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武汉P4实验室）。（网路图片）
正当武汉新冠病毒肆虐中华大地并蔓延海外多国时，要求疫情真相的呼声也日趋强烈。其中就有相关领域的复旦生物系校友，要求中共当局彻查病毒来源，并严格遵守当年签署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这关乎人类的命运。
他们在公开信中表示，他们多年来工作在生物、医学、医药、化学领域，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查找这次疫情的根据，根绝未来类似的疫情刻不容缓。
他们强调，这种探究排查工作，与在第一线抢救垂死的病人一样重要。
他们表示，武汉病毒来源，食用野生动物只是可能之一，疑点尚多。信中还强调，由于人工基因工程技术在本世纪初的突飞猛进，今天的病毒生化实验室事实上已经到了可以人工改造病毒的水平。
复旦大学校友呼吁追查疫情根源。
他们提到2015年前后，美国的病毒学家拉尔夫·巴里克（Ralph Baric）曾发起了“获得功能”性的病毒研究，采集萨斯类似冠状病毒，在实验室加工，旨在“增加危险病原体的毒力，传播速度，宿主范围”。他发表的论文中，众多作者中也列有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研人员。
巴里克和合作伙伴的论文发表在2015年11月9日《Nature Medicine》（自然医学）杂志上，文章的题目是《A SARS-like cluster of circulating bat coronaviruses shows potential for human emergence（一种蝙蝠携带的萨斯类似冠状病毒簇显示了危害人类的潜力）》。声称“我们研究了目前在中国马蹄蝠种群中传播的萨斯（SARS）样病毒SHC014-CoV的潜在疾病。使用SARS-CoV反向遗传学系统2，我们生成并鉴定了一种在适应小鼠的SARS-CoV主干中表达蝙蝠冠状病毒SHC014的尖峰的嵌合病毒……我们合成了感染性全长SHC014重组病毒，并在体外和体内证明了强大的病毒复制能力”。
他们介绍，对这项“高风险的科研”，在美国本土引起了争议，导致2015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叫停，并终止了联邦资助。针对这种踩踏了科研伦理底线的“科研”，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病毒学家西蒙·韦恩-霍布森（Simon Wain-Hobson）指出，研究人员创造了一种新型病毒，该病毒在人细胞中“生长良好”。他说：“如果病毒逃脱了，没有人能够预测其发展轨迹。”
他们表示，霍布森先生当初的话，仿佛是对未来的预言。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不相信网上流传的种种“阴谋论”，更不相信研制“获得功能”性的病毒科研人员会存心将病毒带到人间。但从我们对国内同行的了解，除了大量埋头苦干、潜心钻研的科研人员之外，也不否认存在着一些急功近利的浮夸之风。
他们强调，他们当中一些人对现有数据进行了仔细分析，经过人工改造的“获得功能”病毒，“完全有可能”是无意从实验室逸出，“这样的分析还在深入进行。适当时候，我们会将我们的分析结论在科学杂志上发表。”
他们强调，在此危难时刻，呼吁中国各级政府领导人、各级卫生部门领导人：1.如果仅仅是食用动物造成了疫情，请证实；如果不是实验室无意泄漏，也请证伪；给全国老百姓一个放心的交代。
2.严禁一切可能伤害人类的“科研”在实验室进行，严令禁止“获得功能性”病原体的所谓“科研”，停止对此类科研的资助。已经上马的要叫停，尚未上马的要严封。
3.鉴于中国国内已有实验室介入了“获得功能性”病原体（病毒）“科研”的事实，呼吁加强此类实验室的监督管控，层层把关，问责到人。
4.严格规范实验室动物管理条例，杜绝一切非规范的使用实验动物的行为。
他们还表示，中共政府早在1984年11月15日就签署加入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这个承诺不仅关乎中国人民的福祉，也关乎人类的命运。生化战争没有赢家，遭难的是民族、是人类，是你我他。
最后他们再次强调，只有在找出病毒疫情的源头之后，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防止类似疫情的再生。
武汉病毒研究所P4实验室副主任石正丽遭到挑战
复旦生物系校友公开信中提到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就是石正丽，现任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武汉P4实验室副主任。几天前她在微信圈声称，2019新型冠状病毒是大自然给人类不文明生活习惯的惩罚，并称“我用自己的生命担保，与实验室没有关系。”
她的话立即遭到也可以算同行的“武小华博士”的公开回应，要求与石正丽对质，并表示，“现在你论文公布的实验室数据和CDC的基因对比，这中间如果没有SPF动物做为中间宿主，会发生这样的变异？我把话撂这里，咱们可以公开对质，我看你能糊弄几个人！”
另一位署名“武小华博士”在网上披露中国实验室有关实验动物的情况。（网路图片）
“武小华”强调，从蝙蝠到人还有1～2个中间宿主参与变异这个基因，从资料上看是通过大鼠和灵长类之间的传播打通才能复制到人。怎么能做到打通，就是把灵长类的某个蛋白，改造在大鼠上。这个是只有在实验室才能完成的改造。
她还认为，实验室发生生物泄漏那就是管理的问题了，并举例，有些实验室向外兜售参与实验的实验动物，比如狗当宠物，还有把实验动物的尸体随便处理，因为按照医疗废物火葬的钱更多，更有按野生动物售卖的等等。
党媒2018年报导武汉病毒所发现新的冠状病毒
中共喉舌央视在2018年4月5日就报导了由武汉病毒研究所牵头的科研团队发现新的冠状病毒，声称一年多前导致广东猪大量死亡的罪魁祸首是一种源自蝙蝠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这项研究表明人类需要监控蝙蝠和其它野生动物的传染，报导还称这项研究成果刊登在《自然》杂志上发表。
2018年党媒报导，武汉病毒研究所发现新的冠状病毒。
报导中，病源来自菊头蝠的新型冠状病毒，并将其命名为猪急性腹泻冠状病毒（swine acute diarrhea syndrome coronavirus），简称SADS冠状病毒，该病毒主要在肠道中传染，发病的死猪临床症状为严重急性腹泻、呕吐，体重迅速下降，某种品种的死猪高达90%。
当时这批科研人员还说，暂时不会传染人，但病毒与萨斯（Sars）有诸多相似性，他们已经研制出来疫苗，可以很快针对这种病毒的蔓延。
当本次武汉疫情蔓延时，外界就上述内容提出质疑，1月26日，中科院之声对此发表声明称：2018年4月5日《自然》发表的文章研究的是【猪急性腹泻综合征冠状病毒】，简称SADS病毒，与此次发现的导致肺炎的新冠病毒并非同一种。
官方的辟谣并不能阻挡外界越拉越多的质疑。不同国籍的生物方面的专家经过研究都发现武汉这次疫情的病毒最多可能来自实验室。
美国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2月10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中共必须对这个病毒的起源负责。
纳瓦罗还说，14年前，他在一本名叫《即将到来的对华战争》（The Coming China Wars）的书中实际上就准确预测了中国会流行一种病毒。这是因为它们治理这个国家的方式，处理动物的一些做法上。
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2月10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问题必须要有个回答。图为纳瓦罗。
该节目主持人还说，中共驻美大使在周日（2月9日）的一个节目中，没有否认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是起源于武汉的一个武器实验室，这可是件大事，但他没有否认。
实验室泄漏曾导致2004年萨斯再度传播
早在2004年7月2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第二版曾刊登（同时在人民网刊登）文章《卫生部：今年北京安徽非典疫情来自实验室内感染》，低调承认疫情来自实验室。
报导称有7个专家组成调查组，查明结果，本起疫情来自实验室内感染，其中宋某和杨某两个原发病例发生在同一开展有关SARS冠状病毒的实验室。封锁病毒所后，未再出现任何SARS病人。没有发现宋某与杨某与野生动物接触感染的证据。宋某与杨某发病潜伏期内没有任何其他SARS病例报告。
人民网刊登当时卫生部承认2004萨斯来自实验室。（网络截图）
报导还称，感染来源局限在腹泻病毒室。另外该室另有两人（任某和崔某）显示抗Sars-CoV的IgM抗体阳性，感染具有明显的聚集性。
报导称引起实验室感染的环节是病毒灭活不彻底，任某多次从三级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带出末经过严格验证效果的灭活SARS病毒在普通实验室进行实验，时间上与宋某、杨某发病吻合。
调查认定，这次非典疫情源于实验室内感染，是一起因实验室安全管理不善，执行规则制度不严，技术人员违规操作，安全防范措施不力，导致实验室污染和工作人员感染的重大责任事故。
关于实验室管理不善导致病毒泄漏的，除了“武小华”上述的举例外，民间还有人根据官方最新报导中披露出的信息做合理质疑。
今年年初1月3日，《北京青年报》报导了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宁院士因贪污科研经费3756万余人民币，被判刑12年。其中之一的贪污款项来自试验后的淘汰动物及牛奶售出款。
大陆资深媒体人崔永元也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质疑表示，李宁实验室的转基因牛和转基因牛奶流入市场，卖了一千万元。这些牛和牛奶里面含有什么藏着什么，鬼才知道。
来源：大纪元记者骆亚报导
via 复旦生物系校友呼吁彻查新冠病毒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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