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有消息说，中共当局将降低纪念规模。
颇为讽刺的是，当年中共大力鼓吹的“五四爱国运动”，如今却引发当局的担忧。
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或降格
随着“五四运动”100周年的临近，香港《明报》4月5日报导引述京城消息称，早在去年中共中办和中宣部等部门开始筹划相关纪念活动，要求规格较高，习近平也将就此发表讲话，还会举行一场巡游。
消息说，因去年佳士罢工事件，加上今年适逢“六四事件”30周年，相关纪念活动可能会降低规格和规模。
报导说，在佳士事件后，中共担忧于此时举办大型高规格的纪念活动，会向社会释放“错误信号”，使更多以罢工斗争对抗政府理念者“有样学样”，就此引发更严重的群体事件。
而香港《信报》记者于中共两会期间，在北京采访有关“五四”新闻时，发觉各方面就如何纪念的态度显得暧昧低调，甚至带有政治“过敏原”。
“你不要采访这些问题！”一名身兼全国政协委员的法学教授，边快步走边回头向记者连连摆手，之后像怕记者追前，干脆小跑着上了大巴专车。
在此之前，该记者提的问题是：“学校或者政协有什么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的活动？”这名教授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本来和蔼地与记者握手、主动递上名片，听到提问后笑容顿敛，迟疑了一下，扭头便走。
为何中共可能降低这次“百年纪念”的规格？
去年大陆的佳士运动已爆出部分蛛丝马迹。
去年7月开始的深圳佳士工人维权运动，引起大陆各地左派青年参与，其中包括北大等多所高校的学生。
7月29日，网络上出现了北大学生就“深圳7·27维权工人被捕事件”的声援书。声援书措辞激烈，称佳士工人的这次斗争“揭开了中国当代工人阶级自觉反抗社会压迫的新篇章”，还感叹“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在历史的功劳簿上躺得太久了，以致快要腐烂，濒临发臭了”。
据报道，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下称，马会）也加入了声援的队伍。
在维权运动被打压后，去年9月，北大“马会”在微信发文，称其在新学期社团注册时受阻。同年12月，北大撤换“马会”高层，前会长邱占萱26日被警方带走。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说，“五四”百年来临之际，中共处境尴尬。
李林一分析，当年“五四运动”致使中国大陆很多人误信了“马列主义”，播下了中共后来得以在大陆窃政的种子。而现在，北大“马会”学生想要实践马克思主义，支持工运时候以“五四”为口号，可能引发了中共警觉。
李林一说，再加上今年又是“六四事件”30周年，中共不愿高调纪念的原因之一，是不想对外界发出错误信号，出现打着“五四”旗号的群体事件，最终危及自己的政权。
中共官媒“五四”前强调青年要“爱党”
在中共近100年的宣传中，把“五四精神”包装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但“五四”百年临近，中共不断强调的却成了“爱党”。
今年2月下旬，中共共青团中央向各省团委发出一份文件，要求开展“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为主题的活动。但此活动强调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
4月11日，共青团中央提出，计划3年内组织超过1000万人次大中专学生（大学生及中专生）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此举被解读为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形式重临，也是“爱党”的一种体现形式。
百年前“五四运动”后果：留下马列主义暴力火种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共三千多名学生汇聚到天安门前集会，抗议当时的民国北京政府准备承认由日本接受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利益。抗议世界列强欺侮中国、抗议日本侵略中国的五四示威很快演变为反政府示威。
当日下午1点钟，学生们汇集在天安门，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的口号，并要求惩办高官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
学生们在使馆区受阻后，继而转入崇文门大街、东长安街，愤怒的学生遂转而奔向曹汝霖在北京的住宅赵家楼，遇上并暴打在该处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最后找不到曹汝霖的学生，放火烧掉了赵家楼。
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作为军政府的北洋政府，既没有开枪，也没有屠杀，没人死亡。
五四运动，最终被证明是一场砸石头、放火烧屋、抡铁棒打人的暴行，是一场暴乱。事后，当年的公共知识分子梁漱溟发表社论、谴责大学生的暴力行为。（参1919年5月18日《每周评论》）。
“五四运动”给礼仪之邦的中国留下了暴力的种子，其唯一的后果就是为“马列主义”的引进，打开方便之门。
当时的中共出于自己政治需要，鼓吹“五四运动”是“先进青年”因无法容忍社会现状的腐败黑暗，出于“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热忱而发起的“爱国学生运动”。
而1989年“六四”运动，要求反腐败的学生们，却惨遭屠杀。同时“六四”还被中共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来源：大纪元记者古清儿综合报
via “五四”百年临近 中共处境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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