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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能结识一知心友人已难，能有－异性知己更难，但若能有一忘年之交的异性知己，则难上加难。现在社会上有个流行词曰“代沟”，即谓两人年龄相差超过了一代（一般指20岁以上），他们之间在思想、见解、感情等诸多方面就会出现一条“鸿沟”，彼此产生隔膜，甚至思想上无法交流、沟通了。所谓“忘年交”即在两个年龄相差甚为悬殊的人之间，不但不存在“代沟”，反而更能有诸多的共识，诸多相通的情怀与感受。甚至到了无话不说的程度。
近年随着网络和电视剧的“飞入寻常百姓家”，又产生了－个新潮词汇“闺蜜”。所谓闺蜜，即是“闺中密友”之谓也。最初是女性之间的专用词语。但随着社会的进步，这词语也进入了男女之间，即男女二人间，可以完全相互信任，互相视为异性兄弟姊妹－般。有委屈的时候可以相互倾诉，有感情烦恼的时候可以相互攀谈。这样的友情自然令人艳羡不已。尤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当局大搞政治运动，以检举、揭发，告密，出卖朋友亲人为“进步”表现的年代里，本人却有幸遇到了这样－位忘年之交的“闺蜜”。真是难得的缘份，说来还真有点话长。
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毛泽东暴政统治下的“土改”运动使我的家庭在经济上完全破产，陷于家徒四壁的穷困之中。1953年我初中毕业后，由于经济困难，只好去投考了一个属一机部的两年制中专，学习工业统计专业。因为该校不但不交学费，还每月发给12万元旧人民币（合今人民币12元）的助学金。当时一月的伙食费只消5万元（旧币。下同），还每周吃三次肉。我一月只用两万元钱买点洗涤类的卫生用品，其余的钱拿去接济我的父亲和姑姑。
我父亲37岁才得我这个“独子”，先前育有一女名韵华，我这位姐姐不满8岁便患了肺结核，那时没有抗结核药，差不多像现在患癌一样，无药可救不治夭亡。母亲悲伤过度，在我两岁时便离开人世。父亲未再续弦。我的姑姑（父之妹）小时因罹患小儿麻痹症成为残疾人，终生未嫁，父亲将我“过继”在她名下，她便在家像母亲一样将我带大。姑姑严植芬知书识礼，尤爱文学，从小在文学上对我的熏陶和影响，使我终于走上了文学之途。1950年我祖母去世，一家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
1953年1月29日我还未满16岁，便第一次离家外出去读那个中专，当时（它设在金堂县）被称为“参加革命”。对于一个还未成年、一直在亲人温馨呵护下生活的我，对将去投入的这个所谓的革命阵营，非但没有多少好感，而且是充满了疑惧和惶惑。早在1948年国共内战时期，我从父亲那里就看见过一本白皮封面大黑字的小册子题为《铁幕下的悲哀》。“铁幕”就是指的毛泽东暴政统治下，各种血腥恐怖的事件，真是叫人不寒而栗。那时看了还只是恐惧，现在一切都成了现实。谁知道在那个“革命阵营”里等待着我的是什么呢？不去吗？无法生存。那时根本没有个人谋生的途径，只有去吃“革命饭”。大概正是由于这种惶恐和无奈的心绪，我父亲去到成都一座叫“青羊宫”的庙上在神前给我求了一“签”卜问我的“前程吉凶”。谁知得到的是一张“下下签”，上面竟然这样写着：
“虎入围场，弓矢齐张，纵能逃脱，难免惊惶”
“签”上都是所谓的“隐语”，即比喻之类的话，但一看就知非吉言也。父亲当时简直惊呆了，我看见他眼里闪动着泪花。为了减轻父亲心里的负担，我装着无所谓的样子说：“信他这些鬼话干什么？全是无稽之谈。”我姑姑也附和着我说：“读书人别信这些，孔子不语怪、乱、力、神，这签上的话更不必去当真。”话虽这么说，可是大家心里都好像笼罩着一层什么阴影。所以当我离家那天，他们把我送到成都市北门梁家巷分手时，父亲和姑姑都忍不住哭了。我一下也无法自持，于是哭成了一团。这时我心里想起了《铁幕下的悲哀》中说的“拆散家庭”的惨剧，没想到“今朝都到眼前来”了。我边走边回头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不禁想起了中学课本上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背影》，更油然而生了生离死别的悲痛……
二
在当时官方宣传的流行用语中“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是叫得震天响的一句话。就像今天的“X个代表”，“N荣N耻”差不多。可是我自从投入这个所谓的“革命大家庭”以来，就从未体验到半点的“温暖”。真正体验到的只有无情、冷酷、尔虞我诈，乃至你死我活的争斗。今天我看到有的人写回忆录式的文章时，说什么五十年代反右斗争前，社会风气如何“正派”，人与人之间关系如何“真诚”。真忍不住想问他一句：你当时是被人“监督”，还是在“监督”别人？在这个所谓的“革命大家庭”里，冠冕堂皇的口号是“互相监督，共同进步”。实则是少数人“监督”大多数人。少数人在“追求进步”，多数人则常处于“落后挨整”的状态。这些少数人首先是党员，那是“大哥大”，绝对拥有“监督”别人的特权，其次是团员和一些所谓家庭出身成份“好”的人，他们是“监督”者中的“第二梯队”，此外还有些家庭出身不“好”，又想追求“进步”的，只好卖身投靠到一、二梯队去充当“外围”成员。鄙人既不可能跻身一、二梯队，又不想去当“外围”成员，所以处境可想而知了。
那时没有双休日，只有星期天是休息日。一到这天晚上学生们便按班级、或分小组召开“生活检讨会”。“生活”如何“检讨”，实在耐人寻味。原来所谓检讨“生活”就是找每个人这一周里的缺点、毛病。说“每个人”不确切，党、团员那肯定是先进的，所以需要“检讨”的每次都是我们这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落后份子。人家为了表明自己的追求“进步”，靠拢组织，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鸡蛋里挑骨头”似的找毛病。比如有一次吃饭时用胡豆（蚕豆）当莱，由于那个胡豆很老，壳很硬，我在吃的时候便将壳出吐来丢了。那些“进步”人士便在生活检讨会上骂我是“资产阶级少爷小姐的样儿，吃胡豆还要吐壳，没有一点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甚至还要联系到我的家庭出身，父亲是国民党的反动官吏等来分析批判我的“思想根源”。
我实在受不了，便说：“不就是吐丢了几个胡豆壳吗？什么就资产阶级、劳动人民了。莫非劳动人民吃谷子不去壳吗？”这一下不得了，说我“仇视劳动人民”，几个周开生活检讨会都“请”我当“主席”。诸如此类的麻烦简直经常不断。尤其是说话，稍不注意就说你是“政治上原则性的错误”（那时还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词）。而且我发现那些专门“监督”人的“进步人士”，学业上考试都常不及格，却成天专门注意别人说了什么，作了什么，还拿来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就凭这一手“靠拢组织”，人家不但照样毕业，分配的单位还比我们好。
那个年代的学生，都尚且生活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中，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一个远离家庭、亲人的我，在恐惧不安中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倾诉，更不可能有人给你半点宽慰，真像生活在一片沙漠里，看见的是狼影幢幢，听到的是狼嚎阵阵。我好想离开那个什么“革命大家庭”，我好想家、好想亲人，甚至想得在夜里一个人偷偷地哭。但一切路都被堵死了，完全身不由已，只有任人摆布。也可以说，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在我少年的心中已经朦胧地意识到，这个制度是非人性的，反人性的。
三
好不容易盼到了毕业，虽然我业务考试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但唯有不考试的“政治”一科我是不及格的。所以那些通过补考才勉强及格的，但政治上表现好，家庭出身好，照样分配在成、渝、昆明等大城市大厂矿里，我则被分配去川南小县隆昌县一个新建的厂叫隆昌碳黑厂（后更名隆昌气矿），是一个用天然气生产工业原料碳黑的工厂。
临行前我的班主任老师刘祖贵，是个老教师，把我叫去单独对我说：“严家伟，你人年轻聪明，成绩也好，就是政治上要多争取啊……”说到这里，他似欲言又止，我已明白了他的意思。中国的许多事，人人都心知肚明，就是不能说穿。
我们有十来个同学，分配到这个厂，半数都是或家庭出身不好，或政治表现落后的。其中好像对我印象特别不好。认为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政治上表现落后。这些东西你一离校，档案便如影随形跟着你转到你所在的单位来了。这就是人家对每个人的有效监控。于是厂里人事科不让我搞统计管理工作，分配我到机修车间一边作生产记录，一边与工人一起学习干钳工。还美其名曰：先到基层车间锻炼。一天到晚弄得我筋疲力尽，人家还说我劳动态度消极。
1955年春有一次搞什么安装抢修突击，连续加班，累得我身体实在无法支持了。要请假必须有医务所医生的诊断证明，否则免谈。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去到医务所。先看到的是那个什么张主任，一脸不耐烦的样子对几个要求请病假的人说：“你们体温正常不发烧，我不能给你开病假条，要不然领导追究下来，我都要倒霉。”我见此状，便走到另一间屋去，看见坐着一个中年女医生，不但仪态端庄，面容慈祥，且说话和气，我这人有点“以貌取人”的习惯，便觉这位女医生应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我当时完全是一副孩子模样，怯生生地向这女医生说自己：“头痛、头昏、周身乏力……”却一时还未敢把想请病假说出口。谁知那女医生忽然问我：“你说话口音像是成都人吧”？我连忙说是。女医生说：“我也是成都人，老家就在西门长顺街，你呢”？我说：“我家在西门抚琴台街”。女医生笑着说：“哎哟，隔得好近，街坊邻居啊”！接着她又感叹似的说道：“离开成都二十多年了，好想回去看看，就是没时间。”那时，过春节也只放三天假，交通又不便。我说：“我也成天想家呀！”于是他又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甚至笑着问我结婚没有？我说：“我才17岁呢，哪有资格？”她笑着说：“明年就够资格了”。那时没有计划生育，没有什么“晚婚”，18岁就可结婚了。
我们越说越投机，于是她小声问我：“是不是累倒了，想请一天假？”我红着脸点头默认。她抿嘴一笑说：“我看你也没什么大病，就是身体显得单弱点，斯斯文文像个女孩样。”边说就给我开了一张诊断证明书，上面写着：上呼吸道感染。查T.38度。下面署上医生的名字“熊先蓉”。就这么一天病假，也可让一个快被奴役式的劳作压垮的人缓过一口气来。这是我到所谓的“革命大家庭”中来后，第一次有人这样主动关心和帮助过我。因此“熊先蓉”这个名字便永远占据了我心田中的一个位置。
以后我们上下班相遇，总要互相点头打个招呼，我开始很有礼貌地叫她“熊阿姨”，她连忙悄悄对我说：“别这样喊，人家听见又是什么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了。”那年代就这么可笑又可怕，于是我只好叫“熊医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接触不断增多，彼此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原来她的丈夫姓刘，是国民政府的一个军官。1949年共产党占领隆昌后，第一个被杀害的就是她的丈夫。这时熊医生才三十二岁，但已育有四个女儿，一家的生活重担就压在她身上。幸好熊医生早年毕业于成都医士学校，而那时共产党是奇缺医务人员，因此她才有了一个“参加革命工作”的机会。否则，你一个“反革命份子家属”讨饭去吧。就这样她含辛茹苦地带着四个女儿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我几乎没看见她穿过一件新衣服。听她讲她与丈夫刘先生也是包办婚姻。凭她的才貌完全可以另成新家。但中国的女性，就这样富于奉献和牺牲的精神，矢志不回头。
四
1955年秋，老毛借整肃胡风在全国掀起了“肃反”恶浪。即要肃清一切“反革命份子”。隆昌碳黑厂当然也不例外。它当时是一个近千名职工的中型国营企业，属化工部，对外称303厂。于是一些所谓重大嫌疑的便直接关起来隔离审查，已形同囚犯。另外还有一些人，领导觉得你“可能有问题”或一贯表现不好的，总共约有六、七十人，便弄来集中成立了一个美其名为“职工学习队”，集中住宿，进行学习，星期天才准回家。熊医生和我这一次不期而遇都被“圈”进队里来了。所以熊医生看见我，都有点吃惊的悄悄问我：“你还是个娃娃，关肃反运动啥事啊，怎么也弄到这来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领导确实“慧眼识人”，肯定认为我虽还未满18岁，但一贯思想反动，已属“反革命份子”的接班人或第二梯队成员了，足见党的英明伟大，伟大英明！
不过正是这长达三、四个月的“集中学习”中，使我有机会和熊医生进一步成为了“忘年之交”的好朋友，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真是不可多得的好时光。
我和熊医生恰巧分在一个小组，一组约八、九个人。说实话，当时的运动还没有像反右、文革那么野蛮。何况我们这批人，他们只是对你怀疑，不放心，把你“挂起来”审查，并没抓到什么凭据，所以只是学习报纸、文件，动员你向组织“交心”。比如熊医生就一再被追问她已死了的丈夫，还和哪些人有过什么关系、来往，企图从中挖出“暗藏的反革命份子”。对我则更离奇，他们“动员”我说：“你父亲1935年前后是国民党伪24军旅部电务处长，当时正是红军万里长征经过四川，他有哪些阻挠红军长征的行为，向组织上说清楚对你有好处。”我听了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我说：“请你们看看我的档案，我1937年出生，1935年我不但未到这个世上来，甚至娘的肚子里都还没有我，我怎么知道父亲干了什么？”他们就是这样异想天开，给你胡搅蛮缠，弄得你啼笑皆非。
由于从这批人身上捞不到什么有“价值”的材料，所以后来他们都搞得懒心无肠了，就把我们这些人限定在那里，除了星期天不许外出，天天学习讨论，已全流于形式。所谓小组讨论，实则是三三两两自由结合去闲聊。于是我有了更多时间和熊医生在一起闲谈，一同回忆过去美好的时光。各人述说自己的家庭，个人的往事，心酸的遭遇，彼此都非常信任无话不谈。每逢星期日我几乎必去她家里，一玩就是大半天甚至一天。她四个读书的女儿也在家。一个个天真可爱，我们一起去买菜，一起作饭、看书、讲故事、唱歌…大家简直就像一家人一样。熊医生年轻时，不但在校学医成绩优秀，还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在成都一次学生演出的文艺晚会上，熊医生以一曲神话歌剧《葡萄仙子》倾倒了全场观众。台下一位姓刘的年轻军官更是对台上的这位小“仙子”一见钟情心仪不已，于是他通过一位有身份的人物作媒，一年后把刚刚毕业的小“仙子”娶为了他的夫人。随着熊医生讲述的故事，我们一起轻轻地唱起了《葡萄仙子》的主题曲：
云儿飘，星儿摇摇，
海，早息了风潮。
声儿静，夜儿悄悄，
爱奏乐的虫
爱唱歌的鸟
爱说话的人
都一齐睡着了。
待我细细地观瞧，
趁此夜深人静时，
撒下些快乐的材料…
一曲终了，我们都沉浸在诗情画意的享受里。小时候，我姑姑也教过我唱这支歌。现在由熊医生来领着我们唱时，恍惚中我似乎分不清她是熊医生还是我日夜思念的姑姑，她是我的同事、朋友，还是我的长辈、亲人？似乎两者都是。自从为生活所迫离家出走，进入这个所谓的“革命大家庭”，受到的全是白眼、冷遇、歧视，只有在熊医生这里，才又一次体验到了人性的善良，家的温情。
（五）
可惜好景不常。1956年隆昌碳黑厂划归石油部，不久我被调去叙永高木顶石油勘探队。领导对我说：“这回你去搞你的专业了，不要再牢骚怪话了。”但我却真不想走，不是舍不得那个碳黑厂，而是舍不得离开像亲人一样的熊医生。临别前，她专门请我去她家吃饭。饭后我们谈了很久，很久。我总是舍不得走。最后熊医生送给我两张照片，一张是她穿着白大褂挂着听诊器的工作照，另一张则是她当年演《葡萄仙子》时照的，照片都有些发黄了。照片背后是她当年题写的一首小诗：
绮罗阵阵怯春寒，斜凭朱栏翠袖单，
愿把愁心付柳絮，随风吹去解侬欢。
那是一个天真小姑娘的梦，后来她也有过一个幸福的家，可是却被一群魔鬼蛮不讲理的给毁了。但她没有倒下去，以一个母亲的勇气承担了一切苦难，撑起了四个孩子头上已经塌下来了的“天”。这就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中国母亲。
那两张照片，我一直像宝贝一样的珍藏着。可惜在1957年我因所谓“右派”与“收听敌台广播反革命罪”被捕时，那些照片都落入了那帮“大盖帽”的手里。
（六）
1975我还是个戴着“反革命”帽子的“就业员”，来往信件都要被检查，我利用一个外出的机会，偷偷的给熊医生寄去一信，请她收到后回信寄到我妻子农村的家里，这样我就避开了检查。可是信寄出后如石沉海，我非常失望，更多的是担心。那个年代谁知她会不会出事？我只有在心中暗自为她祈祷。
流年似水，不觉又是四年。1979年12月的一个星期天我在妻子家里，农村大队邮递员把一封信送到我家，一看是从成都寄来的，从那笔迹上就认出了是熊医生。我高兴得跳了起来。真是“先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啊！
1980年元旦，我利用假日专程到成都见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她，她已是满头银丝，不过精神还不错。原来在文革中她也被斗得死去活来，差一点被整死。后来一位好心的医生同事救了她，故意将她“误诊”为“胰腺癌”。于是她的大女儿刘朝浚（成都话剧团演员）便借此理由将母亲接到成都就医，才终于逃过了这一劫。我那封信寄去时，她已离开了隆昌，又是一位好心人帮她收下来保管着，三年多后才辗转托人交到她手中，她立即就回了我的信。
这次重逢，大家都禁不住泫然泪下，忆及往事，真是不堪回首。问及过去在一起的许多旧友故人，都被永远掩埋在历史的“沙尘暴”里了。真是“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真恍如隔世的感觉……
1988年熊医生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于成都。享年72岁。我远在川南，那时的通讯还十分不便，当得知噩耗，已无法去送她最后－程，竟成终天之恨！
她是我在所谓的“革命大家庭”里难得遇到的一个好心人，一个看似平凡，但却是十分善良而可敬的人。就像在浩瀚的沙漠里，一块生意盎然的绿洲。更是我一生中难得的缘份！
啊，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忘年之交的“闺蜜”！
via 中共黑暗统治里 一段充满人性光辉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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