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闻禁网新闻: 中共四中全会《决定》透露什么信息

一年多的推迟后，在坊间盛传的“逢九必乱”之年，中共开了4天的四中全会闭门密会，日前公布了四中全会《决定》全文。在洋洋洒洒1.8万字的套话、大话、空话、假话背后，外界普遍关注的是其透露出的不祥信息。

中共四中全会是闭门会议，图为一名武警在京西宾馆大门外站岗。

11月5日，中共官媒新华社受权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本文简称《决定》）；该决定由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10月31日通过。同时，习近平所作的相关《说明》也一并公布。

中共无法靠坚持“党的领导”来应对未来的风险挑战

该《决定》共十五项内容，强调必须坚持中共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从这个决定稿和当日习近平的说明稿中可见，中共发布的这些内容，主要是在应对未来的风险挑战。

李林一说，习近平自己也承认，当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任务之繁重前所未有，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这些风险挑战，有的来自国内，有的来自国际，有的来自经济社会领域，有的来自自然界。对应的，就是美中贸易战、香港问题和经济下行。

李林一表示，习现在采用的应对方式，仍然是坚持“党的领导”。随着中共越来越接近垮台，中央集权会越来越盛行，这也是必然的规律。中共自以为这样就可以统一全党，避过大劫，但实际是逃脱不了最终垮台的天律。

时事评论人士张杰在自媒体上表示，刚公布的四中全会《决定》透露出不祥信息，“中国之治”开启血色之旅。

《决定》明示中共控制极端化公安姓“党”

“美国之音”刊文表示，该《决定》是“习近平当局再度对中国公众宣示中共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绝对控制”。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决定》在“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部分提出，要“提高社会治安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

分析认为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意味着中共将进一步加强中共维护政治和社会控制的能力。

香港畅销专栏作家陶杰告诉“美国之音”，“我猜想他准备把区域链（blockchain）、AI人工智能……大数据……其它很多高科技用于控制13亿人的私隐，或行动、言论等动向，把所谓的一党专政提到一个新科技的台阶。”

事实上，中共已经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视频监控网络，1.76亿个摄像头遍布各地。国际数据公司（IDC）今年初预测，到2022年中国安装的视频监视摄像头将高达27.6亿部，平均每个中国人被两个摄像头监控。

中共还计划在2020年建成社会信用体系。这一国家主导的记录公民信用评分的做法已经被批评人士比作“现实版《1984》”。

值得注意的是，1月1日～2日，中共公安部长赵克志首次在会议上强调“公安姓党”。时事评论人士程晓容认为，中共向公安系统训话，透露了它的严重危机感，预示着更严厉的管控和打压。

《决定》暗示中共将更加严控香港

中共四中全会《会议公报》曾提出，“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而《决定》在此之外，还明确提出：“健全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制度。”其中包括：“完善中央对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任免制度和机制，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制度”，“健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对中央政府负责的制度”等。

《明报》时事评论人士孙嘉业撰文指出，“健全特首对中央负责制度”提法罕见。特首向中央政府负责是基本法43条规定的，但也就是一句话；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制权却是《基本法》中没有的，是2014年《白皮书》才明确提出的概念。

近年来，中共一方曾有声音出来，声称香港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可操作性较弱，需进一步法制化和规范化；并建议围绕中央对特区法律的备案审查权、对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实质任免权、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和修改权、对特区政制发展的决定权、对行政长官的指令权以及接受行政长官述职和报告权等，以实现中央全面管治权行使的法制化、规范化。

孙嘉业认为，从《决定》看，上述建议似已成为中央思路，而与所谓建立健全特区国安立法与执行机制相比，全面管治权的影响恐怕更为深远。

众所周知，因“送中条例”修订引发的香港民众民主抗争运动，已持续了5个月。青天白日之下，众目睽睽之中，中共祸乱香港，已是千夫所指。

11月4日，香港民众民主抗争运动爆发后，习近平首次在上海会见了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对她的“高度信任”；而香港11月前4天就拘捕了325人，年龄介于14至54岁。

11月6日，林郑月娥又首次在北京与中共副总理韩正公开会面。主管港澳事务的韩正力挺林郑和港警“往前进”，言论比习近平还狠。外界猜测，韩正或借此机会向林郑下达四中全会的所有指令，利用她为当局干完所有脏活。

从《决定》相关表述和中共最高层的言行来看，香港前景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