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代亲历者万润南向法广披露，中共在1989年镇压六四民运前夕，有两大转折点，一个是赵紫阳出访期间中共高层发表4?26社论，激化了矛盾；另一个是赵紫阳说中共的决策者是邓小平。图为中共镇压民运现场。（六四档案网）
曾卷入六四民主运动的红二代商人万润南披露，当时中共高层对待这次民运的态度分为两派。中共高层权斗激烈，加之知识分子要求打倒中共独裁者、太上皇，中共最终开枪镇压了这场民运。
现旅居法国的万润南，是北京四通公司的创始人，也是前中顾委委员李昌的女婿。他曾深度参与了1989年的那场民运，被中共当局定性为六四民运的“组织者和策划者”，从而被通缉，他于当年流亡海外。
法广5月14日刊发了对万润南的专访文章，介绍了当时六四民运的来龙去脉。万润南表示，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去世，引爆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学生开始写大字报抗议，提出反官倒的口号等等。
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上，处理得不错，缓解了大家的一些情绪。但问题出在赵认为没事了，去朝鲜访问，让李鹏代管中央工作。李鹏去向邓小平汇报工作后，当局就发表了四二六社论。
四二六社论这是“第一个转折点”，把爱国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这个调子一出来，就激化了矛盾。万润南说，直接后果就是四二七大游行。“学生不买账，我们的爱国民主运动怎么会是动乱呢？”
赵紫阳访问朝鲜回来后，发表了纪念五四讲话，坚持理性协商，在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紧张气氛开始缓和，但5月13日学生开始了绝食。
万润南认为，另外一个转折是5月16日赵紫阳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会见。因为赵在会见时说，中共中央有一个决定，重大的问题，最后的决策者还是邓。而且这段话被新闻直播出去了。这让邓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
而且紧接着就有《五一七宣言》，提出打倒中国大陆的独裁者、太上皇，矛头直接对准邓小平。5月17日，赵紫阳的智囊严家祺等人发表了《五一七宣言》，指出中国大陆当时所出现问题，是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又形容邓小平是“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并要求推翻“四二六社论”，结束老人政治，独裁者必须辞职。
但两天后，中共当局在5月19日就宣布戒严，赵紫阳也下台了。
万润南说，在这此前，他和四通公司几乎没有介入这场民运，他们全力介入这场民运也是在戒严之后。当时他的岳父李昌非常担心发生流血冲突，希望他介入。李昌那时还找过很多人，包括中顾委的元老、部队的退休将领，还直接找过赵紫阳和李鹏，希望避免流血冲突。
李昌找到万润南，希望他做学生的工作，适时撤出广场，避免流血冲突。当时作为民企的四通公司和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在大学生当中比较有影响，万润南先后去过十几所高校演讲。
据悉，万润南5月22日在国际饭店彩虹中餐厅，召集75所高校静坐学生负责人开会；5月23日他们协商出台了一份“撤消戒严，军队回去，学生撤离，恢复秩序”的《倡议书》。
但万润南透露：“当我们和学生初次接触之后，海淀区委书记张福森24日（5月24日）凌晨两点敲我的门，劝说我不要介入。他说在处理学运的问题上，看来赵跟邓有不同的意见。他按照中共权力运作的逻辑，认为‘如果赵跟邓意见不同，我们还是要支持邓啊’。”
万润南还表示，中共镇压民运，除与邓小平有关外，当时中共高层意见不统一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鹏、姚依林等人支持镇压。万润南他们与学生协商的《倡议书》，也被中共高层下令不让登报。
最后，中共下令对学生和市民镇压，中共改革派几乎全军覆没，保守派全面上位。
鲍彤：六四是一场有预谋的政变
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政治秘书鲍彤先生，此前也表达了同万润南类似的观点。
鲍彤表示，胡耀邦追悼会后，大部分学生陆续回到学校上课，第一次学生上街进入尾声。但赵紫阳4月23日出访朝鲜后，23日晚上，李鹏等人就去见邓小平，随后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包括此前没有到天安门集会的学生也被激怒了，更多的学生第二次走上街头。
鲍彤认为，只有邓小平一个人知道中共六四要干什么。“正像文革发动时，毛泽东的想法，刘少奇不知道，林彪不知道，陈伯达也不知道。”
鲍彤曾对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披露，邓小平镇压八九六四爱国学生运动，是一场有预谋的政变，达到了让赵紫阳下台的目的。
他说，胡耀邦是邓小平搞下去的，学生追悼胡耀邦等于打了邓小平的耳光，这是邓不能容忍的，但赵容忍了。邓发现赵是中国大陆的赫鲁晓夫，因此必须把赵搞掉。所以六四的问题，根本不是邓与学生的矛盾，而是邓和赵的矛盾。
来源：大纪元记者张顿报导
via 红二代六四亲历者披露中共镇压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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