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正见网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三部分 另一个欧洲：共产主义的牺牲品（56）
在开始检视1955～1989年这一被历史学家莫尔纳（Miklos Molnar）称之为“后恐怖主义”的时期以前，我们应该注意一些可能揭示出镇压如何演变及其逻辑的事实。
首先要注意到，共产党政权实施的大规模恐怖和镇压违反了基本自由和人权。这些是在国际公约中得到承认的权利，特别是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尽管当时苏联和五个“人民民主” 国家投了弃权票。镇压还违反了在其发生的所有国家的宪法，这些违宪行为的背后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角色”直到1960年才成为宪法的一部分，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了第二个采用社会主义宪法的共产主义国家。没有法律允许在审讯和关押期间普遍地使用酷刑，也没有法律授权秘密警察大规模地编造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值得记住的是，在对共产主义审判第一次重新评估时，评论中批评警察“把自己置于党的上面”，而不是说他们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显然，这里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或消除政治领导人对警察系统运作所应负有的任何责任。
同时还要记住的，是共产党独裁统治的具体特性。这不只是一个覆盖了全球六分之一面积的国家，而是好些个国家和一场国际运动。共产党独裁政权之间、各自与其中心莫斯科，都有着极紧密的联系。好在档案已经开放，我们得以知道1944年以后，发生在这些国家的压迫受到一个非常强大的、位于共产国际内部的一个共产主义机制的授意和指导，这个机制已融入苏联的中央机制。在1943年6月12日，亦即共产国际于6月9日宣布解散几天之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国际信息部（即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Cominform）就成立了，由谢尔巴科夫（Aleksandr Shcherbakov）担任负责人，迪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和马努尔斯基（Dmitry Manuilsky）担任副职。这个部门不断地向外国共产党发出指示。迪米特洛夫从一开始就是真正的负责人，在1943年12月底通过苏联政治局的决定被正式任命为负责人。该部门通过各国共产党设在苏联的外事办公室（只有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没有办公室）、电台或邮件及后来还通过在莫斯科举行的“磋商”会议，来发出指令。哥穆尔卡（波兰党总书记）在1945年5月10日从迪米特洛夫处收到指令，指责他在波兰用的措施不够严厉，他还被告知“永远不会有太多的集中营”。因此，在战争结束时，集中营系统已经被设计在战争结束后用作对付政治敌人。
把布尔什维克的实验传入尚未融入苏联的国家那里，不是没有风险。尽管莫斯科试图将东欧集团各政权同质化，但是民族主义情绪仍持续存在，并且还时常表现出来。在1948至1949年的南斯拉夫事件、1953至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1956年的波兰事件之后，加上上世纪60年代中苏的分裂以及对其它欧洲卫星国（特别是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影响，共产政权的多元化变得更加明显。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曾经掌权的共产党人能面对他们作为压迫者的过去；这，是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主要的一个差异。纳粹主义从未有过赫鲁晓夫，也没有纳吉（Imre Nagy）、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或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在上世纪50年代，为受害者恢复名誉成了接任死去的伟大领袖的权力斗争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比如1953年时的斯大林和哥德瓦尔德及1956年时波兰的贝鲁特，或者是那些被解职的总书记，例如1956年时匈牙利的拉科西。恢复名誉不仅仅是简单地谴责明显的不公，也意味着找出罪魁祸首。恢复名誉的重要性在党的高层斗争中一直持续到60年代，特别是在捷克斯洛伐克。这个现象也触及了许多真正的共产主义信徒，首先是知识分子阶层，对他们来讲，共产主义的理想有一个道德的维度，还有那些因为政权的罪行被揭露而感到背叛的人。从1953年到60年代，镇压的历史也是大赦的历史，即使通常只是部分大赦。
因此在1955～1956年，（压迫的）大型磨床仍在运转，但在变得生锈。那些在1949至1953年的镇压中完美地扮演了其角色的秘密警察官员们被解雇、有些被捕和判刑，尽管比较宽大。政治领导人也被要求辞职，有时被前囚犯所取代，如波兰的哥穆尔卡和匈牙利的卡达尔。总的来看，压迫似乎缓和了很多。
但是，许多共产党政权在建政时期留下了很多未愈合的伤口。广泛的恐怖并没有在50～60年代作为一个压迫的手段完全消失，而且可以肯定地说，还随着苏联在东欧的各种军事干预而继续着。在街上开过坦克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来在人群中散播恐怖和恫吓。
via 《共产主义黑皮书》：压迫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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