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中国国内的一家养猪场。
路透社周四（3月5日）刊登长篇调查报告，指中共当局在新冠病毒疫情和非洲猪瘟上的处理手法惊人相似。
当致命病毒在中国首次被发现时，中共当局都采取让知情人噤声的做法；而地方官员担心遭到上级责难或承担损失，不敢也不愿下令进行病毒测试、确认疾病爆发；直到病原体在全国各地传播、导致死亡案例出现，当局也没有给公众发出适当警告。
路透社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2019年年末到2020年年初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只不过是2018年到2019年非洲猪瘟疫情在中国大陆的重演，而中共当局在两次重大疫情中都采取了相似的延误处理。
“甚至在今天，（中共）官僚主义的隐瞒以及不正当的政策激励，仍在继续损害中国应对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牲畜流行病的努力。”报导写道。
当然，在新冠疫情上的失误应对，中共造成的生命损失远非稍早的猪瘟可以相提并论。
非洲猪瘟出现后中共隐瞒和延迟发布疫情
在2018年到2019年的非洲猪瘟疫情中，中国生猪产业遭灭顶之灾，4.4亿头存栏生猪因为猪瘟死掉一半，导致全球生猪市场供应缩小了1/4、全球猪肉价格大幅度上涨，食品通胀上涨到8年来的最高水平。
路透社说，像新冠病毒袭击中国之后又陆续蔓延到世界许多国家一样，两年前发生的猪瘟也突破了中国国界、蔓延到亚洲10个国家。
非洲猪瘟之所以迅速蔓延至全国，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共的疫情上报机制不通畅，疫情上报机制失灵在两次疫情的初期都表现得非常突出。
常驻北京的兽医专家韦恩·约翰森（Wayne Johnson）对路透社说，缺乏可靠信息让中国农民、行业和政府无法了解疫情扩散的方式和迅速扩散的原因，自然也无从制定有效的防控措施。
中共当局至今仍坚称，在非洲猪瘟爆发期间，中共农业部跟各区有进行及时沟通，并对隐瞒和拖延疫情的行为绝不容忍。
但是，路透社采访的许多养猪的农民、行业分析师以及猪肉行业供应商都跟中共官方的说辞不一致。
许多养猪户都反映，他们的确有向当地政府报告疫情，但他们报告的情况从来没有出现在北京的官方疫情统计公报中。
报导说，这些感染病例没有报告给中央政府，部分原因是地方政府缺钱、不能落实北京要求的——为控制疫情、给被捕杀猪只的养猪户进行补偿。
此外，由于担心政治后果，地方官员也会竭力避免暴露疫情爆发。供应商管理人员以及养猪户的采访都表明，即便他们报告出现大规模生猪死亡，当地政府也会照例拒绝对死掉的猪进行病毒检测。
河南一位赵姓农户告诉路透社，地方官员拒绝接受养猪场的猪只死亡报告。他转述那些官员的原话：“我们这里没有一例非洲猪瘟病例，如果我报了，我们就会有一例。”
结果，猪瘟席卷下，这个养猪户饲养的猪几乎都死光了。
2020年1月30日，人们戴着口罩在湖北省武汉市的一个药店前排队。
新冠病毒疫情的上报机制跟猪瘟如出一辙
同样的，新冠疫情的上报机制失灵如出一辙。
对比新冠病毒疫情的处理方式。武汉最早发现新冠病毒是在2019年12月，中共地方官员和国家卫生系统官员出于各种原因都迟迟不愿意向公众发出警讯，丧失了早期防控的最佳时机。
同时，对于及时发现疫情并向社会发出警示的眼科医生李文亮等八人，中共公安更快速采取了封口措施，致使病毒在公众毫无警觉的情况下得以广泛传播。
一位61岁的武汉男子1月9日因新冠病毒（SARS-CoV-2）死亡，中共当局却对外宣称，此病毒已受控、不会广泛传播。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位官员证实，新冠病毒的检测试剂盒直到1月20日才分发给武汉的一些医院。武汉市卫生部门还表示，在此之前，所有样品都必须先送到北京的实验室进行测试，这一过程需要三到五天才能得出结果。
这段时间，武汉市卫生部门统计的接受病毒测试的人数却从739人减至82人，而且中国境内没有出现1例新增的确诊病例报告。
1月23日，武汉突然宣布封城，随后吹哨人李文亮因新冠病毒去世引发社交媒体上的愤怒。中共当局不同寻常地放松部分公众议论空间，但随后再次收紧网络言论压制——删除跟李文亮相关的以及当局视为负面信息的帖子。
中共网信办发给各在线新闻媒体的审查命令中说，要防范“有害信息”以及不许“发表任何负面报导”。
地方政府害怕担责及损失竭力封锁疫情消息
中国的第一例非洲猪瘟病例是在2018年8月1日辽宁沈阳附近的一个农场发现的。两周后，在1000多公里以外的黑龙江又出现了一例。那里的肉类加工企业万洲国际（双汇）在购买的生猪中发现有猪只感染。
兽医专家约翰森说，不过，中共政府又等了两周才采取措施，停止这个地区的猪肉外售。但是在执行政策以及限制运输措施方面，当局都执行得很差。
路透社说，在猪瘟疫情爆发的头四个月里，北京几乎每天通报猪瘟病例，而同时，病毒却大行其道，从东北南下到华中地区，向西进入四川，并在2018年底传入广东。
病毒传播途径是长途运输，生猪把病毒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另外，病毒在车辆和工具上可以存活两个星期，接触者都有可能感染。
路透社说，中国在记录疫情发展方面的工作做得非常粗糙，好几个养猪大省，如河北、山东和河南，竟然没有疫情记录。
河南有六个养猪户告诉路透社，他们在2018年和2019年上半年都上报过疫情，但负责官员从没来做病毒检测。
路透社的调查发现，地方政府不愿意上报疫情跟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有关，因为他们不愿意承担给养猪户的生猪死亡补偿金。
中共当局2015年颁布的猪瘟应对条例规定，凡是发现有疫情的养猪场以及该猪场周围3公里以内的所有猪场，所有生猪都必须全部扑杀。
官方给出的规定补偿是：每扑杀一头猪，补偿800到1200元人民币。其中40%至80%由中央政府支付，其余根据各地情况，由地方政府支付。
美国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卫生治理专家黄彦中说，省、县政府有强烈避免核实和报告疫情的动力。
虚假游戏仍在继续“这个国家一直处于黑暗之中”
此外，中国的生猪上市企业在非洲猪瘟期间都没有公开宣布发现任何猪瘟疫情。但至少四家主要的生猪企业高管在接受采访时承认，他们有受到猪瘟冲击，而中共官方通报的猪只减损数比现实情况低太多。
报导说，“政府的统计数据充满了矛盾。”比如：中共官方称，到2019年9月，生猪存栏数同比减少41%。
荷兰饲料原料公司基于中国100家大型生猪生产企业的销售额估计，中国的生猪存栏数至少下降了60%。
河南省的赵姓养猪户表示，他养的猪一周内死掉196只，只剩下2只活着。
当他试图汇报疫情给县兽医局时，官员们让他不要发声。一位官员说，如果赵说出来，那可能给他的邻居带来灾难，因为“国家有义务”将附近三公里之内的猪只全部扑杀。
赵说：“（他们说，）如果发现是非洲猪瘟，周围的人将得停止养猪。”
最终，赵决定不提交报告、以保护他附近的养猪户。
同期，河南省副省长对外宣称，自2018年9月报告河南境内出现一起非洲猪瘟案例后，河南省已14个月没有新增案例。
虚假信息游戏仍在继续。赵说，当地县官员1月份到他的养猪场后登记说，赵仍饲养有180头生猪。实际上，从去年10月的非洲猪瘟后，他只剩下两头猪。
很多养猪户也反映说，即便他们报告给当局，但至今仍没有收到政府规定的补偿金。
路透社说，这一现状也迫使很多农民不愿意在第一时间上报，而是熬到病毒症状明显的时候才上报。这自然也就给病毒蔓延提供了时间。
如赵姓农民说：“这个国家一直处于黑暗之中。”
来源：大纪元记者王祥编译报道
via 美媒：中共处理新冠疫情和非洲猪瘟惊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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