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美国》杂志(The New American)近日发文披露,中共将其长臂伸到联合国各机构及其它国际组织内,并要求所有在国际组织任职的中国官员应该毫无疑问地服从党的命令。显然,这与国际组织的“职务要求相冲突”。
去年9月,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时任主席孟宏伟回北京时“被失踪”,引发全球舆论。参与制造709案导致无数维权律师消失的孟宏伟如今自己也“被消失”,中共体制下的这种混乱怪象到底应该如何来解读。
该杂志此前披露,在孟宏伟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期间,Interpol实际上成为了中共追踪“海外敌人”的工具。
文中举了流亡美国的郭文贵的例子。郭因披露中共权贵和高层内斗而令中共恨之入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一次新闻会上说:“据我们了解,Interpol已经向犯罪嫌疑人郭文贵发出了‘红通’。”文章称,中共此举表现出似乎其与这件事情毫无干系,而实则Interpol是在中共的授意下进行的。
根据受害者和多家媒体报导,中共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报”(简称红通),来追捕举报人甚至是海外异见人士,引起全球对其侵犯人权的担忧。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自己也曾上了“红通”。他表示,很多中国人都因为国际刑警组织被找麻烦,包括新疆的、西藏的朋友,包括汉族的异议人士。很多异议人士出国后,就是因为红通上有他的名字,在美国行动都受到限制,办身份也有困难,时不时还会被警察抓到监狱里。
利用Interpol帮助中共在海外打击异见人士的孟宏伟却最终被中共当局逮捕,《新美国》称,从孟宏伟被抓的案例来看,孟对中共来说似乎“还不够顺从”。
纽约时事评论员朱明博士表示,这意味着,无论你给党做了多少事,替它抓了多少人,只要你因为某事不小心触动到了党,你就会成为党整治的对象。
中共要求与国际职务要求相悖
《新美国》指出,共产党的中共公安部是一个无情的组织,利用恐怖和野蛮手段要让该政权的14亿受害者与党一致。在抓到孟宏伟后,公安部表示,要对党忠诚老实,绝对不允许两面派,口是心非,做两面人。
报导说,这意味着,共产党的成员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遵守党的命令,即使是在联合国或其它“全球治理”机构中从事“国际服务”的人也不例外。但这却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国际组织的行为准则非常明确地规定,工作人员禁止接受来自国家政府或政党的命令。比如,在联合国工作的员工必须要遵守就职宣示的誓词才能在那里工作。誓词明确禁止工作人员接受任何来自外部组织人员的命令,要求工作人员忠于所服务的国际机构。
就职者宣誓的其中一段誓词是,“唯独要以联合国的利益来履行这些职责并规范我的行为,在履行我的职责时不寻求或接受任何政府或本组织之外其它权力机构的指示”。
就职者还要宣誓并承诺遵守《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规定其所承担的义务。
维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的迈克尔?卡斯特(Michael Caster)认为,孟的事件证实了一些人之前的担心,那就是,在联合国的中国官员是服务于中国共产党而不是联合国组织。这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国际组织工作的中国官员正充当中共在海外延伸的代理人。
报导警告说,这是极其重大的一件事,尤其是因为负责联合国官僚机构的中国雇员要比来自任何其它国家或政府都要多。共产党的独裁政权公开要求联合国所有中国雇员每时每刻都要顺从其指示。不服从者的后果包括强迫失踪,由杀人的共产党所操纵的虚假“审判”,还有可能更糟糕。中国异见人士、法轮功学员、基督徒等对中共的所有手段最为了解。
中共将其代理人安插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施加影响
《新美国》说,事实上,正如该杂志多年来所记载的那样,共产主义中共独裁统治现在已经将其代理人安插在整个联合国和“全球治理”机构中,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这个党控制的专制政权甚至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设立了“全球治理学院”,培训大批中共代理人渗入所谓的“新世界秩序”机构。
报导以联合国为例披露说,联合国的很多机构都由共产党政权代理人实际领导。比如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DESA),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2017年7月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后主管该部。
理论上联合国副秘书长不能再代表任何国家的利益,但身为中共党员的刘振民,频频为中共发声。刘振民大力倡导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
《外交政策》2018年5月的一篇报导直接指出,联合国高级官员正在帮助中共向发展中国家出售“一带一路”。
文章披露了中共近年来渗入联合国,使联合国高官成为推广“一带一路”的工具。尤其是由刘振民领导的DESA。一些联合国官员和外交官表示,该机构在刘的带领下,已经成为了一块“准中国(中共)领地”,支持北京在全球发展领导地位的主张。
“DESA就是一个中国企业,”一名欧洲外交官告诉《外交政策》,“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
2016年5月,中共与联合国签署了一项为期十年的协议,每年向联合国和平与发展信托基金投资2000万美元。根据协议的条款,该基金的指导委员会负责向联合国秘书长就一些项目给出意见,并由秘书长批准这些项目。根据该基金的官网,指导委员会除了主席是非中国官员外,其余四名成员均为中国官员,包括刘振民在内。
指导委员会除了主席是非中国官员外,其余四名成员均为中国官员,包括刘振民在内。(联合国和平与发展信托基金投资网站截图)
在与联合国签署了十年协议后,中共国家信息中心便要求DESA就有关“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帮助联合国满足其发展项目执行一项研究。DESA的全球经济监测中心主任洪平凡执行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精神”,“在很大程度上符合”联合国到2030年减少全球贫困的蓝图。
联合国副秘书长阿米纳?穆罕默德(Amina J. Mohammed)在2017年7月参加非洲联盟首脑会议时,在非洲国家元首面前大力推动“一带一路”项目,称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途径。
甚至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也在称赞“一带一路”有助于解决全球贫困。
实际上,在联合国之外,“一带一路”近两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质疑和谴责。美国称这是中共的“债务陷阱外交”,目的是利用发展中国家无法偿还债务来制造依赖性,并趁机获得对该国的政治和战略资源的控制。
根据去年发表的多份报告,已经有至少13个亚非欧小国,因“一带一路”项目背上沉重债务,恐发生危机。斯里兰卡已经因偿还不起债务将其战略港口汉班托塔港以及港口周围15,000英亩土地的控制权交给中共,租期99年。同样因“一带一路”项目深陷债务危机的巴基斯坦去年不得不正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救助请求。
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Deneth17/Wikimedia commons)
非洲国家肯尼亚当地媒体早已披露,该国也正面临其战略港口蒙巴萨港(port of Mombasa)被中共夺走的风险,作为肯尼亚无法支付和“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相关债务的补偿。
报导称,欧盟官员和领导人已经对中共投资(特别在南欧)的政治影响发出警告。就连中国的亚洲邻国也因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的经历而越发对中共的支票外交表示警觉。
联合国另一个由中国(中共)官员控制的机构就是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该机构负责制定国际民航领域技术标准和政策的联合国专门机构,现有192个成员国。现由前中共官员柳芳任秘书长。
ICAO虽然是联合国专门机构,但受中共影响甚至操控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柳芳在2015年担任秘书长后。一个例子就是台湾,尽管台湾处于东亚空中交通最繁忙的地点,却长期无法直接联系国际民航组织,也无法直接获取国际民航标准的信息。2013年,ICAO邀请台湾作为嘉宾,参与了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不过2016年,ICAO不但拒绝台湾出席三年一度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甚至拒绝台湾媒体参与采访。美国多位国会议员批评ICAO此举是以国际飞航安全为代价,姑息中共的霸凌行为。
由中共代理人掌控的还有一个重要联合国机构是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ITU)。该机构负责分配和管理全球无线电频谱与卫星轨道资源,制定全球电信标准,正在寻求互联网全球审查和控制。
赵厚麟2014年10月当选ITU秘书长,2018年11月连任。他大力推动ITU与中共合作,在2015年12月接受《新京报》采访时称,2015年起,中共开始与ITU成员国探讨电信基础设施区域合作,推动其“一带一路”战略。
针对美国对华为所做出的潜在间谍风险的指控,赵厚麟指责美国说是出于政治动机。
另一个机构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该机构致力于促进发展中国家工业发展,现有170多个成员国。前任中共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出任UNIDO总干事。
此外,中共还在多个联合国组织中安插了副手职务,比如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O)的副总干事之一由前中共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前所长曲星担任。
《新美国》称,目前北京政权正在幕后努力让其代理人被选中,领导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众所周知,在来自巴西的总干事何塞?格拉齐亚诺?达席尔瓦(Jose Graziano Da Silva)的领导下,FAO已经在共产控制之下。达席尔瓦是腐败的共产主义者的亲密伙伴。现在,北京正在贿赂各国政府,支持中共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屈冬玉被选为FAO总干事。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罗马总部。(Scopritore/Wikimedia commons)
报导称,北京政权已经明确,屈冬玉和任何其它掌控联合国机构的中共代理人都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命令,而不是联合国其它成员国或“国际社会”的命令。虽然很多西方全球主义者对此非常了解,但他们仍继续帮助和助长北京接管“全球治理”。
报导说,北京政权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其它政府杀的人都多。“人类必须团结起来,明确表示,至少中共不能利用国际组织将其邪恶和迫害扩展到境外”。
来源:大纪元记者张婷综合报导
via 内幕:中共如何控制国际组织中的中国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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