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BBC 作者: 林祖伟 
“若我们真是有罪，那么我们的罪名就是在香港这艰难的时刻仍敢于去散播希望。入狱我不惧怕，也不羞愧。若这苦杯都不能挪开，我会无悔地饮下。”占中环发起人戴耀廷在结案陈词时说。
2013年，香港大学法律学者戴耀廷、香港中文大学的社会学者陈健民与牧师朱耀明发起“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简称“占领中环”）的运动，“占中三子”希望以非暴力公民抗命方式，占领中环要道来争取普选，结果造就了2014年一场大规模占领行动（又称“雨伞运动”）。催泪弹与79日的占领成为这一代香港人的印记。
他们和另外六人（合称“占中九子”）被控“串谋作出公众妨扰”、“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等罪名，周二（4月9日）被法院裁定多项罪名成立，占中三子均被判串谋犯公罪妨扰罪子成立，另外戴耀廷和陈健民再多一项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罪名成立。
法官颁下长达268页的判词，指出三子推动占中并透过堵路造成公众妨扰，他们不能以“公民抗命”为犯下刑事罪行作辩护。判词又认为，“串媒公众妨扰”这项罪名不会造成寒蝉效应或打压人权。
戴耀廷在进入法庭前呼吁外界要坚持下去，“争取香港民主”，陈健民表示他对发起占中运动无怨无悔，而朱耀明就认为无论裁决结果如何都不应灰心，继续努力为香港争取应有权益。
人权组织形容政府“秋后算账”，占中三子与其他被捕人士是“政治犯”。反对他们的人就认为是罪有应得，应该予以“重判”。
宣判前，“占中三子”接受BBC中文专访，表示面对官非已经做好入狱的心理准备，认为这是公民抗命的代价。在访问中，他们忆述占领行动的细节以及各种反思，如果历史可以重来，可以改善的地方是什么？香港未来如何走出自己的路？这次，由他们的故事重头说起。
两个学者、一个牧师
54岁的戴耀廷名校出身，大学选修法律，是因为他觉得世上许多大人物都是法律出身，这位学生会活跃分子常常思考中国与民主、宪政之间的关系。他自言对中国抱有浓厚情感，心底渴望中国走向富强，然后走向民主。中英谈判香港主权移交时，尽管他不认为“一国两制”会是完美的选择，但已是香港最好的出路，可确保香港的价值不变。
他曾以学生身份参加基本法起草咨询工作，毕业后一直在大学读书和教书，后来以法律学者身份向政府、政党给予意见；2001年，一度获香港政府颁授荣誉勋章，表扬他推动《基本法》作出的贡献。
他不是一个运动人士，没有社区事务经验，被称为“象牙塔中的人”，只讲理论而忽略现实，他过往对香港民主发展提出的意见没有得到重视。
但他提出“占中”时，一呼百应的程度远超想象。2013年，泛民主派内温和和激进势力誓不两立，在鹰派作风的时任行政长官梁振英管治下，各界对香港有“真普选”不抱希望。戴耀廷突然以温和学者身份，在《信报》撰写了《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提出以非暴力公民抗命占领中环争取真正的普选。
“学者是否很愤怒？”这篇文章犹如一枚震撼弹，牵动整个民主阵营和公民社会。
文章出现后，多个团体邀请他会面讨论公民抗命的可行性。他认为当时的民主运动，需要不隶属任何政党的人，又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才会有号召力。
他自己本身没有参与社会运动，缺乏带领组织的经验和能力，最终，他选择了参与民主运动几十年的朱牧师，和推动公民社会的陈健民。两人有丰富社区工作经验，80年代已开始争取兴建东区医院，2002年起，他们成为“香港民主发展网络”的核心成员，推动各专业界别、学术界和宗教界参与议政。
朱耀明得知戴耀廷邀请他时感到惊讶，70多岁的他已经退休，2008年又曾经患了一场大病，起初也怀疑自己是否有力参与。
“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我不会不帮助有需要的人，现在戴耀廷和陈健民为公义作出这么大牺牲，我不能让自己的弟兄孤单上路。”
在香港，朱耀明不是陌生的名字，他立场鲜明，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其电影般的成长经历，打动几代香港人。
朱耀明童年时期被父母遗弃，在中国大陆由祖母抚养，祖母过世后，他单独到香港，过着流浪街头的孤儿生活，曾在楼梯底下当擦鞋童求生，也曾露宿街头被人驱赶，辗转到一间学校当校工，才有机会读书，后来修读神学，把自己托付基督教。这段经历和信仰成为他日后关注基层的动力。
他在1978年成为牧师，为社区争取兴建东区走廊和东区医院，开始在公众领域亮相。在中国“八九民运”，他是协助民运人士流亡海外的“黄雀行动”核心人物，亦因为加入支联会而为人熟悉。
陈健民说，被邀请参与“占中”那刻，与戴耀廷完全不相熟，只是在学术界要发声明，两人才会通一下电话和电邮。起初，他觉得戴耀廷是“傻人”，“占中”成功率只有5%，但当年别无其他办法，“哪怕只有5%，正确的事情就全力以赴去做”。
陈健民是喜欢走入群众的社会学者，主力推动公民社会发展。过去十几年，他踏遍中国大陆多个角落，传播公民社会的理念，支援和培训众多非政府组织及建立基金会。四川地震的公民社会元年，他功不可没。他亦打入商界和政府，成为中国大陆政府的智囊，非一般香港学者所能成就。
发起“占中”意味陈健民要放弃在中国大陆的一切，为了保护在大陆与他有关连的人，他辞去所有非政府组织的理事和顾问工作。他当时切割大陆工作，并没有很大挣扎，因为香港是他长大、有感情的地方。
运动的成与败
“占中”运动自提出的那一刻便具有争议，公民抗命理论中的“违法达义”，不是所有人均认同。建制派认为占领道路干扰市民生活，而且“占中三子”违法行为，“教坏年轻人”，造成了年轻人转趋暴力的伏笔，进一步撕裂社会——虽然许多民主派人士会予以反驳，认为政府政策失误无法疏导社会的不满。
他们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和理非）”的做法是否可行，备受民主派内外人士的质疑，一些激进派把这场运动视为“革命”。
“占中”前约一个月，2014年8月31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831决定”，订明香港行政长官选举要由一个1200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先作提名，再供选民投票。这个委员大部分是亲北京阵营的人。
“占中三子”及民主阵营认为这是有筛选的选举，并非“真普选”，这个决定激发更多人不满。当时正筹备“占中”的戴耀廷已经表明，运动在“这阶段已失败”，继续占领行动，只是一场“大龙凤”，鼓励更多人关心和参与政治。
但这场“大龙凤”没有跟随“占中三子”的计划进行。他们原本要求参与者签署承诺书，在中环和平占领等候被捕，估计参与人数只有几千人。戴耀廷说，这应该是“中年人运动”，不想学生承担法律责任，但做法得不到年轻人认同。
“占中”前，学生组织游说公众“公民提名”，发起“预演占中”，继而宣布罢课。9月26日，学运领袖黄之锋在“占中三子”不知情下，突然号召群众冲入公民广场，他们被警方重重包围下，激发大批市民到现场声援。
学生在运动采取更大的主导性，两个世代对运动的模式以及实际目标不一样，各有各自的盘算。
“学生世代不满中年人做得太慢，”戴耀廷和陈健民都认为，回看这场运动，最需要改善的地方，是他们忽略了世代之间的矛盾，不够理解年轻人的愤怒以及想参与运动的方式。
另一个超出三人预期的是政府打压的力度，9月28日，群众在金钟冲出夏悫道后不久，警方便施放催泪弹驱散群众，持枪警察举起“速离否则开枪”的标语。
“占中三子”早已协议，警方动用催泪弹，便呼吁群众离开，但示威者不走，铜锣湾、旺角也出现占领区。79日的占领在这天开始。金钟占领区大部分时间相对平静，会有人回收垃圾或自建学生自修室，示威的和平理性，让国际社会感到惊讶，一方面突显示威者的情操，但也有不少声音提出，这种无休止的和平占领到底能否达到目的。
2014年10月21日，时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与学生们在镜头前公开对话，但政府没有作出关键性的让步，学生选择关闭对话的大门。“占中三子”认为，如果没有谈判，就应该退场，但说服不了学生与占领区示威者。
整场运动已经没有清晰的领导层，有“去大台化”的现象，没有一方能够代表整体示威者。
香港中文大学学者李立峯曾经在运动期间到占领区做民意调查，只有6.5%的受访者表示，是响应和支持“占中三子”而参与占领行动，八成多的人认为运动是“为保障香港自由”，以及“争取无筛选的普选”，高达七成人是“支持和保障学生”。
从中可见，虽然“占中三子”是运动的发起人，但运动爆发后，主导权不在他们手里，也没有群众的号召力。
“整场运动，不是什么领袖主导，”戴耀廷承认三子无法带领群众，“我们是否不够深思熟虑？当然也可以这样说。”
“和理非”的示威模式也有所改变，占领运动后期，示威者带着头盔冲击警方防线，三人同样无法劝阻，最终决定退场，选择到警署自首，承认“参与未经批准的公众集会”。
运动最后清场当天，警方在占领区逐一把留下来的示威者抬走，三人不在此列。
占领运动如果以推翻“831决定”或是争取真普选为标准，这是失败的，但三人认为，这场公民抗命能够有政治启蒙的效果。
朱耀明说，一场运动的成败，并非由一个即时的制度改变可以定夺，更重要的是运动的影响力，改变了多少人心。
“我们被告上法庭，是为了香港的民主和公义，我们愿意接受审判，人们会反思为何学者、牧师要坐牢，一旦有了反省，可以唤醒香港人的抗争，对不公义的制度站起来发声，”朱耀明说。
运动以后
占领运动之后，民主派阵营冒出不少新面孔，有人以“自决”（公投决定香港前途）、“港独”作号召，本土派势力急速扩大，但这股新势力很快被香港政府追击。
2016年农历新年，旺角街头爆发一场骚乱，多名示威者身陷囹圄，连民主派中人也认为这场骚乱是“暴力事件”；同年，青年新政梁颂衡和游蕙桢在议会上高举“香港不是中国”的横额，以及在宣誓时以“支那”称呼中国，两人与另外多名当选议员被褫夺议席；2018年，“港独”组织“香港民族党”被政府下令取缔。
陈健民说，当权者无法满足年轻人对民主诉求，就预示到香港会有一群人走向激进和“港独”，政府持续打压下，“港独”无法走向组织化，街头抗争牵涉过份武力会换来牢狱代价，结果年轻人之间出现一种无力感，很多人变得“犬儒化”，认为没事情可以做去改变未来，嚷着要移民。
陈健民说，这将会是香港民主运动未来面对的课题，东欧国家几十年前争取民主化进程也出现这种运动低潮，现在可以做的是加强公民社会的力量，以及谨守岗位，在被打压时，站出来说不。
人权组织多次表示，忧虑香港言论自由收窄，司法独立成疑。英国国会一份委员会报告直言，香港走向“一国1.5制”，中国对待香港的方式，似乎是想把香港变成“一国一制”，有违中英联合声明。
陈健民对香港未来感到悲观，短期内不认为香港有“真普选”，但今年60岁的他表示不愿放弃。本来，他有机会离开这个城市，但他因为深爱香港而拒绝。他辞去中大教席，希望把大学的讲堂移师到社区，放下教授身段，更贴近基层和普通市民。
戴耀廷说，日后会继续留在公民社会，不会放弃争取民主，占领行动后，他尝试在选举上协调民主派（雷动计划），又希望培训人材深入社区参与区议会选举（风云计划），但成效备受质疑，甚至有人认为他帮倒忙。
另一方面，他不断撰写有关“港独”的文章，他表示自己不支持“港独”，但不断测试香港有言论自由，结果，他成为亲中媒体批评的对象。
戴耀廷坦言，现在无论街头或议会抗争，都争取不了制度的改变，现在只有默默深耕细作。
“可能有些人好灰心，觉得好无力，在这环境之下，希望他们看到仍然有人未放弃，仍然会坚持，当机会来到时，再一同为香港做点事，”他说。
via “占中三子”自白：雨伞运动的反思，公民抗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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