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正见网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四部分 亚洲的共产主义：在再教育与大屠杀之间（65）
21 中国：进入黑夜的漫长征程
1949年3月，毛泽东严令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共产中国的镇压只是苏联老大哥做法的翻版吗？毕竟，斯大林的肖像在北京仍随处可见，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在某些方面，答案是否定的。在中国，党自身内部的残忍清洗非常罕见，且秘密警察相对谨慎，尽管其领导人康生和出身延安的老牌共产党人从40年代至1975年康生死亡，持续在幕后产生影响。但在其它方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即使排除内战因素，中共政权也必须因庞大的死亡人数而被追责。尽管估计的数据颇具推测性，但很明显，共产党的行为直接导致600万至1,000万人死亡，包括数十万名藏人。此外，数千万名“反革命分子”在监狱系统内度过了他们人生的漫长岁月。可能有2,000万人在那里丧生。这个总数应当加上恶名昭彰的大跃进期间令人震惊的死亡数字——估计1959至1961年在2,000万到4,300万人之间。他们都是一场饥荒的死难者。导致这场饥荒的原因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误导性计划，以及他可耻地顽固拒绝承认其错误、不允许采取措施纠正灾难性影响。如果看一看西藏种族灭绝的规模，答案再次是肯定的。“世界屋脊”约10%到20%的居民死于中共的占领。1989年6月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可能有1,000人死亡，与相对近期中国发生的事件之规模相比，完全无足轻重。看到这一点，邓小平仍感到惊讶，明显有一种负罪感。很难说这些大屠杀是一场极端血腥的内战的悲惨后果，因为那场战争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具有暴力性，且到1950年，该政权已是根深蒂固。也不能说这是一段普遍血腥的历史之延续。在日本占领时期，饥荒或其它灾难并未随之而来，如果将其略过，就不得不回到1850至1875年才能找到类似可比规模的屠杀。尽管当时中国发生的事件颇具戏剧性，但当时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毛泽东暴行的普遍性或系统性，以及精心策划的性质。
谨以本章献给让．帕斯夸里尼（Jean Pasqualini，译者注：中文名为包若望，中共劳改营囚犯）（1997年10月9日逝世）。他向世界揭露了中国集中营的恐怖。
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分析倍加重要。自1949年以来，北京政权已经统治了全球近三分之二生活在红旗下的人。当苏联最终于1991年解体、东欧抛弃共产主义之时，这个数字上升至十分之九。因此，很明显，现时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决定着所谓“真正社会主义”的未来。北京几乎一直是马列主义的“第二罗马”。自1960年中苏交恶后，这一点开始公开化。但实际上自长征以后，1935至1947年，延安自由区诞生就已开始。韩国、日本甚至越南的共产党人都愿意撤退到中国，以巩固自己的实力。尽管金日成（Kim Il sung）政权的建立早于中共的胜利，并将自己的存在归功于苏联的占领，但亦将朝鲜战争中其得以幸存下来归功于100多万中国武装“志愿军”的介入。朝鲜的镇压是相当严格地基于斯大林模式。自延安后，毛主义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代名词。平壤的统治者所遵循的，不是毛主义的党的路线，而是毛主义的群众路线，即以极大努力来划分和动员全部人口。其合乎逻辑的结果，是坚持以永久教育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金对毛的话解释称：“群众路线就是积极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教育和再教育他们好让他们共同支持党的事业、依靠他们的力量并动员他们进行革命任务。”
更为明显的，是中共对1949年以后建立的亚洲共产党政权的影响。去过北京的越南领导人黄文欢（Hoang Van Hoan）的回忆录披露：从1950年到1954年日内瓦协议，许多中国顾问为越南独立同盟会培训军队和行政人员；从1965年到1970年，来自北京的约3万名士兵帮助北越军队打击南方。奠边府市（Dien Bien Phu）的胜利者武元甲（Vo Nguyen Giap）将军，间接承认了中共在1964年的贡献：“1950年以后，继中共取得胜利之后，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人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那里，汲取了一些宝贵的教训。我们根据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进行了自我教育。这是让我们的军队得以成熟，并促使我们接连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当时被称为工人党的越南共产党，在1951年的法规中提到：“适应于越南革命的现实，工人党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以及毛泽东思想是其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及指出其所有活动方向的指针。”“群众路线”和再教育思想被置于越南政治体系的中心。延安发明的“整风”被译成越南语的chinh huan，成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期凶残清洗的理由。1975年至1979年，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也得到了北京的大力支持，并试图实现毛泽东本人都未能实现的目标，尤其是接受了大跃进的思想。所有这些政权，如毛泽东政权，都因其靠军事起家而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的永久性军事化。但朝鲜不太如此，尽管金经常吹嘘自己作为抗日游击战士的所谓英勇行为。在没有前线的中国，这种情况发生得最少。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体制中由秘密警察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在中国总是由军队来扮演，而军队有时会自行采取镇压措施。
via 《共产主义黑皮书》：马列主义的“第二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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