。余杰说所有的独裁者都是没有差别的一路货，这话听起来很棒。
可是我们却不要忽视了，独裁的程度是存在着差异的。这种差异造成了伤害程度的不同。拥有自由意志的人无不痛恨独裁，可是在没有第三道路的情况下，人们只能两权相较取其轻。这不是我们不热爱自由，而是一种不得已。高尚的口号很动人，但他从来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余杰若截肢才能保命，难道嚷嚷着要一副好身体就能解决问题？
面对两难的问题，不是你选不选择的问题，而是你根本就无法逃避。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并把共产党扔到海里喂鱼。可是“自由至上”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却帮皮诺切特重塑了智利的经济，他的这一行为遭到了很多人的诟病。无独有偶哈耶克对皮诺切特的公正评论，也遭到了人们的指责。现在还有人认为亲近独裁者是他们最大的污点，这真的非常好笑，两位智者从来都不曾中意独裁，他们不过是肯定了一种代价最低，并对自由伤害最小的一种方式。
“二二八事件”距今已七十二年，尘埃落定后，它成为了人们表演政治正确与制造省籍矛盾的道具。在这场暴乱中，它没有追求民主或要求独立的政治诉求。“二二八”不过是中共制造暴动的一块黑幔布，现在它身上的所有色彩，都是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所添加上去的。但它带来的伤害却是真实的，更是无法抹去的。
我写这些文字并不是要站在谁的立场，我也不是一个搞史学的专家，我只是想表达对所知历史的尊重。如果历史为了符合某一种观念而被模糊，那人们就不可能从中吸取什么教训。
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段）写于2019年3月2日
via 不同需求共同涂抹的道具——“二二八事件”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