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03年北京萨斯期间，工作人员在火车站候车室消毒。
大陆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武汉肺炎疫情正在加速蔓延，形势严峻。1月29日，大陆财新网总编胡舒立在其博客上发文《胡舒立：当年的SARS是怎么不胫而走的？》，披露17前SARS疫情在大陆大爆发期间，一些疫情重灾区的鲜为人知的内情，特别是北京、天津、山西等地的医院有大批的医护人员被感染，令人触目惊心。
广东2002年11月出现病例但未引起关注
广东是SARS病症的原爆点。后来的资料显示，2002年11月16日，广东佛山出现了一名重症肺炎病人。11月28日，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内科收治了一位同样症状的高热男性患者。两个病例均未引起关注。
2003年1月2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接收了一名来自河源市的肺炎病人。此人有严重的呼吸困难症状，胸片肺部全阴影，抗生素无效。参加河源当地救治的8名医务人员均被感染，与病人症状相似。专家们临床诊断为“非典型肺炎”（SARS）。
两周后的1月16日，广州中山市28名患者出现同样病症，其中13名是医护人员，还有一个年仅1岁零3个月的幼儿。
从2月5日至10日，广东SARS传播达到每天50宗以上。广州市政府和广东省卫生厅2月11日才分别披露感染病例。
而广东2月11日以后的病例激增。
山西商人将病毒从广东带回感染当地医护再转院北京感染一批医护
于某是山西小商人，2月下旬，她在广东进货时染疾。因为消息闭塞，她无从知道自己已经是在当地引起恐慌的“非典”受害者，带病回到太原。3月8日，曾救治过她的山西省医院5名医护人员被感染。
于某在山西久治不愈，一家人又自行转到北京301医院。后来，她全家八人染病，父母因此在北京病故。于某也是北京的首发病例，曾导致301医院一批医护人员染病。
当时，疫情还是山西的秘密。太原疾控中心对于某做了“流行病学调查”，锁定30名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内紧外松地做医学观察，对外称“春季呼吸道传染病”。其中有4人发病，随即送到医院救治。
沿着于某这一链，山西住院者一共有近20人。
3月20日，太原市郊清徐县的一个乡党委书记岳某入住山西省医院治口腔溃疡，有些发烧。岳某也去过北京301医院，刚回山西就发烧。3月23日，他被怀疑患有“非典”。岳某入院后，探视者不少。4月5日，探望过他的清徐县政协主席终因重症“非典”死亡。4月9日，曾送他去过北京的年轻司机夫妇相继死于非典。
3月23日，太原市退休女工谢某从北京奔丧归来，胸闷发烧，前往山西省医院看急诊。她的哥哥因为结肠癌去北京治病，结果在肺科传染病院佑安医院去世，诊断为：“发烧，原因不明。”她的诊断也是：“发烧，原因不明。”
她以为是普通感冒，被安排在人民医院急诊室观察暂住。后来医院怀疑是非典，在急诊室打了隔段。谢某入院仅3天就死亡了，确诊是非典型肺炎。仅这一轮医院就有十多名员工感染SARS，包括为她打隔段的电工。最后一个倒下的是急诊室副主任梁世奎。4月24日晨8时，57岁的梁世奎终因疾患过重不治身亡。
除了上述三链，山西还有一根无头的链条，又可以串出二十余人。
北京距山西如此之近，而疫情再从太原的医院向各地蔓延。山西于4月下旬进入疫情高峰期。
疫都北京占到SARS总病例的半数
北京非典，自医院始。3月1日，北京301医院接收了第一例非典型肺炎病例，患者为前述山西籍女子于某。此后形成一条传染链。301医院一批医护人员与病患被传染。
3月16日，北京东直门医院接诊了一位香港到北京探亲的李姓患者。因为北京的非典从未通报也没有任何预防手段，医院最初猝不及防。李某20日离世，而这一链，据后来北京疾控中心有关论文披露，传染73人，包括下一代27人。在当时，东直门医院16名医护人员感染，2人离世。
这一切仍然是北京的“秘密”，对外称只有输入型病例，没有继发型病例。众医院仍处于无戒备状态。
其实3月中旬，网上关于“北京流行‘非典’”的帖子陆续出现，有的还列举出接诊患者的医院。
事后获知，3月9日，北京急救中心接到转运SARS病人的通知，着手准备隔离车。到4月20日，转运过70人。不过，这个秘密的安排，外界并不知晓。
3月13日，正值当年中共“两会”期间，北京市卫生局医政处曾请朝阳医院呼吸科一些医生到佑安、地坛等传染病院会诊非典病人，提供技术指导，但明确要求保密。至3月底，北京佑安医院已经有3个非典病区，各有三十多名病人或高度疑似，共上百人；地坛医院也有三十多名病人；还有一家胸科医院有40~50人。
3月25日，一位出租车司机入住北京武警医院，因疑为非典，被建议求治呼吸科水平较高的朝阳医院。朝阳医院将其隔离，但后来证明，隔离仍不够严谨。武警医院的医护人员一批医护人员病倒后，朝阳医院也有6人染上SARS。
3月27日，北京被世卫组织宣布为疫区。
4月2日，卫生部部长张文康接受中央电视台专访，首次披露中国的疫情。不过，他对新华社称，截至3月31日，北京只有12例输入性病例。病原没有向社会扩散，也没有发现原发性病例。
4月5日，国际劳工组织官员派克·阿罗因非典死于北京。事后查明，他染病时间为3月28日。张文康所报的数字引起国内外质疑。
4月16日，武警医院医生李小红因感染非典去世。
北京始终是疫区之最：仅官方统计，北京共出现确诊病例2434例，死亡147例。占到SARS总病例的半数。
天津现超级传播者1人感染60多名医护
天津实际上成为排名紧随北京的疫区。
4月15日，54岁的河北省某县民政局干部孟某，住进天津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接受心脏内科治疗。孟某16日下午开始发烧，并有咳嗽等症状，后转至天津肺科医院，再于18日转至定点医院天津传染病院。
4月20日上午10时许，孟某因严重肾衰死亡，被确定为输入型非典型肺炎。但因确诊过晚，三个医院六十多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其中以最早且一度疏忽的武警医学院最为严重，共现发热病人29例，含确诊5例。
天津当局于20日深夜决定先对武警医学院封院。然而，在封院之前，该院出现“大逃亡”。孟某的传染链由此急剧扩大。此后，孟某同一病房的患者被转入传染病院后，也曾出现被家属抢离事件，至使全家6人染病。
官方数据显示，天津SARS的最终确诊病例为176例，其中医务人员67例。死亡12例。
2019年年末，湖北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在舆论场中，人们将这次疫情与2003年的SARS事件相类比。由于SARS时期的瞒报仍在目，此次武汉肺炎疫情，民间对医护感染及未统计案例的质疑无法平息。普遍认为官方数字造假，水分太大。
来源：大纪元
via SARS是怎样传播开的 胡舒立曝当年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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