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白宫前国安顾问：今年美国最大挑战是边境危机和中共威胁

2019年3月9日星期六

专访白宫前国安顾问：今年美国最大挑战是边境危机和中共威胁

白宫前国家安全顾问叶望辉(Steve Yates)先生。(SOH摄影)

川普总统不惜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也要在美国南部边境建墙；而民主党掌控的国会众议院也毫不犹豫地立即通过推翻国家紧急状态的决议，看起来这似乎成了针对川普总统能否兑现竞选承诺的一场拉锯战。那么2019年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呢？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叶望辉（Steve Yates）先生，他是一位能讲流利中文的美国人，他曾经担任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还有担任爱达荷州共和党主席的经历，目前是华府国际顾问公司总裁。

以下是希望之声记者和叶望辉先生之间的访谈录整理，小标题为希望之声编辑所加。

国家主权是美国第一安全挑战

记者：2019年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叶望辉：美国在2019年所面临的最大挑战，第一个优先顺序是主权，这个根本的理念（idea）对美国外交战略和美国国内政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而且是川普总统非常看重的一个话题。

我们媒体大部分的辩论是谈到南部边境的墙，这是主权的一个象征，但是主权的挑战比这还要大。

我想分享我自己在“9·11”时的经验。那时候我在白宫工作，恐怖分子攻击了美国。我提醒大家了解，那些恐怖分子他们是访问美国（的游客），他们的签证是过期的。这是移民主权的一个挑战，这不是一个新的话题，而是长久性的一个话题。

许多美国总统许诺说他们会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的任期到了之后，问题还在。我觉得川普很勇敢地面对这个挑战。所以我们共和党和所有公民，我们应该了解和支持：保护美国主权和土地的优先顺序。

中国共产党是美国目前最大的战略性挑战

记者：那么，美国在2019年所面临的第二大国家安全挑战是什么呢？

叶望辉：第二，我提醒我们加州的朋友们，彭斯副总统去年10月在哈德逊研究所对中国政策的演讲。我觉得彭斯副总统的演讲非常重要和有历史性，因为他不只谈到中国国内有一些什么样制度性的问题，或者在国际社会里面国与国之间关系上有什么冲突或竞争的关系，他也谈到我们在美国国内，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挑战。

我花不少时间谈到我个人的经验，谈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是两个分开的、不同的话题。大部分美国人在用“中国”这个词时，他们把“中国”和“中共”混在一起，但是我们美国人要是真正了解中国人民他们真正的经验，我们需要了解，中共只是中国人口的1%左右。所以，如果我们要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应该看重中国的99%的人们，和他们的希望，那样我们中美关系才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正确的方向。

所以我十分支持川普总统，他和中国谈判、贸易，或者讨论安全，多方面的问题。彭斯副总统的演讲内容也谈到，中国对美国目前是最大的战略性挑战。

边境安全不能继续忽略支持川普总统强迫大家面对问题

记者：我们再来仔细谈谈边境墙的问题。川普总统宣布了国家紧急状态，而国会众院，甚至其中一些共和党议员也表示反对，您怎么看这种情况？

叶望辉：这个话题有实际的挑战，有政治的挑战。实际性的挑战是，我们的边境安全情况是太弱了，那些当地政府，他们的负担太重；如果我们真的关怀这些移民的话，我们应该不鼓励他们非法进入我们的国家，不鼓励让他们的孩子冒险，冒健康的危险，冒自己身体安全的危险，还有经济的危险。

我们应该改革我们合法移民的制度，这已经讨论了20-30年了，但是我们的步骤不够，所以我支持川普总统强迫我们要面临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时间已经过得太长，问题越来越严重，不能再继续忽略。

不能保护国家主权就无法克服其他挑战和威胁

记者：那你觉得，为什么这个边境问题是在国家主权安全的第一重要位置？

叶望辉：如果国会不能够做他们应该做的这个动作，我不会批评总统自己动手（指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大家说这是“川普的墙”，这是“川普的优先顺序”。可是，这不是川普的，这是我们国家的。我们不应该把政党或政治人物放在第一位，第一位应该是我们国家，我觉得（边境安全）对我们国家，对我们社会文化，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太重要。

我们的执法机构和人员（Law Enforcement）负担特别、特别重，我们应该关怀那些保护我们的人，关怀他们的利益、他们的需要。我觉得，川普总统站在他们那一边，如果一些政客要批评他的话，我觉得他无所谓，而且我也无所谓。

我觉得主权应该第一，中国的挑战或威胁是第二。第三还有很多不同的挑战，像ISIS，或者北朝鲜，或者伊朗，这些挑战还存在。但是如果我们不搞好主权，中国的挑战和其他问题，我们就克服不了，这是我的看法。

这不是唯一的主权问题，但是这是我们选民看得到的一个问题。如果有一道墙，有一个有效的移民方式，我们的选民可以看得到。如果他们看得到，他们可以对他们选出来的领导人有信心；如果你做好事情，大家看不到的话，他们的信心放在哪里，所以这是政治的一个重要考虑，但是有实际的成果，不应该只是政治的考虑而已。我们需要他们做他们应许要做的事情。

记者：所以你觉得川普总统实际上是在做人民需要他做的事情是吗？

叶望辉：对，人民需要他做的，而且他应许他会做的。他应许的，他必须做到，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是这样做的第一位美国总统。

川普总统在强迫国会改革移民法

记者：你觉得川普总统这样做也是在强迫国会面对他们所应该做的移民改革吗？

叶望辉：对，那是我的看法，我觉得那是他（指川普总统）的动机。如果民主党，或者一些州，大部分的民主党有州长的那些州，如果他们要在法庭挑战川普的（国家紧急状态令）宣布，无所谓，他们可以上法庭看看如何。

但是，如果他们反对任何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他们不站在我们选民，我们美国人民的一边，他们站在要害我们国家定义的那一边。

亲历中共对美国大学、媒体、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影响以及签证威胁

记者：关于中共的挑战，你提到自己在这方面有过亲身经历，能不能详细地说一说？

叶望辉：我在美国政治工作当中也发觉，在我们的大学里，在企业家团体里，我过去在华盛顿DC、在国会山庄，或者在行政部门里工作，我发觉，很多积极分子很乐意为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说话，这影响到我们的决策过程当中。

在1990年代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论的话题，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20多年，他们的影响工作不只是在我们的国家首都，也在很多州府的首都，在很多州立大学，很多媒体公司，受到他们的资金影响，或者政治威胁影响。

最近加拿大面临的华为的问题，这还不只是加拿大、美国，澳洲也有这个问题，欧洲也有这个问题。

全世界有一个觉悟，几十年来，中国有一些做法跟其他国家很不一样，范围比较大。我们不要把所有的中国人放在这个危险的分类（category）里，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中国共产党和他们的代理人，他们在我们国内政治、企业的影响。

我认识的朋友，有些教授，如果他们教课时，包括谈到台湾的独立历史，也许会有人敲门说，“喂，这个教授也许不能访问中国”，或者这个企业家应该停止捐款支持你大学的这个项目（programme），这是一个太正常（平常）的现象。我在很多不同的州，亲自看到这个现象，听到很多其他的朋友分享他们的经验，这是我所讲的我个人的经验。

我以前在传统基金会，在1990年代，台湾的李登辉前总统，他宣布“两国论”，我为传统基金会做了一个分析。我做那个分析之前，我很活跃地跑到台北和上海谈到两岸话题，但是我在基金会写了一个论文解释和支持李总统的立场，让我们的决策者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讲，（之后）中国政府再也不让我进去中国了，我不能得到签证。

到了我进入白宫之后，切尼副总统帮我收到他们的一个道歉（apology），那个道歉（apology）之后，我可以申请（中国）签证没有问题了。是中国驻华府的大使亲自到了白宫道歉（apologize），答应以后我不会再受到那种不良的招待。

但是为什么他们（指中共）会利用这个工具（指签证），因为这个工具有效。很多研究基金会，如果你是“创造麻烦者”，因为你要分析比较敏感的话题，他们就不会让你参加他们的活动，因为他们要到中国去的话，他们不要有签证的麻烦。中国的官员，他会让整个团体等待你离开后才会批准（approve）其他人的签证。这样的行为，在1990年代，我就是那个“坏人”，其他的团员他们真的问我，“你愿不愿意离开，所以我们可以拿到签证”。从那时到现在，我永远不能够对那个基金会有尊敬。

记者：他们真得这样问你吗？

叶望辉：对对对，那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行为，是个普遍的行为，那是他们（指中共）在我们国内的影响动作。

现在美国对中共的影响有共识

记者：看起来，中国政府的这种压力和影响力还是很厉害的，连传统基金会这样有名望的智库，里面的人都会做出这种反应。你觉得这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叶望辉：如果美国人民和我们的专家有觉醒的话，我很有信心，但是如果我们很被动（passive），让它（指中共）这样的动作继续下去，没有一个反应（response），我们就完蛋了。

我觉得川普总统在他的任期内，我们开始有几个觉醒，比较诚实地（honest）了解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

我用医生的话说，我们的诊断（diagnosis）差不多有共识，但是药方（prescription）还没有定义。我们还在辩论这个药方（prescription）,要怎么反应，要有什么比较实际的步骤，我们还没有共识，还没有解决方案。但是，这个问题是40多年造成的，我觉得至少会有几年的争论，才可能有一个有效的反应。

对川普总统处理中共的做法有信心

记者：你觉得川普政府在处理中共政府的这些方面做得怎么样？

叶望辉：我觉得他对中国的这种思想（思路）是蛮正确的。到底他愿意做什么样的“买卖”（deal），我不可能知道，没有任何人知道，只有他自己。但是我对他的谈判做法比较有信心。

对自由中国有信心相信美国人不会愚蠢得接受社会主义

记者：最近很多人都在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美国的表现，你怎么看的？

叶望辉：我大学毕业之后，第一个工作是在政府里研究中国共产党。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也是看历史，我觉得也许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没有任何人民受到更大的社会主义伤害，中国人受的害是最多，最多的人牺牲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家庭被迫害。所以我很难相信美国人会那么愚蠢，会觉得这个邪恶的意识形态跟我们的今天有任何关系。

猜有多少中国人会想要享受我们的言论自由，崇拜自由，全方面的自由，我对自由中国充满信心。但是这个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中国，我觉得，最受害得就是中国，他们没有什么工具，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个主义与自由是相反的，但是它100%控制你，不让你有选择。

我们国会有一些新科议员（freshmen），比较出名的新科议员很公开的支持社会主义，我们也有总统候选人，像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他很清楚地说他就是社会主义者。纽约的那个最年轻的代表，也是支持社会主义的。我们美国在政治左派方面，我觉得他们太极端、太极端，而且太愚蠢，怎么可能忽略那么多人受害的历史！

没有想到民主党会堕落到支持社会主义

记者：你是1990年代做共产主义研究的，那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今天的美国会是这种情况，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认同社会主义？

叶望辉：没有。没有想到任何要竞选总统的候选人敢讲出来“我是支持社会主义的”，没想到。民主党他们有3-4个候选人，他们不直接说“我是推社会主义的”，但是他们推荐的政策就是社会主义的政策。我很难相信，（民主党）会落到这个程度。但是他们是我们的对手党，所以我不愿意说好话。

敌人在利用我们的自由但是美国人会有很强的反应

记者：那你觉得怎么会在只有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里发生这样的变化？

叶望辉：也许这是受我们自由的一个影响，在美国你可以相信任何正确的、或者是奇怪的道理，也有自由（权利）可以宣传（不同的道理）。所以，也许我们的自由就是我们的敌人想要利用的一个工具，来控制我们，或让我们变成越来越弱。

但是到某一个程度，美国人有反应的时候，应该会是历史性很强的一个反应。我们现在最初步，在对华政策上就有这样的反应。

新疆集中营问题让更多美国人醒悟

记者：所以你觉得很多人已经醒悟（awaken）了是吗？

叶望辉：对，醒悟了（awaken）。新疆的（集中营）问题，在最近开始有很多美国人第一次听到，他们听到后他们不敢相信，看到一点点证据后他们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们说“Never again”（永远不再有），但是“ Never again”就是现在，不在中东，而在中国。

所以，这不是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不是意识形态。很多美国人如果了解一点点这个问题的话，会说，“哦，这是个不正常的国家，我们不可能有正常的关系”。我觉得中国领导层自己的行动也影响到美国的反应，他们过分地攻击自己的公民，尤其是少数人民。

这是本台记者采访的华府国际顾问公司总裁、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叶望辉（Steve Yates）先生。他认为，南部边境危机和中国政府的威胁是美国今年面临的两个最重大的国家安全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