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5日，《北京之春》杂志主编陈维健接受大纪元专访回顾六四30周年。（徐绣惠／大纪元）
2019年5月5日，《北京之春》杂志主编陈维健接受大纪元专访。他说：“中国人心沸腾，总有一个引爆点会释放出压力，中共迟早会倒。”
陈维健曾参与1979年西单民主墙运动，与民主同道创办《沉钟》杂志；他也因参与1989年六四学运遭审查；1991年，陈维健移民新西兰后创办、并长期担任《新报》主编。
1949年中共窃占神州中国；1959年前后中共血洗西藏；1969年毛的决策差点使苏俄以核武进击中国；1979年，中国曾有短暂机会摆脱共产党专治，在北京西长安街和西单北大街交会处出现一道两米高、一百多米长的“民主墙”——但这短暂的言论自由亦遭扼杀；1989年，爆发六四事件，中共在天安门广场屠杀学生；1999年中共发动诬蔑镇压法轮功的运动，开始大规模非法绑架、抓捕法轮功学员。
迈向廿一世纪，2009年，中共挑拨维汉两族关系，爆发新疆7?5事件；而且，因中共官方将大陆甲流（H1N1）疫情当成“国家机密”、死亡人数当成“绝密信息”来封锁，至今仍不知多少中国人因错过“黄金治疗期”而不治身亡。
“六四”是中国全民反腐败的先声
陈维健回忆1989年六四学运前期自己已在杭州工作，当时市民们虽然不是直接参与者，但全国所有的舆论都很支持学生。陈维健也与几位友人共同组织了浙江临时的联合会，准备声援学生，为绝食的学生准备物资疗养、康复。
但当6月4日，北京政府下令军队镇压后，情势急转直下。陈维健说：“共产党完全可以不开枪镇压，和平地解决广场上的问题，中国本来有可能像台湾一样转型为一个民主的社会。”
他说，当时地方比北京多一点的时间和空间，“杭州有许多学生和市民希望政府改变。”在六四镇压开始后，地方还在持续支持，很多市民去抗议政府施压人民。陈维健认为六四不只是学生运动，而是全国各省动员起来对民主、反腐的诉求。
他说：“改革开放后，人民对自由的渴望爆发出来，这是一个全民支持的运动。不只是学生运动，是中央机关、新闻单位都支持的民主运动，几乎全国都动员起来了。”
他认为，当时酝酿中的政治改革，源于经济“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生活增长，与从而产生的许多权力与金钱的交易。而当时的“权钱交换”还不如今日恶质，是“六四”镇压造成百姓们失去了追求“政治自由”的渴望与勇气。由于政治改革成为禁区，中共权贵结构愈加固化，就恶化成“绝对的权力，带来了绝对的腐败”。
学生低估中共的残忍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陈维健表示，当时很多人都不相信共产党会开枪，但和陈维健有同样一代经历的中国人了解共产党更多一些。他说，从布拉格之春、苏联东欧瓦解，经验证明，共产党的标准手段，就是“坦克开上街头”、“镇压群众运动”。果然，最终也和陈维健所预料的一样，中共出动坦克、军队镇压民众。
陈维健说：“学生们相对比较单纯，对中共的残忍估计错误。”且中共擅于灌输人们错误的观念，也就是对人民进行“洗脑”，当时那些调进北京的外省军人，都认为自己是在“保卫”国家，因为他们完全不能理解学生为何抗争，也没有民主的概念。
陈维健说：“很多学生到开枪了，还在想共产党真会开枪吗？他们还不相信这些子弹是真的子弹。”
因1989年的“六四”镇压，中国当时那股随着改革开放所兴起的“理想”精神也荡然无存，过去自我约束的“道德”观解体，“能捞就捞”、“为钱当官”成为在中国的生存准则。
海外华文媒体遭中共染指
作为资深媒体主编，陈维健也表示中共长期用“利益”收买华文媒体。2001年1月23日法轮功“自焚伪案”爆发后，中共外交人员就曾警告他不准刊登“自焚伪案”的真相，要他引用新华社污蔑法轮功的“假新闻”。陈维健当时告诉对方：“如果所有的中共喉舌都不刊登了，你再来找我。我只登真实的新闻，在法轮功议题上，我们的意见不一样。”
中共利用海外中资公司在广告或其它项目上“照顾”某些华文媒体，让这些媒体在海外散布有利中共的新闻，或是直接和当地媒体合作，让海外媒体直接引用他们的文章，美其名曰专版“合作”，实际上都是为中共官方宣传。
陈维健回忆当时中共策划了“自焚”伪案，并在喉舌媒体强力宣传下，形成人民仇恨法轮功的假象，使迫害继续，甚至进一步扩散到海外。但陈维健拒绝当中共喉舌，坚持新闻自由。
来源：大纪元记者徐绣惠圣贝纳迪诺县报道
via 《北京之春》编辑忆六四：中共迟早会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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