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被中共坦克碾断双腿的方政（左），与前中共《解放军报》记者张林在研讨会上。（周凤临／大纪元）
6月1日，来自湾区等地的各界民众，齐聚旧金山中国城的国父纪念馆，参加在这里举办的八九民运三十周年纪念研讨会。
旧金山八九民运三十周年纪念研讨会。（周凤临／大纪元）
在六四30周年来临之际，更多亲历者打开了尘封的记忆，站出来公开为这段历史见证，其中包括当时的《解放军报》记者张林，以及用相机记录六四的刘建。
军报记者张林：亲身见证天安门广场死人
刚刚从中国到加拿大不久、时任中共《解放军报》记者张林，在出国去加拿大的5月28日当天，已透过《纽约时报》、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讲述了自己与中共上将张爱萍的儿子、时任总参军训部战役训练处处长张胜和家人，于1989年6月3日在天安门目睹军队开枪杀人的经历。
6月1日，前中共《解放军报》记者张林，以亲身经历做中共在天安门广场枪杀学生、群众的见证。（周凤临／大纪元）
在研讨会上，张林说：“我可以肯定地说，天安门广场是死了人，而且不止一个！受伤的人就更多！！”
“我们是在听到天安门西部开枪，从午门向天安门走的途中，被武警打得遍体鳞伤的，我被打伤头部昏过去了。”张林说：“后来是被张胜背出去的，他与太太儿子当时都失散了。”
张林回忆说，在他们被打之前，武警还围住一个人在打，那个声音“我一辈子都没有听到过那种声音，就是一个人不到临死的时候，发不出的那种声音”。
“我是被张胜背到午门的门口，但是他没办法走了，说可能肋骨断了、已经喘不过气了，而且太太和孩子都还在里面。”张林说：“当时从午门往天安门看，火光冲天，枪声不断响起。”
6月1日，前中共《解放军报》记者张林，以亲身经历做中共在天安门广场枪杀学生、群众的见证。（周凤临／大纪元）
“我的第一印象是，他们（学生、市民）肯定被打死了！那时我非常伤心，不愿走，也站不起来。”张林说：“当时过来一位骑自行车的学生模样的年轻人，通过他的自行车把我搭到东华门，一路喊救人。”
“后来我被外国记者用车送到协和医院。”张林说：“当时的情况是，协和医院的整个地面都铺满了血，走路都是黏的。而被送到协和医院的伤员，全都是从天安门广场过来的！因为所有长安街上的医院中，协和医院是最靠近天安门的。”
“我被送到协和医院的时间大约是在6月3日晚上11时到6月4日凌晨1时之间，那时就已经有很多伤员了。”张林说：“我在协和医院一直待到6月4日上午10时左右，那时候是在体疗室，伤员密密麻麻，挤满了整个屋子。而且这期间，一批一批的伤员被送往别的医院。”
刘建：要用当年的照片给女儿一个证明
刘建用照相机记录了这段历史，近期将摄于1989年4月16日至6月4日近两千张照片公诸于众。2018年，刘建与女儿谈到六四惨案时，刚刚到美国不久的女儿不相信，而且是一无所知。
用相机记录六四的刘建，近期将自己摄于1989年4月16日至6月4日近两千张照片，公诸于众。（周凤临／大纪元）
这一家庭事件，使刘建感到非常惊讶，让他想起了尘封已久、几乎要忘记的记忆，在1989年，作为一位摄影爱好者的20岁艺术系学生，他曾经拍过一批六四照片。
刘建说：“当时争取民主自由、好的社会制度，反贪官、要改革，这些诉求都是公认很正确的一个运动！北京还包括各个企业、政府部门的人，都参与进来了。”
为了教育女儿，也为了做一个历史的见证，刘建托朋友在国内找了一个月，才找到了这批底片，有惊无险地带到了美国。
刘建回忆说，在第一次看到自己拍摄的照片过程中，回想起来开头十分顺利，但当中共宣布为“动乱”之后，明显感受到气氛紧张，学生变得非常警惕而不愿意被拍，照片一下就少了很多。
用相机记录六四的刘建，近期将自己摄于1989年4月16日至6月4日近两千张照片，公诸于众。（周凤临／大纪元）
刘建说，6月3日晚上，他住在翠微路同学家，听到一直有很多枪响，由于当晚光线不好，就没有出去拍照。“6月4日早晨6点多，我就拿相机出来了，从长安街有很多平板三轮车，拉来了很多尸体，水利医院后面的房子一些尸体，有脑袋打碎的、胳膊打掉的，就没有拍，只拍了一些还算完整的。”刘建说。
“这是我人生中，20岁第一次看到被子弹打死的尸体，太震撼了！”刘建说：“这样残酷的现实……”
“戒严后就停止了拍摄，一直很低沉，直到现在。”刘建说：“这些年轻人，他们不应该就这样死去。”
陈天石：六四学生并非没有政治诉求
当年北京师范大学85级学生陈天石，是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最早的一批参与人和创办者。陈天石说：“每年到六四的时候，心情都很沉重、难以安眠。”
2年前来到湾区定居的陈天石非常感慨地说：“我们不要因为时间的迁移、因为个人的名利而去说谎，看到过什么、经历过什么、是怎么想的，过去的想法是什么、现在的想法是什么，要静静地去想清楚。”
当年北京师范大学85级学生、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最早的一批参与人和创办者陈天石。（周凤临／大纪元）
陈天石说：“1989年4月19日，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发起了前往天安门广场、纪念胡耀邦的追悼游行，出了校门，我高喊口号‘反对专制、反对独裁’，本来担心同学会不会跟着一起喊，结果所有学生都跟着一起喊。那个震天的回响，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震撼！”“后来又加入了‘反对官倒，铲除腐败’的口号。”
他还回忆说，在参加胡耀邦追悼会前，高自联的一些同学决定，要写一份请愿书，这就是在4月22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请愿的书卷，就是那样临时提出来的，完全是学生自发的。
陈天石表示，在这之后，成了一份正式的文稿，包括7条：“1.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是非；2.反对官倒，铲除腐败；3.开放报禁、实现言论自由，允许民间办报；4.开放党禁，实现结社自由；5.废除北京关于游行示威的10条规定；6.增加教育经费、改善教师待遇；7.军队国家化。”
“从现代、当代促使社会转型的公民权利运动模式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份明确务实、可以实现的政治纲领。”陈天石说：“那些认为我们没有‘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字眼，就是体制内改良的说法，是一种误解。”
任松林博士：八九命运30年的升华
任松林博士说，30年前在天安门广场矗立的自由女神像，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连华盛顿特区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也采用了她。
任松林还表示，八九六四的鲜血，促使了东欧剧变。任松林说：“八九六四的鲜血，中共在街上杀人，令所有人、甚至连中共体制内的将军们都明白了，他们一辈子维护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
任松林博士。（周凤临／大纪元）
“在1994年，当时连我的概念中，都认为六四要平反。”任松林还说：“但是到今天，没有人再要求为八九六四平反，今天人们想要的，是要结束一党专制，迎来一个民主社会，这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了。”
“从要求六四平反、到勿忘六四、到发扬八九精神，这是一个升华。”任松林说。
“在八九六四以后，中共稳住了政权，它的经济确实提升了不少。”任松林博士分析说：“但是国内的矛盾是没法解决的，有人说击鼓传‘花’，其实这个‘花’从八九那年开始的，谁接手里都是一个烫手山芋，现在这个‘花’是传不下去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到六四这一天，中共会草木皆兵。这让统治者心颤，让统治者害怕！”
当天还有身在国内的民运人士杨海的女儿杨倩怡，以及民运人士邬萍辉的儿子邬鹤鸣，主动传承八九精神的精彩发言，博得大家的掌声。◇
来源：大纪元记者周凤临旧金山报道
via 天安门大屠杀：枪声不断响起 张爱萍之子肋骨也被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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