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看一本《中国新史》（原名《中国十二绝》），这是早期西方介绍中国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是十七世纪葡萄牙来华的传教士安文思。他1609年生于葡萄牙，1640年随一位信教官员进入中国，并在杭州落脚。后又前往四川，结识了张献忠。因张喜怒无常，安文思和另一位神父拟打算逃走，但不幸为张所拘。所幸清军打败了张献忠，二人被清军俘获并送至北京。安文思受到了清朝皇帝的优待，从此长居北京，直至1677年去世。
中国生活了数十年、谙熟中国各方面的安文思，在书中向西方人展示了一幅明朝末期、清朝前期中国的全景式图案。从中国的名称、地理位置、历史、语言、风俗，到中国的物质生活、矿产、航运、船舶乃至政治制度、国家结构等，无不娓娓道来。
在安文思看来，中国处处是优点：中国的版图极其广大，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中国的语言文字优美，中国的典籍丰富，中国人有礼貌也有教养，中国水运便捷、公共工程完善，中国工艺制造精美，中国物产丰富，中国圣人孔子影响巨大，中国政治发达、君主伟大，北京之建筑相当宏伟。
从他的记述中，令我从没有想到的是会有外国人这样断言：中国语言比希腊、拉丁等欧洲语言都容易学习，因为她既“符合理性，又符合经验”。要知道，对于当今许多外国人来说，中文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而在安文思看来，中国语言是所有语言中最简明的，不过由320个单音节组成，只要记住用以区别词义形式的音调，并学会怎样读这三百多个单音节字，就可以在一年内很好地掌握。在华诸多传教士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就可以用中文写作和翻译就是明证。对当时的外国人来说，容易学习的中文还“非常优美、非常丰富、非常富有表现力”。
当然，不是几个世纪前的外国人比现在的聪明，而恰恰在于“五四”运动后，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白话文渐成趋势，一些语言学家开始套用西方语言学理论分析、解释中文，而忽视了中文自身的特点，甚至49年后还提出了中文拼音化。当中国人自己都对自己的语言规律处于“无知”的状态时，外国人又怎能快速掌握呢？
同当代不少中国人给外国人以“粗鄙、不懂礼貌、不讲文明”的印象所不同的是，三百年前的中国人在安文思的笔下是相当的文明，对于长辈的尊重、对于父母的孝顺、对于兄弟的友爱和朋友的尊敬，都是那么令人赞叹。“文人……把稍不符合礼仪的举止行为都视为罪过。”
而中国人的聪明更是让安文思叹服。“他们所做的种种机械，仅用少量的工具，却比我们做得更容易。在这个国家，没有一尺荒废的土地，所以无论男、女、老、少、瘸子、聋子或盲人，都有谋生之道，或者有自己的行业或工作。”“在中国没有丢弃的东西，不管多么细微无用之物，都有其用场，可以加以利用。”最让我惊异的是书中记述的“香篆钟”，可以调准和区分夜间的时辰，真是又经济又实用。
清朝的政治体制和皇帝也赢得了安文思的赞美。他注意到，中国的帝王都要遵循孔子的教诲，要具有九德，即要自我约束，做臣民的榜样；尊敬和关怀有学识和德行的人，常和他们交谈；友爱家族成员；礼遇非皇室血统的尊贵之人；重视臣属大臣；爱护百姓；招请各类工匠，促进生产；优待外国使臣等。
或许正是因为中国的美好，让安文思的笔下充满了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的钦羡。三百年前的中国就已经让人如此钦羡，那么一千多年前唐宋时期的中国呢？不妨做个小小的对比。
一千多年前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超过百万以上的大城市，比如首都开封和杭州人口就达到了400到500万人口；而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法国的巴黎和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也不到十万人，亚洲另外一个繁华的城市巴格达也不过三十至五十万人。当13世纪的威尼斯人有幸来到杭州，不禁感慨它是天上的城市，是世界上最优美最高贵的城市。
一千多年前的中国造船技术十分发达，有的有6层桅杆，4层甲板，12张大帆，可以装载1000多人。此外，这些船不仅拥有精确得近乎奇迹般的航线图，而且它们还拥有几何学家、懂得星象的人以及那些熟练运用天然磁石的人。欧洲造船最为发达的威尼斯人对此感慨万千。
一千年前的中国工匠是世界之宝，精美的瓷器、华丽的丝绸出口世界各国为中国换来了大量金银珠宝。
一千年前的中国城市就有了接纳乞丐、孤独老人乃至孤儿的福利机构，而这正是一个国家最具文明的象征之一。
一千年前的中国经济总量最高时候占当时世界的80%。
……
可以说，一千年前的中国农业、商业、制造业、手工业、娱乐业都是世界最发达的，政治、经济、科技、工艺、文化、学术等都是世界第一。当世界处于朦昧时期，中国早已遥遥领先，进入了文明时期。
只是，不经意间，我们抛却了所拥有的文明，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落后的、腐朽的东西。在此教育下，中国人忘却了自己祖先曾拥有的辉煌，忘却了我们曾经傲视世界的文明，从而走入了歧途。也许，当有一天，我们真正找回失落的文明并将其纳入我们的生活中，中国将再次成为外国人钦羡的国家。我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via 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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