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中原：赵乐际自身难保王沪宁乘机夺权

2019年10月20日星期日

郑中原：赵乐际自身难保王沪宁乘机夺权

赵乐际（左）和王沪宁（图片来源：合成）

一直不看好中共十九大后替代王岐山反腐的赵乐际，一方面是因为习近平的反腐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共统治自身难以为继。近日一则亲中港媒消息，直爆赵乐际自身的危机，释放的内斗信号，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

赵乐际猛料突爆与周强“同病相怜”

10月18日，《明报》引述京城消息人士爆称，被习近平认为破坏龙脉的秦岭违建别墅事件，背后内幕，涉及曾经主政陕西五年的现任中纪委书记赵乐际，习六次批示而下边不动，据说就是因为当地官员十分为难，因他们知道大部分别墅是在赵乐际执掌陕西期间修建；他们夹在习与赵两人中间，只能选择不作为。于是一时出现“秦官难当”的尴尬局面，直至习近平真的震怒。

消息并指习近平因此放风政治局中再无所谓“习×体制”之说，借十九大后不存在“习王体制”，来否定“习赵体制”，借此来敲打、警告赵乐际。

同时，该消息还说，去年12月底，中共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藉陕西“千亿矿权案”，披露了包括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批示的“秘密文件”，当中矛头并非仅指向周强；被打格的部分内容，正是赵乐际担任陕西省委书记期间对“千亿矿权案”的批示。

周强今年初一度因为千亿矿权案出现危机，但是经由中共政法委牵头，中纪委、最高检和公安部参与的联合调查之后得以“咸鱼翻身”。个中原因，此前外界都没想到还有赵乐际的因素，很显然，抛出一个周强尚可，如果同时抛出掌反腐的在职国级官员赵乐际，中南海可能随即陷入执政危机，故此周强没出事，必定是当权者出于暂保赵乐际以保党的决策。

赵乐际两年反腐平淡无奇王沪宁因素浮现

说回到赵乐际，他以前本来管着中组部，只不过是管着官员花名册，按照习的意图选人用人的办事官员，并无个人威信，他前年从强势反腐的王岐山手中接棒，以其资历和实力，从一开始就不获看好。

我们看到赵乐际一上来，官方就定位反腐“刀口向下”，只是打了几个王岐山交下的省部级“老虎”，其实很多还是主动投案的，如秦光荣、刘士余，所谓主动投案，一般都是因为在官场还有关系人说情，充当中间说服角色，当事人先主动投案，当局再网开一面。另外赵乐际最花力气的却是在陕西捉拿自己当年的旧部，这在官场人士来看都是极其难堪的事。在过去近两年的官媒公开报导中，赵乐际也没有被给出一个很权威的报导位置，甚至可以说是异常沉默。

留意到近两年当局通报落马的官员中，特别是最近，很多都被强调所谓政治不担当、违背中共初心、对党不忠诚等意识形态罪名，甚至阅读境外书刊也被列为大罪。王岐山时期反腐在官员违纪方面主要是通报所谓违反政治规矩、政治纪律，搞团伙帮派，也就是防范对当局搞政变的危险。现在这种将意识形态整肃混入反腐的明显动向，说明了什么呢？

笔者认为，这意味着现在掌管意识形态的常委王沪宁，已经借着习近平希望保党整风之势，乘机扩权到反腐领域，弱势的赵乐际，有被架空之嫌。

中南海权力恐怖新格局反腐文宣反常倒置

笔者曾在《中南海权力恐怖新格局》一文中指出，在中共十九大换届更新的七常委，在不足两年里，权力格局已然发生了极大变化，但相对上一届，更显畸形，甚至恐怖。笔者重新列了一个当下的新七常委权势排名：习近平、王沪宁、李克强、栗战书、汪洋、韩正、赵乐际。其中赵乐际本来应是第六位却已降至末位。而上届的王岐山本是第六位实际上成为二号人物。

相反，现任七常委中，势力增长最快但又最反常的是江泽民和曾庆红早年起用和布局进入高层的王沪宁。为三代党魁捣弄出“三代表”、“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梦”理论的王沪宁，已是习的国师监军，可能是中南海真正操盘者。

王沪宁分管的工作既多又广，主要分管党建、意识形态和宣传，但又似乎无所不管。王沪宁其中一个极具实权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定性是中共的日常实务部门，统揽的成员包括中办主任、国家监察委主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中组部长、中宣部长、中央统战部长。

今年5月起，中共推行源自原教旨魔鬼马克思主义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央领导小组的组长也是王沪宁。这是一次类似1942年毛泽东所搞的整风运动，习近平5月31日在这个运动启动的讲话中也重提毛泽东“延安整风”，意味着又一轮中共惨烈内斗将拉开帷幕，而这场内斗正是透过反腐之名进行。

在这一背景下，由于身为中纪委书记的赵乐际有陕西“小辫子”被人抓着，本来掌管官员生杀大权的他已成摆设，但习近平很可能不会让他马上下台，在反腐实务方面，最大可能赵乐际被国监委主任杨晓渡架空，杨晓渡曾与习近平在上海有过短暂交集。但是杨晓渡在中央书记处序列中，也是被王沪宁统管着，故此王沪宁实质上可以操控反腐。

中共政权高危失控对腐败已无心恋战

中共反腐的这种不寻常变局，是与其近年政权危机相呼应的。

最近大家都在讲中共的内忧外患，“逢九必乱”和“七十大限”之说四起。这些说法是有实际对应的，最明显的就是中美贸易战和香港民众抗争事件引发的经济下行、国内民变和党内政变等政权内患。

最新的证据是中共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6%，这是近30年来的最低增速。而这一官方数字仍受到一些中国经济学者的深度质疑，认为是高估了。

中国经济下行已带来物价飞涨，民生、社会问题重重，国内民怨在高压严控下如火山待爆，香港人要求实现高度自治的示威信息，透过严密封锁，对大陆也有深远影响，中共频发声要防范“颜色革命”。在这之际，中共却对内大搞所谓“不忘初心”整风，甚至最近还拟立法禁全体公职人员“反党”，显示当局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恐慌大于一切。

早在今年7月1日中共自定的所谓“建党日”前几天，习近平曾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警告称：“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亡党警告”，2019年就是中共亡党风险年。

就反腐本身而言，现时当局拿下贪官的份量已经很难再像以往那样引发轰动，因为十九大上的政治妥协，习近平拿下江泽民和曾庆红等“老老虎”之类的传闻基本消失。而中共的反腐从意识形态入手，要求下边事事与中共党中央一致，更着重其整党保党的功能而非单纯的反腐，则说明当局的反腐性质上已经发生变异。但是这一套也使习近平正遭受党内的严重抵制。中共党内分裂，包括红二代群体的分裂获得更多证实，中共自身的危机前所未有。

故此，现当局在反腐这方面已无心作战，并且无暇顾及，口头上说保持高压态势，不时打几个无关时局的“虎”敷衍了事，事实上唯有让官场一烂了之。

赵乐际被爆料还有更深内幕

当然，反腐没有看点，权斗仍在加剧。比如，在本月将开的权斗传闻四起的中共四中全会之前，赵乐际曾受习近平警告的消息突然传出，是否来自习近平的意思？还是王沪宁的意思？笔者认为，很可能与中共十九大那次派系妥协的基础大动摇有关。有关内情，下回再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