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笔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热烈祝贺“五四百年文化研讨会——独立中文笔会2019年香港年会”顺利召开，预祝大会愉快、成功、圆满、丰收！
五四运动交织着几条线索：民主与科学，新文化运动，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共产主义，这些线索，以引领或参加五四运动的代表性人物的理念和背景可见。他们中包括：梁启超，蔡元培，胡适，傅斯年，唐绍仪，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周恩来……
五四运动没有遭受镇压，请愿者没有流血和死伤，并取得相当成果，是在共和、宪政和民主的条件下。那时候，总统与国会，均来自于选举。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信息通达，政治主张多元化。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傲立于亚洲和世界。
我原本无意触及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话题，但纪念“五四”，却似乎无法回避这一话题。事实上，五四运动，从一个侧面，总结出启发后人的历史逻辑：专制制度下，统治者可以卖国；民主制度下，统治者无法卖国。原因：专制制度下，人民无权、也无能力爱国；民主制度下，人民有权、也有能力爱国。
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山东问题”。一战后的巴黎和会决议，要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尽管，中华民国代表并未在那份《凡尔赛合约》上签字，但消息传到中国民间，却点燃了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火焰。中国民间认为：中国政府外交失败。于是掀起大规模请愿和抗议。曾与日本签约、接受日本对华贷款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司法总长章宗祥、驻日公使陆宗舆，成为众矢之的。五四当天，北京三千多学生请愿，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处）、痛打章宗祥。五四学生的爱国口号是：“外争国权，内除国贼。”
时间跨越大半个世纪，到了1989年，中国学生发起大规模游行和请愿，呼吁当局改革政治、实现民主、杜绝腐败、还政于民。八九民运，从参加人数、经历时间、到覆盖全国的范围，都远远超出比它早七十年发生的五四运动。然而，八九民运却遭到血腥镇压，死伤枕籍。惨剧之所以发生，就在于，八九民运发生在独裁、腐败和黑暗的一党专政之下。参加八九民运的学生和市民，他们的爱国口号是：要民主，反腐败。然而，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国人，也被剥夺了爱国的权利。
从五四到六四，民间在前行，统治者在倒退；世界文明飞速进步，中国统治者冥顽不化。贪心，既得利益，极端的自私自利，无边的内心黑暗和权力欲，是中国统治者的通病，无可救药的绝症。
“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呼唤之一。然而，五四运动的遗产，不幸被随后崛起的共产党人扭曲为共产革命、暴力革命。那些听命于红色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没有发展民主与科学，最终还埋葬了民主、玷污了科学，建立起空前残暴的一党专政，把推翻了数千年帝制的中国，重新又拉回到专制复辟的黑暗时代。
五四运动已经一百年，中共统治已经七十年，八九民运已经三十年，专制中国，依然故我。究竟是时代的沉沦？还是民族的宿命？抑或，旧势力的巨大惯性？需要我们这些思想者深思、深究、深省。当然，拯救苦难中国，更需要我们起而践行，重新出发，启蒙，探索，奋进。当仁不让，义不容辞。
via 陈破空：发生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五四和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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