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BBC 作者: 孟尝君 
从九省通衢到病毒围城，武汉只用了三十天。
湖北鄂州市中心医院的护士迪迪清楚记得，在20日钟南山院士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能人传人”之后，“形势比较严峻了起来”。她所在的肿瘤科当天接到通知，把整层楼腾出来，准备跟楼上的呼吸内科一起收治发热的病人，当晚就收治了一例。鄂州是湖北省的一个地级市，距离武汉不足100公里，位于武汉城市圈内。
疫情初始的征兆
在武汉工作的娜娜于同一天前往武汉同济医院就诊，她从13日开始连续发烧，全身酸痛乏力，在社区医院打针数日后不见好转，决定去医院做检查。在她向记者出示的一份CT检查报告单上，显示她的肺部可见“磨玻璃密度影”，医生诊断意见为“病毒性肺炎所致可能”。时间是1月20日下午两点。
娜娜当时已经知道，发热和肺部影像表现磨玻璃影都是新型冠状病毒的典型症状之一，但医生并未给她确诊，让她先回家吃药观察。对此，她事后回忆称，“第一，（核酸检测）试剂盒不够；其次当时20号开始是一个大爆发，武汉医院超负荷（运转），只能接收最严重的患者。”
由于母亲连续三天感到乏力，而且精神状态明显变差，家住武汉的大学生丹丹21日凌晨带她去挂了急诊，当时检查出症状是比较轻的病毒性肺炎，并没有住院。“医生建议先打针吃药，情况没有好转再去医院”，丹丹对BBC表示。“应该不会所有人去医院都做核酸试验，不可能所有人都做，医生提示我们周围的人都不要离她太近”。
多名受访者向BBC表示，钟南山从武汉调研结束，当天在央视直播采访中确认（新型冠状病毒）“肯定有人传人现象”、“14名医护人员被感染”，他们才开始意识到事态并不寻常。而此前一天，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下称卫健委）还在通告中表示“当前疫情仍可防可控”。
钟南山是中国呼吸病学专家，工程院院士，他因参与领导了中国2003年应对SARS疫情（中国称“非典”）的科研和防疫工作，而备受中国公众推崇和信任。
在此之前，这一被普遍认为肇始于武汉市内一家海鲜市场的肺炎疫情，并未引起太多的公众关注。
但一切并非毫无征兆。
消失的12天：疫情从可控到失控
2019年12月30日晚间，两份武汉市卫健委的红头文件在网上传播，称市内华南海鲜市场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向社会披露已有27例确诊病例，所有病例均已进行隔离治疗，“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1月1日，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休市整治。
至此，本次疫情正式进入公众视野。
此后，对于公众最为关注的病毒是否存在人传人现象，答案一直模糊。武汉市卫健委在1月6日到17日的几次通报中，公布的确诊病例再无增加（5日确诊59例），而且多次强调（见1月3日、5日和11日通报）“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编辑注：后据中国媒体《财新网》报道，最早至10日已有一位医生确诊感染。）
家住北京的编剧赵瑞，从1月2日开始觉得“事情不太对，很容易让人想到非典”。华南海鲜市场距离汉口火车站只有1.3公里，在武汉出生长大的她对那块区域非常熟悉，“其实也就九百米，踩一脚油门就到了”。
更引起她怀疑的是一则来自武汉警方的通告：1月1日，武汉警方宣布传唤并查处了8名散布肺炎相关谣言的市民，“全武汉市一口气八个，让我觉得事情很严重”。
她开始持续在家里的微信群转发肺炎相关的消息，并先后两次建议父母离开武汉到北京去。赵瑞向BBC表示：“我四处核对消息，所有能问到的武汉大夫都说不清楚（疫情）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医院）人手不够用，有点紧张，这跟SARS太像了，最初医护人员完全不知道是什么。”
肺炎病毒在9日有了初步结论。病原检测结果初步评估专家组组长徐建国在接受新华社的采访中表示，本次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的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虽然跟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同为冠状病毒的一种类型，新冠病毒却是完全不同的性质。
与此同时，在“无新增确诊病例”的12天里，武汉市和湖北省相继召开了两会。1月6日至10日，武汉市召开两会。1月11日至17日，湖北省召开两会。1月21日，湖北省省委书记和省长出席了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
武汉当局轻描淡写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导致公众疏于防护。
管轶21日到达武汉时，发现武汉当地卫生防护根本没有升级，“还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
管轶是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以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曾在2003年非典时期与钟南山有过密切合作，他与其团队当年最早分离鉴定出了SARS冠状病毒。
在接受中国媒体财新记者的采访中，管轶称“我观察（武汉小东门）市场里的民众只有不到10%的人戴上口罩。”“机场人流已明显下降，而机场居然还有个别旅行团出游。”
而他早在20日就已警告称武汉肺炎发展轨迹与SARS相像，“应该引发高度关注”，“是否人传人不应该再是文字游戏。”
武汉市市长周先旺在21日的一次采访中首次承认，“现在疫情形势和最初的专家研判有很大的变化，比当初研判得更严重，发展得更迅速。”
武汉封城和地方治理失败
在一些专家看来，疫情或许比周先旺和武汉当局公布的还要更严重。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MRC全球传染病分析中心（MRC Centre for Global Infectious Disease Analysis）在22日更新了几日前发布的报告，截至1月18日的输出病例数量（7例），他们推算出武汉市共有4000例2019-nCoV病例出现症状，感染者数量的上限和下限扩大到为1000和9700例，置信区间95%。
1月21日，香港大学医学院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及控制合作中心宣称，根据他們所建立的数学模型推算，截至1月17日，武汉可能已有1680位感染者，上限和下限分别为547和3446例。这一数字与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结果相互印证。（1月27日，港大更新数据，指截至1月25日，武汉可能有19522至78087例感染者，最佳推算为43590例，而4月至6月将为疫情爆发高峰期。）
与此同时，武汉市官方截至19日的数据显示共有198例确诊。
23日凌晨，武汉市政府突然宣布封城。
八分钟后，习惯晚睡的赵瑞看到了新闻，“有点懵，我一向是挺冷静的人，当时情绪上波动还是挺大的，就哭了。”2:29分，她决定电话叫醒人在武汉的父母，告诉他们封城的消息，“你们5点多钟去看一下菜市场会不会开。”
赵瑞父母七八点左右从超市采购出来，“看到大批人才进去。”
据多家媒体报道，封城消息传出后，部分市民和滞留武汉的旅客连夜出城。10点起，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关闭，但高速仍一度开放。家住咸宁的市民夏夏告诉BBC中文，有不少武汉市民当天驱车一小时到咸宁，再坐火车离开。
管轶在财新的采访中直言封城效果存疑，“时间点我觉得已错过了黄金防控期，效果我并不乐观。”他认为春运大潮已快结束，许多老家在外地的已经回家过年了，而他们“很可能是在社区接触到了病人，出城时还在潜伏期，很可能都是移动的病毒。”
疫情爆发以来，武汉市政府在信息发布上的迟缓和防疫措施的失当，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成千上万的批评。很多网民编写段子、制作表情包，表达对武汉市政当局的嘲讽和不满。甚至有人翻出2003年非典时期时任北京市市长的王岐山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采访的视频，借对王岐山的领导能力和信息公开的赞叹，要求武汉市政府领导“下台”。
这波舆论的高潮出现在24日，地方党报《湖北日报》的资深记者张欧亚在微博上呼吁武汉“立即换帅”，呼吁像王岐山一样“雷厉风行的领导”来救火，“当前的台上者不具这样的领导指挥力”。
政治评论人吴强对BBC中文表示，“这代表了武汉本地民众和精英，从知识分子、基层官僚到媒体记者的相当绝望的一种意识，这是对武汉的救治已经陷入濒临奔溃的局面的反应……指向的是肺炎的罪魁祸首是人祸，是地方治理的失败。”
官方很快做出回应。当天下午，在网络流传的一份红头文件中，《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委员会致函武汉市委市政府道歉、检讨，“给当前防控工作添了乱，给各级领导添了堵”，表示已启动相关程序，将进行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尖锐批评武汉市乃至湖北省政府的言论并未遭受常规的审查，但也并未有迹象表明，北京会做出2003年SARS爆发期间那样的“换帅”决定——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因防疫不力、瞒报疫情而被免职，王岐山接任。
对此，吴强评论认为，中共党内已找不出像王岐山这样的政治家了，中国的官僚体系出现了全面的“怠政”。“中国地方大员都官僚化了，已不具有政治家的判断力了。他们体现出怠政、退缩，更关键的是信心（不足）。处理（问题）的这种弹性、空间、资源、手段似乎都没有了，只是在执行中央的任务，作为一个执行者，他们能够做事情，任何突发的状态，他们一下子不知所措了。这是中国官僚在过去七年以来呈现的精神面貌。”
而坊间舆论中一些至关重要的疑问仍未得到解答：武汉市政府在早期预防中是否存在瞒报？北京最早何时获报了疫情爆发的实情？1月10日到1月20日这十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武汉市市长周先旺27日在央视接受直播采访时，似乎揭开了了官方内部决策流程的冰山一角。
他承认“前期信息披露不及时”，但传染病披露需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地方政府获得信息后需获得授权才可披露。但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之后，确定将新冠病毒肺炎作为乙类传染病，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管理，且要求属地负责，他们“工作就主动多了”，并称“愿意革职以谢天下”。
物资和确诊困难
由于发烧持续不退，并伴有咳嗽，娜娜22日去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再次求医，仍然未得到确诊，“医生让我先隔离”。第二天，她从武汉返回荆州市监利县老家，立即去县人民医院就诊，当天就被医生口头确诊，并住院隔离，“这边发现是武汉回来的发热病人，先做CT查血，如果说是疑似病人，就会进行隔离。等到有试剂盒才隔离的话，那传染的更多了”，娜娜告诉BBC中文，“之前在武汉，我都没有进行隔离，因为没有得到医生的确诊，我不清楚自己的病情”。
目前，娜娜仍在监利县人民医院隔离中。三人一间，吃饭医院管，打的药是盐酸莫西沙星。她于25日做了核酸检测，截至发稿前结果还未出来。
“确诊目前是很难比较漫长的时间段，具体是什么原因其实我真的是不好说，是上面的压力还是试剂盒太紧张，挺复杂的。”迪迪告诉BBC。她所在的鄂州市人民医院目前只确诊了一例，“我们个人私自告诉你，部分医护人员感觉肯定不止一例的”。
她们医院现在把整栋内科楼十几层都用作隔离病房，一间房只收治一个发热的病人，其他病人都转移到外科楼。“有的报道说我们会推诿病人，其实是不存在的。所有发热病人我们都会正规的流程，统一收治。首先是采血、拍胸片，进行基本的辨别，是不是普通流感或感冒。高度疑似的我们都会发到感染科，疑似的都收到内科楼进行统一隔离，然后进行一个个排查。采验试纸做试剂盒，但能做验试纸的病人其实是很少的。”
从官方数据来看，近日来新冠病毒肺炎感染确诊人数呈直线上升趋势，跟试剂盒的供给增加有关。但BBC中文在采访中发现，确诊困难和试剂盒奇缺，不仅仍是武汉，而且是全湖北省各县市面临的挑战。那么，试剂盒都去哪了？
据此前多家媒体报道，自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公布后，多家公司研制出了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核酸检测试剂盒，产量应不成问题，但检测流程却是挑战。武汉卫健委表示，从22日开始，武汉市已指定一批具备相应防护级别、专业的仪器和实验室的定点单位进行试剂盒检测（截至28日达18家）。在此之前，疑似病例需采样后需由辖区、市级、省级疾控中心层层转送，再进行核酸试验，每天仅可检测200份。而在16日之前，样本甚至需送至北京进行检测。
湖北省其他市县级医院，因医疗条件和资源相对匮乏，确诊更显滞后。
N95和试剂盒都去哪了
娜娜向BBC表示，她姐姐26日有低烧全身酸痛乏力、腹泻情况，去孝感当地人民医院检查，医院却让她回武汉确诊，“他们前几天才回到孝感老家过年医院在不就诊不开药的情况下，还联系我姐姐所在的村子，让村民不让我姐姐回去。我姐姐没办法，没有住宿的地方，只能连夜赶回武汉自行隔离。”
咸宁市一位市民向BBC表示，他父母都在当地医院工作，“疫情通报昨天才开始，好像是因为试剂盒迟迟没办法给咸宁使用，才开始重视，这种时候好像都要优先让行武汉”。
在23日发布封城公告时，咸宁还没有一例确诊病例。
继武汉封城之后，鄂州、仙桃、枝江、潜江、黄冈、赤壁、荆门、咸宁、黄石、当阳、恩施、孝感、宜昌、荆州共14座湖北城市相继宣布封城。
武汉封城当日，湖北省省长王晓东在媒体上表示武汉物资储备和市场供应充足。几乎同一时间，武汉各大三甲医院通过社交媒体直接发布求援海报，向公众征集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
社会公众迅速通过高校校友会、明星后援会和微博微信等渠道动员和组织了起来，采购和调配物资，驰援武汉。
作为此次肺炎疫情的重点疫区，武汉市很快得到了社会多方援助，而整个湖北省其他的市县乡镇，仍面临医疗物资的严重紧缺。
BBC记者在网络上看到了数十份来自湖北省不同医院向社会各界求援的海报，称一线的医护人员急缺各类防护物资，从N95口罩、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医用防护服到护目镜、医用一次性乳胶手套、防污染靴套等等。
迪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连武汉都保证不了物资，武汉周边的黄冈、黄石、鄂州等小城市，也可以算是重灾区。“疫情也是突然爆发变得严重的，我们都没有任何的准备。医院的物资很紧，我们都是自己买的，从药店或网上代购。N95（口罩）真的是很难求，我们都是买的外科口罩，有时候连外科口罩都没有，戴的都是最普通的、就是你们说的没有什么用的那种口罩。”
黄冈市红安县人民医院的职工松子向BBC确认，他们医院的物资得不到保障，“我们科室外科口罩每人只发了六个，然后发了两包普通的医用口罩，根本不够。物资非常非常缺乏，我现在在和同事一起到处找N95口罩”。红安县人民医院是防疫定点医院，“有很多从武汉回来的人”。
在微博和微信群里，一线医护人员“裸奔上阵”的照片和视频混合在物资支援信息里，被大量地转发。前天，孝感市中心医院的一位医生在在BBC中文网记者所在的志愿者群里发布了一段视频，医护人员在里面展示如何用塑料文件袋和输液线“自制防护面具”。
“这是我们医院的原创。我们的工作人员都用胶布把衣领粘上了，就是因为没有防护服。”
（文中娜娜、赵瑞、小欣、松子、周强、迪迪皆为真实采访者的化名）
via 武汉肺炎：疫情从可控到失控的三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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