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德国之声 作者: 张平 
抗议成员8月10日参加在香港爱丁堡广场举行的题为“守护我们孩子的未来”的集会（路透社）
有评论认为，金马奖对中国独立制片越是肯定，中国就越心虚越紧绷，封杀金马其实是迟早的事，粗暴不需要藉口，霸凌更不需要理由。
台湾《自由时报》发表文章《中国勒不住奔腾金马–你越自由独立他越气急败坏》，作者蓝祖蔚说，金马奖越崇高，金鸡奖就越卑微，因为没有创作与评审自由的中国就算钱再多，也办不出具有公信力的电影奖。
文章说，金马的艺术高度与豁达大度，远远超越金鸡，这一点，中国人比台湾人更清楚。金马奖对中国独立制片越是肯定，中国就越心虚越紧绷，封杀金马其实是迟早的事，粗暴不需要藉口，霸凌更不需要理由，中国的作为就是明明白白昭告世人：自由不是中国人的天赋人权，国家要套利就赏你，国家要夺利就变脸。偏偏，自由不是政治可以扼杀的人性向往。
作者认为，没有中国电影之前，金马奖与台湾民众的互动极强，后来就算中国影人抱走了一堆奖，观众对中国电影依旧冷漠无感。以后，管他来不来，台湾人只要好好拍电影，继续自由，继续多元，也继续在颁奖台上讲自己想讲的话，莫忘初衷，莫失本色，花若盛开，蝴蝶自来。
香港新一代对北京政权毫无幻想
台湾《上报》发表文章《“反送中”也是香港自身的新陈代谢》，作者卢斯达说，每一场战争其实都是内战。正如英国要抵抗希特拉的侵略，先要对抗张伯伦；岳飞不是死于金兵手上，而是死于后方传来的12道金牌。香港的反送中抗争，既要对抗中共和香港军警，也要对抗后方不断希望缓和事态的伪温和派。战争是外战，也是内战，是自身的新陈代谢。
文章认为，共谋制与“一国两制”一样，对今日的中国早已完成历史使命。在一个已经大不一样的时代，旧精英仍然在发着只要自我克制，就能被收编的梦；而形势艰苦的新一代已经对这一种香港一直以来的共识，毫无幻想。他们继续游击，除了要继续向中共施压，大概也是用行动带领香港超越过去，香港的过去与现在，是一本内部人民群起勾结当权者，而令自己原子化、丧失主体的解体史。这里的年轻人、业余者、普通人，已经受够了这个结构。
作者说，虽然这个与殖民者的共谋体制，是香港社会的底层，是其文化的根本，老树盘根，历史比起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要老，他们也对社会有巨大的残余影响。但香港的普遍意志，已经打响了第一枪。在悲观中，很多人还是积极的行动着，没有认命。
港府对抗议的应对是当代政治最为丑陋的例子之一
台湾《新新闻》发表文章《林郑无力挽回的一局》，作者张秀贤认为，结构式民怨积累，在送中修法爆发出来，令林郑政府失去信任，还让这个决策权高度集中、参与度低的政府频临崩溃。这一局，不单林郑无力挽回，北京介入也可能无力回天。
文章说，不少民主国家也会出现大型社会运动，可是他们有民主选举与监督机制，可以自我修复，政党可以轮替，令社会回归正轨，所以投资环境也不会因为局势而变得过度恶劣。但香港政府这次的反应，等同跟全世界说：“我们就是无能，我们就是错判形势。”如今不少外国媒体质疑，为何这样一个严重政治错判，至今没有官员辞职负责，政府班子也没有改组，到底香港政府的自觉和自我修正空间还有多大。这样的政府和社会环境，企业、投资机构也不可能再有信心。
作者认为，民意至今仍未逆转是事实，但大家也需要小心“同温层陷阱”，不断升级可能反而令市民出现疲劳和厌倦心态，对大局未必有帮助。相比运动成败，年轻世代的安危、香港的未来才是至关重要。而港府至今仍然没回应、反应，实在是当代政治最为丑陋的例子之一。
因为仇恨，中国人更加团结？
香港媒体《Matters》发表文章《高墙下，暗恋对象转发了“我是14亿护旗手之一”》，作者祝东风说，在大陆，我们了解到的关于香港的新闻是：香港黑衣人街头暴乱，殴打警察，殴打市民，黑衣人殴打老人，香港市民自发重新升起国旗之类的新闻，国内的舆论给我们营造了香港有一群“废青”恶意发动暴乱，扰乱治安，伤害他人的景象，直接将香港游行行为打上“邪恶”的标签，大陆民众认为因为这是一件邪恶的事情，作为正义的一方必须反对谴责他。
文章说，这堵高墙阻止人们获得完整的信息，抽取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传播给墙内的民众，积极支持鼓励激进爱国言论，同时封禁提出疑问的话语，营造出国内一幅欣欣向荣的舆论场景。高层需要这种舆论氛围，每个人都不需要思考，只需要看着自己做的新闻尽情发表道德谴责和爱国热情，一方面爱国带给我们真真切切的归属感和荣誉感，另一方面谴责敌人又会转移我们在生活上的失意感，营造出充实的成就感。《狂热分子》中有一句话：炽烈的的恨意可以给空虚的生活带来意义和目的。因为仇恨，我们更加积极团结。
via 金马自由飞奔 迟早会遭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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