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闻禁网新闻: 专栏 | 夜话中南海：说俞强声之父是被毛泽东恐吓至死确有依据

黄敬（中）1956年率团赴苏联考察归国时摄。（Public Domain）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俞强声和俞正声兄弟的生父黄敬活活被毛泽东吓死》中介绍了美国之音数年前发表的相关报道文章力证了四十四年前“弃暗投明”的中共前国家安全部部长秘书俞强声不但没有被中共特工暗杀，而且还在美国生活得十分安逸潇洒，虽说是隐姓埋名，但大摇大摆地出入赌场的行为证明他到美国之后并非如惊弓之鸟一样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

“从很多方面来看，他（代号“舵手”的俞强声）就是一个铤而走险的人。“按照曾经与叛逃美国之后的俞强声有过多次接触的美国FBI一位探员的说法：我认为对‘舵手’（即俞强声）这类人来说，他们做这样的事纯粹就是为了寻求刺激，为了冒险。有些人做这一行是为了复仇，还有各种各种的原因。但是还有人甚至会倒贴钱去让你找他当间谍，纯粹就是为了那种刺激。”

笔者二十多前年在《中共太子党》一书中所介绍的俞强声叛逃美国的原因之一是感觉自己“文革”三种人的政治表现被当局审查之后不会再获得重用，如此分析的主要依据是与“文革”初期时在北京市公安局一处，即政治保卫处任职的俞强声有过直接交往，更确切地说是“文革”初期受过俞强声迫害的两位当时的中共高干子弟的回忆。他们两个一个叫张朗朗，一个叫周七月，父母都是当年非常有名的中共党内的文化干部。其中张朗朗的母亲陈布文曾经担任过周恩来的秘书，父亲张仃是当年与江青等“进步青年”前后脚共赴延安知名画家，曾在当年圣上习近平之父习仲勋领导下任陕甘宁边区美术家协会主席。张郎郎本人生于延安中共中央医院，号称是在“马背摇篮”里长大。周七月则是原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与著名歌唱家王昆之子。

周七月在他回忆“文革”岁月的文章中介绍说：当年因为“反革命罪”被俞强声抓进监狱后，张郎郎告诉他，抓他的那个人就是俞强声，他认识。俞强声是黄敬的儿子。妈妈是范瑾。

一说是范瑾的儿子，周七月才对上号，却原来当时的批斗大会盛行，往往是已经是江青亲自点名“打倒”的范瑾被大会批判后，亲生儿子俞强声还会再领着他们家所在的著名的红霞公寓里的小孩们在院子里补斗一次……

周七月回忆说俞强声虽然文化革命中表现积极，但由于他父母的原因，他并没有得到重用，甚至没有能入党。文化革命结束后，他母亲是最早得到平反的干部之一。因此他又成了干部子弟，受到提拔和重用，还入了党。唉，无论世道如何，俞强声总是能找到好位置的。

周七月“文革”初期因为“反革命罪”曾受制于俞强声，当然，当时的俞强声也是奉命行事。周七月日后在回忆文章中有一个章节的题目就叫《俞强声终于选择叛逃之路》。文中说：　　到一九七八年五月，我正式得到法院平反的裁定书。经过反复的论证，所有我的罪行都被推翻了。俞强声们对我再没有威胁了。除非再来一次文化革命。以后听说俞强声被调到安全部，再以后，就是他叛逃的消息了。

俞强声（左）和金无怠（右）。（Public Domain）

巧得很，我后来遇到了一个很熟悉他的人。那人说，俞强声有一天请假，说是自己在平山老根据地的乳母病重，他要去看看。到期他没有回来，大家也不奇怪，因为那个部门的人本来彼此就不太过问别人的事。但几天后有一个重要的会要通知他参加，联繫不上本人，就找他妈妈范瑾。范瑾听说后立即对来人说“坏了”，因为那个乳母早就去世了。再查，俞强声已经通过香港到了美国。

周七月评论说：说起俞强声，我最感慨的是他的可怜。他要革命，要进步，已经到了大义灭亲斗自己母亲的地步；他不择手段要将我们这些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孩子打成反革命，叛国分子，毫不留情，哪怕他认识其中的人；他不会不明白天安门事件的参与者真正目的是什么，但他毅然选择了镇压一方，并立功；文化革命结束，当权者对他不薄，但他还是选择了背叛！

他从容不迫选择的，正是他当初用暴力强加给我们的罪行。多少家庭因此面临家破人亡！我几乎当他面被打死，后来又几乎被枪毙，前后坐了十年文革的毫无人道的大牢。

我相信，他迫害过的决不止我们一家。也许，正是这种迫害的历史，使他无法在国内坦然面对自己。他终于叛国。多么大的讽刺呀。

周七月认为：其实他俞强声成年后选择的都是背叛。除了极端自私，还能有别的解释吗？　　手上沾有无辜者的血，但不知道他现在生活得是否安心。

我们的上篇文章结尾一段也引述了“北美九头鸟”在他《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亲父（江青的前男友）黄敬：被毛泽东训斥而吓死》一文中总结当年的俞强声和俞正声之父黄敬的死因分析，说是黄敬之死，直接原因是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针对他黄敬的那次讲话。

俞强声和俞正声兄弟的生父黄敬。（Public Domain）

这里说的“南宁会议”，召开于1958年1月11日至22日，被中共政权最权威的人民日报的“党频道”定义为“发动‘大跃进’的1958年南宁会议”。“北美九头鸟”的文章则把它说成是“毛泽东讽周斥黄”的反右会议。当时的毛泽东与会南宁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怒批中央高层领导的“右倾行径”。二是正式推销他的“大跃进”计划。挟1957年“引蛇出洞”领导全国反右派运动取得伟大胜利之威势，又乘1957年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莫斯科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归来之得意，他一开会就对许多领导人点名批评，冷嘲热讽。

此次南宁会议，毛泽东再拿周恩来首先开刀，辛辣嘲讽他。毛先是不点名地挖苦： “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红了……如反冒进”。这里所谓管“实业”者，即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及主管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毛又公开指称周恩来这帮管实业者是“右派”，吓唬他们说：“你周恩来说了什么，你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都说了些什么，当我不知道？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著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做秘密报告……”

周恩来被迫当场检讨，这时，毛泽东才怒气稍消。

如果说当时的毛泽东迁怒于周恩来及其手下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理们的口气还称得上是所谓“同志式的批评”，用如今的习近平的话说就是“红红脸，出出汗”，但当时的毛泽东对另外一位与会者，时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的讲话态度，用“北美九头鸟”的话说：“简直就像法官对罪犯一样”。当时毛泽东在所有与会者面前手指黄敬怒斥道：“这不是俞启威吗？你是个老右倾分子。过去不成才，现在还是不成才。你要老实坦白你的问题！”

“北美九头鸟”评论说：请注意一个细节：毛泽东没有称黄敬的现名，而突然叫他的原名，显然是以故意“揭老底”来羞辱黄敬。再加上“老右倾”的指控，“过去不成才，现在还是不成才”的冷嘲，这样的谩骂居然出自正在主持会议的中共最高领袖，只能证明毛泽东对黄敬除了“公恨”，似乎还有什么不可公之于众的“私仇”。在这样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上，党的最高领导人如此公开恶毒的羞辱谩骂，假如落到与会任何人头上，都难免心情高度紧张的，唯一的挨骂者黄敬自然更不必说。据说，他当场就精神崩溃，散会后就精神失常。

在南宁会议上，当场骂得黄敬成了生不如死的疯子。在那一瞬间，毛泽东难道真的只是因为这个小小的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的“右倾错误”而当众失态，大动肝火吗？在蔑视性地直称“俞启威”时，毛泽东难道不会愤然记起20年前眼前这男人就已和他老婆睡过？正好，随手捡来一顶“老右倾”帽子，给你俞启威重重扣上，公仇私恨不就一起报了吗？

关于黄敬死于被毛泽东恐吓之后的精神崩溃，最有力的证据当属毛泽东当年的御医李志绥的回忆。据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记载：“江青的前夫，黄敬，当时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在会上遭到毛的激烈指责后，精神崩溃。”

李志绥详细回忆说：“南宁会议是在二十二日结束。当天上午，上海市长柯庆施找我，说黄敬这些天来，精神不正常。要我给黄查一查，是不是病了。我到了黄的房间，他睡在床上，但是并没有入睡。他语无伦次，精神恍惚。不断地说：‘饶命啊！饶命啊！’我立刻将这种情况告诉了杨尚昆。杨说，会议结束了，明天可以到广州，再住院治疗。后来在广州，柯庆施告诉我：黄敬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兼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等坐一架飞机去广州。途中黄敬突然跪在李富春同志面前，口头说：’饶了我吧‘。大家知道黄是疯了。到广州后，送入广州军区总医院。黄敬住院期间试图从医院窗口跳楼逃跑，跌断了腿。我自此后没有他的消息……”。

郭道晖发表物《炎黄春秋》2010年第四期上的《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一文中记录说，1958年初，黄敬因过度恐惧及辛劳患病，2月10日因肺动脉栓塞，逝于广州。

左为俞正声的哥哥俞强声，右为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图源：百度百科）

人在遭受强烈心理压力和神经刺激后，会突然罹患精神病，这是有医学根据的。黄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南宁会议上被毛泽东从政治上严厉批判（“老右倾分子”），被揭发个人历史（“过去.现在都不成才”），遭遇如此严重羞辱，他当时因极端自卑而极度恐惧而突然精神失常，不久便成疯子，这是完全可能的。

所以，“北美九头鸟”认为：由于中共“党文化”传统之一是趋炎附势，“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既然黄敬发疯的原因是毛泽东钦定的政治问题，所以，明哲保身的党内高干们，包括医护人员，绝对不会同情并真心护理他。所以他从得病到去世，仅仅不到一个月，若仅仅是患精神病，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内就去世的。

“北美九头鸟”的分析文章认为只有待中共政权自己“解密”之后，黄敬的真正死因才能真相大白。而笔者二十多年前在写作《中共太子党》一书中所接触到的前中共高干子弟中，即有人猜测黄敬的直接死因，可能是精神崩溃自杀。对于自杀而死，死后又未被在政治上公开否定的党内高干，中共政权一向都是隐瞒其真实死因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黄敬患病期间毛泽东曾传话给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劝他好好养病。

“北美九头鸟”的分析文章中认为“毛派人安慰刚被他斥骂过的‘老右倾’黄敬，这种说法实在不可信。试想，黄既已成疯子，毛怎么可能传送正常人才能理解的俗话？”

但也有分析认为，也许正是毛泽东的“安慰”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用假惺惺的“安慰”达到令被整肃者心理上产生更深重恐惧感，令其精神彻底崩溃的做法，毛泽东驾轻就熟。而黄敬的五个后代中年龄最长，当然也是最早能够理解自己父亲临终之前那段时间里的巨大精神痛苦的俞强声从那以后便把对毛泽东的深仇大恨埋在心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分析。更多的关于黄敬之死的介绍和分析内容，留待下篇文章继续。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