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BBC 作者: 斯影 
8月18日，为五大诉求170万港人风雨中上街（路透社）
6月香港爆发的反《逃犯条例》修订抗议运动对一些在香港生活的大陆人来说是一场政治启蒙，令他们开始思考“我是谁”的身份认同问题。
这场被广泛认为是无领导的抗议运动已经持续数月，扩大到了更广泛的民主诉求。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香港本土主义运动，主张政治自治、捍卫本土文化。继而出现针对大陆移民群体的敌意，甚至歧视。社会动荡赋予了他们“夹缝人”的状态。
客观上带有的“中国人”的身份与主观上渴望成为“香港人”的情感发生激烈碰撞，令他们面临身份认同的危机。
有人坦然接受自己的“夹缝人”身份，并利用模糊身份的便利开启陆港两地之间的对话；有人在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徘徊，仍在思考以何种身份自处；还有人自始至终都认定自己是局外人，然而因出生地在大陆令她背上近乎“原罪”的枷锁。
从政治启蒙到夹缝中对话
政治启蒙
90后的陈茵在大陆出生、长大，五年前来到香港攻读硕士学位。6月12日是她第一次参加大规模社会运动。回想起来，朋友的一句话成了她的启蒙，令她开始思考自己的身份认同。
6月12日，香港多个团体发起罢工、罢课、罢市行动。市民一大早聚集在立法会附近，阻止恢复《逃犯条例》修订案二读辩论。本着体验社会运动的好奇心和人文学科实地考察的执着，陈茵也加入进来。
上午离开学校，搭地铁由北向南穿越大半个香港，在湾仔下车。 走到金钟，她从行人天桥上向下望去，原本车水马龙的夏悫道挤满了人，大部分人穿黑衣，带口罩，黑压压的人群如蚂蚁般来来往往。
从身高和装扮来看，大部分是年轻人：身体突显肌肉线条，留着张扬的发型，或在手臂或小腿上刺着炫酷的纹身。但也有穿白色校裙的女中学生，瘦小的身躯搬起整箱矿泉水。人声、嘈杂声混合在一起，仿佛一个大蜂巢。有人边跑边喊“行开啦，行开啦”，蚂蚁般的人群裂开一道缝，几个拎着铁马的人迅速跑过。
陈茵摸索着走近他们，想知道口罩下到底藏着怎样的神情，他们的语言、动作、行为表示怎样的动机……这时，与她同行的香港朋友告诉她：“如果决定要下去，你就要做好被拉（抓捕）的准备。”
这句话提醒了她，从天桥上走下去，她就从一名观察者，变成了参与者。
她意识到，原来自己是有选择的。但也正是被赋予了新的选择权，令她开始感到不安。
“以前在大陆，没有人给你参与政治的权利，也没有人叫你承担责任。在这里，因为你要履行自己的政治权利，于是就背负上了责任”，她说。
她迟疑了一下，还是走了下去。
成为“手足”
走下天桥，她越过分割马路的石阶。天桥另一边，示威者筑起人链，往前线传递长伞、剪钳等物资。大家一般默认她是本地人，她也偶尔用略带口音的广东话跟身边的人聊几句，大多数时候可以“蒙混过关”。不经意地，陈茵也被拉进人链。
“那时候他们不会想你是大陆人，基本假设你就是香港人。你出现在这个地方，你就是‘手足’。那我就去尝试一下，被当成‘手足’是什么感觉”。示威者在这场运动中彼此以‘手足’相称，表示如兄弟般亲密。
口号声此起彼伏，一件件物资从身边人手中传递出去。那几分钟里，陈茵成了一名抗争者，身份的模糊性起了很大作用，大家为着同一个目标而抗争。不过，隐藏身份的感觉却五味杂陈。
“一边觉得很有趣，好像捉迷藏，大家都不知道我是谁。另一方面又觉得悲哀，我没有办法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表达我的身份。他们也不知道，原来大陆人也有支持这场运动的，不是所有人都是‘小粉红’。”‘小粉红’起源于网络，泛指倾向民族主义的大陆青年。
不过，在抗议人群里和生活中，她不会主动澄清自己是大陆人，来帮香港人争取权益。在她看来，这样做有点马首是瞻、表白忠心，自认清高的她做不出来。她坚持在社交媒体上使用简体字，故意与被称“残体字”的敌意对着干。
在夹缝中对话
抗议运动以来，大陆防火墙内的社交媒体微信和香港人常用的“脸书”如同两个战场，所有人都有被迫选边站队的压力。支持示威者还是警察？支持香港人还是北京？大家通过转载或发表自己立场的帖子，仿佛立下投名状，从此非黑即白。
身处政治意见的夹缝中，陈茵反而生出了对话的渴望。她在微信里与大陆人争辩，在脸书中与香港本土派辩论。
见到有人说“香港人是被煽动起来上街的”，她便用亲眼所见的例子反驳：推着婴儿车的父母、坐着轮椅的残疾人。“香港人有自己的主体性，不是因为别人给了钱，或者被煽动而上街游行。”
不过，她的辩论对象也是有选择的。“如果从‘把你当成蝗虫’和‘把你当成人’之间分成1到10分，我可能选择与7、8分的人对话”，她说着，手掌竖起来，从左到右在空中拉了一条线，仿佛呈现一条政治光谱。
在7月和9月两次“光复屯门公园”游行中，抗议原本针对公园内广场舞产生的噪音，却有示威者把来自大陆的跳舞的中年大妈称为“家禽”，指责她们在公园里勾引香港的老年男性，作出不雅行为。
陈茵认为，示威者用对方大陆人的身份发难，却不承认歧视，这让她愤怒：“好像在说，香港人就是高贵的，大陆人就是来做鸡做鸭的”。见到类似言论，她总是按耐不住要和对方争辩几句。
她在一则帖子中总结道：“那些自诩民主自由的人们也有自己民粹右翼的小角落，亟待反思。”
她有时也会以幽默的态度回应对方的严肃和傲慢。“对对对，你们很高级，那你就更宽容一点，不要跟我们这些大陆人一般见识”，说到这，她狡黠地笑起来。对她来说，幽默是当身份被暴露，还没来得及、或没有办法缓解对方心里的刻板印象时，避免剑拔弩张、针锋相对的良药。
不过，陈茵说，在防火墙内的微信上与人对话，犹如打一场“持久战”，必须付出决心与耐心。当大陆的爱国主义教育一浪高过一浪，当“文化大革命”、“八九”学运的记忆被掩盖，当假新闻以前所未有的凶猛势态渗入资讯，甚至连中共党媒都会堂而皇之造假时，生存在这种环境的人没法对香港发生的事持正面评价，她说。
“Be water（像水一样）”，陈茵用了一句抗争口号来形容自己如何应对处在夹缝中的心理状态。这种模糊身份也让她明白，“越感到香港公民社会的美丽和可贵，越觉得这种美丽可能是建立在对大陆丑陋的想象之上。”
陈茵说，是时代的洪流将她卷进其中，令她不得已在陆港之间搭建桥梁。即使个人的力量很渺小，她也想尽力说出真相。
只不过，她偶尔羡慕香港人“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活状态，能与家人、朋友一起实现理想。而她最亲的人在大陆，地理距离及社会环境或许在令彼此渐行渐远。
十一月毕业典礼将至，她问父母是否过来参加。母亲回应：“现在过去安不安全？我们考虑下”。陈茵的脑海里浮现出香港本地同学扶老携幼、捧花束擎气球在校园里拍照的场景。一向乐观的她突然觉得很难过。
从“想成为香港人”到“其他身份自处”
“我想成为香港人”
并不是所有大陆生都能像陈茵一样坦然面对“夹缝人”的身份。对于19岁的阿依来说，6、7月里，她经常陷入纠结和崩溃，“不知道自己是谁。”
来港读书前，阿依曾到香港大学参观。她见到立在校园内的“国殇之柱”，第一次知道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开启了对这个城市的好奇。回去后，她不断在网上“翻墙”，了解到香港有很多大陆没有的东西，包括学术自由和新闻自由。
“香港媒体有时让人难以接受，尖锐、极端、偏颇，但什么声音都有。这种存在就是自由的体现”，阿依开始申请香港的大学。
来港两年里，她专门选修了广东话课程，苦练粤语。她也积极结交本地朋友，参加沙龙和讲座，努力尝试“融入”这里。
6月16日，多次举办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游行的香港泛民主派组织“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发起游行，追究警方被指四日前的滥权行为。阿依也抱着好奇的心态与同学一起加入。为了避免被人认出，她戴帽、戴口罩出行，与周围人讲广东话。
当天游行人士异常多，行进速度缓慢。晚上10点，夜色已深，队伍行至政府总部，再次停滞不前。这时，有人在天桥上开启灯光，挥动手机，高喊“香港人加油！”大片灯光亮起来，仿佛夜空中闪烁的繁星。困乏的双腿虽然不能前行，但大家的精神为之振奋。
天桥下的人群也随声应和，叫喊声在阿依周围振聋发聩。一瞬间，阿依觉得感情很复杂。“很激动，但又很难过，内心特别地撕裂。”
“那一刻我很想摘下口罩，很希望自己是个香港人。”
“不知道自己是谁”
在此之前，阿依也关心香港的社会运动，但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身份：一个中国人，大陆生。但那次游行让她开始彷徨，“不再那么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了”。但另一方面，她也觉得自己和本地人也相差甚远。
“我拿着中国的身份证、护照，却在精神上，很犹豫、很徘徊。但如果我是香港人，我又没有香港人的集体记忆，共同生活的经验”。她皱着眉头，说话柔声细语，带着焦虑的神情。
香港大学民意调查计划6月27日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市民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感是主权移交22年来新高，而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感是97年以来最低。
看到这些，阿依想，“我真的要跟他们做一样的人吗？否定我的过去吗？”
从小，长辈教她练习中国书法，习得古代诗词歌赋，这些她打心眼里喜欢。她的很多挚友在国内，虽然和她一样，都被灌输“祖国高于一切”的理念，但他们善良、有趣，她想念他们。这些都是她的一部分，没法割离。
在“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徘徊
6月以来，除了参与过一次游行，阿依还在物资站送过水和食物，做过文宣义工，帮忙译成英文向国际推广。
阿依认为，今年刚从大陆来的新生是受到此次抗议运动冲击最严重的人。在迎新营中，她本来很热切地希望为新生提供了解运动的信息渠道，也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想法。但组织者要求她尽量回避政治。双方产生争执，阿依后来放弃，转为消极地提供信息，“只在新生来问时做一点分享”。
没过多久，阿依发现，身边的新生在没有接受全面信息的情况下，开始批评示威者，同大陆媒体一样叫嚣他们是“废青”。
她还听大陆同学说过，“你们这样说是你们的自由，我举报你们也是我的自由”。
另一方面，她看到示威者与警方不断发生冲突，双方都做出牺牲，之后再起冲突，陷入无休止的恶循环。抗议运动逐渐走向“揽炒”（意思是不介意以经济下行等方式换取政治诉求的实现），部分抗争者出现与城市玉石俱焚的心态。
阿依尝试跟本地同学沟通，提出自己的建议。但对方回应，“你是outsider（局外人），他们（示威者）都付出这么多了，你还忍心批评吗？”
曾经强烈地想成为香港人的阿依内心受到伤害，决定不再以“局内人”的身份参与运动。“我慢慢意识到，我可以用其他身份自处。但这个身份是什么，究竟是multinational（跨国家的）还是世界公民，可能还要慢慢探索。”
摆脱“原罪”，走向“跨国家”身份
“我是国际生，不是大陆生”
6月16日，与阿依同行的同学王牧之并没有被现场气氛感染，冷静旁观着身边同伴的激动心情。“对他们来说，那是一件很有凝聚力的事。但对我来说，虽然参与他们的活动，认可他们的价值，但我不属于任何一个群体”，王牧之说。她出生在大陆，在国际学校读初中，到美国读高中，现就读于香港一所大学。
来港前，她就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除了公民身份、流利的普通话和饮食习惯，她觉得自己和中国没有任何联系。自己的社交媒体微博和QQ空间因审查制度而“炸号”，曾经热爱的歌手因参与社会运动遭到封杀，或者毫无由头被禁，歌曲全部下架。除了“荒诞”，王牧之想不出第二个词来形容。
但只因出生在大陆，刻板印象将她与“审查”、“洗脑”、“奴役”等状态联系起来，似乎令她背负上一种“原罪”。入学后，王牧之不断跟同学辩解，自己是“国际生”，不是“大陆生”。
“我经历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教育体系和申请流程。我也自认为我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和大陆生有差别”，王牧之说。
访问当天，她穿了一件黑色T恤，脚下踢着人字拖。拖鞋上的图案已褪色，有点发白，隐约可见白点蓝底和红白相间的图案，似美国国旗。她有点懒散地走在校园里，用普通话与相熟的人打招呼。
多重身份中，香港占30%
王牧之认为，她的身份是由不同地方的生活经历和价值观拼接而成。她用了一个词来形容：“multinational（跨国家的）”。如果画一张大饼，那么10%属于出生地，50%属于儿时成长的地方，10%属于美国，30%属于香港。
王牧之在美国学习、生活过几年，美国影响了她的价值观塑造，但她并不认同自己是美国人，因此只有10%的成分。而对于30%属于香港的部分，她解释，“不是生活的时间长才占比大，而是浓度大，互动多。”
她觉得，在中国，人们对自由的理解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民主就是人民代表大会；而在美国，人们把自由和民主当做理所当然——这两种情况都不会让大家对自由、民主有很深入的思考。但在香港，争取民主的社会运动令人们通过实践认识到自由、民主的重要性。“有点实践出真知的感觉”，她说。
“过去四个月在构建香港这个概念，我参与它的变化，与它互动，而不是作为异乡人存在。”
她参与“反送中”游行，不希望香港的自由被蚕食。她还为香港的年轻人作了一首歌，歌词写道：“在这里，有过笑有过泪都有梦。若以后，不再提不再问亦别怕。”
王牧之说，“无论如何，以一个在内地生活过的人来香港，都有一种‘这是唯一一片相对自由的土地’的感觉，希望就算是温水煮青蛙，煮到2047年，也不要2019年就突然开始油炸了。”
“被建构的”社会
在王牧之看来，很多东西都是“被建构起来”的，包括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更像是中原文化，以中原视角为中心。那香港文化算不算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如果以中原为视角，那就不算。如果是以大中华区域为视角，那就算。”
对于所谓香港价值，她也认为是“被建构”的结果。“比如从著名电视剧《狮子山下》和其同名主题曲里的‘拼搏精神’，到“反送中”抗议中最具标志性的粤语歌曲《愿荣光归香港》里的‘追求自由民主’，都是香港价值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体现。”这两首流行歌曲分别创作于七十年代和最近的抗议运动中，普遍令香港人产生共鸣。
抗议运动逐渐发展，社会撕裂产生的剧烈冲击令大家被期许立下立场的投名状。王牧之也发现，持相同立场的人们转发的帖子高度雷同，他们也只在立场相近的帖子下点赞。她对此感到厌恶。6、7月里还奋力向不了解香港的朋友解释事实，8月以来，她放弃了表达，只是默默观察。
10月1日，中共建政70周年当天，大陆载歌载舞欢度“国庆”，一河之隔的香港却在多区发生激烈的警民冲突。在荃湾，警方在发出警告后开枪，一位18岁青年中实弹受伤。
在王牧之的微信同学群里，有人骂道，“活该！”隐匿多时的她瞬间觉得恐惧感袭满全身。“那种感觉是，有一个人要被杀死了，而站在旁边的人喊，杀死他。”
她愤而退群，从此关上了社交媒体的喧闹，一头扎进了学术的海洋。
（应受访者要求，人名均为化名）
via 香港示威：陆港“夹缝人”在政治漩涡里寻找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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