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BBC 作者: 云昇 
7月7日在九龙地区游行（路透社）
2019年，由香港政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的香港示威浪潮从夏天持续到秋天。尽管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已经正式宣布撤回条例修订，满足示威者的一个诉求。但“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呼声仍不绝于耳。
无条件释放被捕示威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民冲突、取消对抗议者“暴动”的定性、尽快实现立法会与行政长官选举的“双普选”，余下的这四个诉求中，“双普选”无疑是分量最重的一个。
不论香港主权移交前后，普选问题一直是讨论香港民主时绕不开的议题。同时这个问题也成为不断撕裂的中港关系的缩影。因“反送中”引发的示威抗议再一次令“双普选”问题成为焦点。
“真普选”与“一国两制”矛盾吗？
香港政府多次表示，“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与立法会全部议员是《基本法》确立的最终目标。但其中有诸多限定条件。
《基本法》虽然列明“双普选”的最终目标，但没有阐明“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的含义，给之后的一系列争议埋下伏笔。
主权移交22年来，现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由来自不同界别的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立法会议员选举半数席位为一般选民选举直接选举产生，另外一半席位称作“功能组别”，“功能组别”的选民需为商界、金融界等各行业代表，许多组别常年被亲北京的建制派控制。不论是选出行政长官的选举委员会，还是“功能界别”立法会议员，泛民阵营均认为，这些席位都缺乏全体香港选民的直接参与，不能广泛代表香港的民意，因而常常招致民主派人士批评，斥之为“假普选”。
引起今夏风波的《逃犯条例》修订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今年2月香港政府提议修订《逃犯条例》，即便在6月9日主办方宣布有100万人参与的大型示威发生后反对此举，香港政府仍坚持推动法案的二读。
“现在越来越多人知道，行政长官一个比一个差，原因是行政长官都是北京选定的，他们不对香港人民负责，”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许田波说。“香港人想要的特首是一个可以真正把香港人想法告诉北京的人，而不是一直只会把北京的意志灌输到香港的人。”
1997年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后，香港的亲北京与泛民主两大阵营在普选问题上一直争执不休，近年来隔阂越来越大。今年7月1日，当黑衣示威者敲碎立法会的玻璃墙，在平时70名议员开会的会议厅内宣读“双普选”等“五大诉求”时，香港的民主力量认为这表达出了他们的心声，但北京没有传递出任何让步的信息。
“反对派和一些激进分子提出了五项诉求，他们的终极诉求是实行‘双普选’，”示威进行三个月后，中央政府负责香港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港澳办发言人杨光9月3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无论将来什么时候启动政改，香港的普选制度都必须符合《基本法》，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
面对立场强硬的北京，示威者也没有显示出妥协的姿态。“只有从政制作出改革，才能保障近月由政治衍生出來的种种社会危机不会重蹈覆徹，”9月4日，示威者发言人在香港立法会门前举行的一场“民间记者会”上如是说道。
“现在‘双普选’背后的民意更强烈了，”许田波向BBC中文表示。“因为他们看到香港所有的混乱都是因为行政长官不对香港人民负责，立法会议员的选出违背香港自治，政府有足够多的选票推动任何他们想要推动的法案通过。”
这背后是各方对普选认识的鸿沟。北京政府与香港泛民主派均认为，自己掌握着诠释“双普选”的话语权。
杨光在9月3日的记者会上提到，“香港的普选制度必须始终坚持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它必须符合香港的政治地位”。他随后对这个政治地位作出阐释，即香港是中国领土、香港特别行政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权，直辖于北京中央政府。
“他们（反对派）想要的普选制度，就是要超出《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能够选出一个可以代表他们立场、可以不对中央政府负责的行政长官，从而为他们夺取香港的最高管治权铺平道路，”他还这样表示。“有这种想法的人，是打错了算盘。”
香港特区政府前政务司司长、前立法会议员陈方安生一直是泛民“真普选”的坚定推动者，主权移交前开始便与北京政府打交道的她认为，北京一向清楚《基本法》中对香港人的普选承诺意味着什么。
“就是真正的一人一票，”她告诉BBC中文。“而不是北京先提前筛选，再由他们告诉香港人，你们可以根据过滤后的名单投票。”
但并非所有香港人都对“一人一票”有共识。建制派政党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曾两度参选特首，她表示自己心目中的“双普选”需要“根据宪法来谈”。
“哪怕是在民主国家，一人一票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不要做梦了，”她说。
在一些关注中港关系的人士眼中，北京与香港民主派在“双普选”问题上的意见差异来自双方对“一国两制”的不同理解。“中央及建制派对泛民缺乏信任，担心特区政权落在他们手上“一国两制”会走样，香港变成颠覆基地，”中国全国政协香港区委员、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说。
而民主派对这个问题有不一样的理解。“香港现在只有很少人要求独立，之前更是没有，”香港民主党创党成员、前立法会泛民议员李柱铭告诉BBC中文。“如果中央政府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办事，给我们普选权，同时中央政府不干预香港内政，我相信现在的香港会是另外一个世界，所有人都会支持中央政府，”他说。
命运多舛的“双普选”
普选可能出现的最早时间点为2007年，因为于1997年7月1日生效的《基本法》中指出，2007年后特首的产生方法如需修改，需要立法会三分之二通过、特首同意，以及人大常委会批准，而立法会产生方法的修改则简单一些，立法会三分之二通过、特首同意后，报人大常委会备案。
“如需修改”这四个字给了很多人想象的空间。香港时事评论员梁启智撰文表示，根据这一规定，特区成立之初香港普遍认为，2007年的行政长官选举与2008年的立法会选举是“香港最早可以实现‘双普选’的时机”。
但2004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释法，将特首与立法会产生方法的修改程序增加到五步，需先由特首提出报告，经人大常委会确定后，再由特区政府提出相应修改提案。中国人大还称，2007年特首选举与2008年立法会选举不实行普选。
梁启智认为，这一安排给了中国政府“限制香港民主化时程与空间”的主动权，香港政治改革机制已经与很多人原来的设想相距甚远。
07、08”双普选“期望落空后，建制派政党民建联于2005年又提出2012年双普选计划，但这一时间表也被北京拒绝。这次北京给出了一个新的时间表：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实行普选，之后的立法会选举也实行普选。
而在时间表确定之后的2014年8月31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香港政改报告，公布简称“831决定”的决议。其中对负责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提名委员会的组成、限定特首候选人人数等列出明确规定，让不少香港人认为真正普选已成泡影，触发了香港更大的政治危机。
“831决定”成为当年9月香港“占领行动”（也称“雨伞运动”）的导火索。2015年，在超过1/3立法会议员反对的情况下，“831”决定没有在香港立法会得到通过。
根据路透社披露的一段据称为林郑闭门会议的录音，林郑月娥在8月底对一些商界人士表示，现在香港问题已经上升成为国家主权与安全问题，而她作为一个必须服务“中央人民政府与香港人民这两个主人”的特首，政治操作空间极其有限。
林郑月娥对私人聚会录音被公开表示失望，香港政府则否认林郑月娥及政府在此次录音外泄事件中“发挥过任何作用”。
中国政府港澳办发言人近期就”双普选“的讲话可以看出，三个月的示威浪潮之后，北京对香港政治改革的空间没有丝毫让步，最近习近平在讲话中把香港问题列为共产党“斗争”的工作之一，再次彰显中央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强硬立场。
“这次政治风波后中央震惊于不少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对中央的深深的敌意，因此更不放心开放政治制度，”刘兆佳说。
上世纪80年代，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曾指出，香港回归后中国处理香港事物时应遵循“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他还说过，“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要有这个自信心。”
这种承诺曾经给民主派带来希望。“1997年我在海外频繁推广《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时候，我当时真心相信，北京会遵守对香港人作出的承诺，”陈方安生说。
许多政治观察人士同样对未来香港的民主前景不乐观。
“此次政治风波令中央对反对势力不再有幻想，并视之为敌对势力。在不少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敌视新中国和中共，甚至提出各种分离主义主张时，中央对开放政制的态度会更趋保守，”刘兆佳书面回应BBC中文问题时表示，预计未来北京与泛民及其支持者之间难以相互信任。
许田波称，同时中央政府近年在民主与人权事务的纪录，也让人对香港的未来感到担忧。 “从胡锦涛与温家宝时期到习近平上台前，北京方面的镇压已经越来越严重，习近平上台后北京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控制更是加紧。”
“这不仅仅是对香港，你可以看看中国大陆的维权律师，拆除西藏寺庙，还有新疆再教育营，这是习近平领导下中共倾尽全力统治社会，香港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想的其中一角，”陈方安生说。
但她依然对“双普选”抱有信心。
“目前为止北京指定了四名行政长官，每一个人都名声扫地”，她指出。“那为什么不试着相信香港人一次呢？”
“北京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香港人的情绪，”她说。“最好的方法就是与可以告诉你真相的人交流，而不是去找只会说你想听的话的人。”
via 五大诉求之“双普选”：香港与北京难以弥合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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