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10日星期二

大陆百姓在武汉超级病毒和中共统治下 不是病死 就是穷死

作者: 美国之音


赵先生从湖北黄石一栋高层住宅的顶层公寓望着窗外,很想就这样跳下去一了百了。那是他一年前刚刚按揭买下的住所。

现年28岁的赵先生在上海一家整形做销售代理,月收入过万,农历新年前,他回老家过年,却被突如其来的困在这里。

除夕当天(1月24日)——疫情中心封城第二天——黄石这个人口约250万,距离武汉约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地级市宣布封城。当天,湖北还有12座城市相继停摆。

在这场让无数中国人家破人亡的疫情中,赵先生幸运地躲过了,但生活的压力依旧让他喘不过气。他要求美国之音只透露自己的姓氏。

2月10日起,部分省份和行业陆续复工。湖北解封的日子却一推再推。2月底的一天,用人单位用微信通知他,不用回来上班了。

赵先生被击垮了。他寝食难安,头发大把大把地掉。

“我真的压力太大了,”采访中他反反复复地重复着这句话。 “我房贷一个月3000多,车贷5000多。”

赵先生可以精确地说出他账户里仅存的金额:3325块8毛3分。“我真的觉得自己穷到谷底了,”他说。

赵先生的父母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月薪加起来不足一万元。想到要让他们来为自己的生活买单,赵先生很惭愧。

“我已经28岁了,竟然又去啃老,”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种压力太让人受不了了。”

经济放缓、美中贸易战已经让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繁荣显露出脆弱。这场新冠病毒疫情像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外界预计,中国经济可能陷入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首次萎缩。普通百姓的日子尤为难过。

赵先生说,周围很多人和他一样,因为这场疫情没了收入来源,但房贷、车贷、各种开销一样不少 。因为物资供应不足,人们还要被迫去买一些质次价高的食物,很多家庭入不敷出。

“我们这边隔三差五地就能听到这个自杀,那里捞尸的,特别多,只是很多被当地给压下来了,”他说。

“底层太苦了,”一位观众通过电子对美国之音说。“公务员、事业单位、垄断企业‘旱涝保收’。企业,尤其是中,民营企业苦不堪言,说多了都是泪。”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3000多万家中小企业,7000多万个体工商户。一位自称 “张思想的古拉格”的美国之音观众是他们中的一员。

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自己在江苏南京有家规模很小的店,原准备2月5日开业,但附近所有小区门都被封锁了,街道上冷冷清清。街道办事处的人每天在外面巡逻,规定没有接到通知的店铺一律不许营业。

“我非常焦虑又很苦恼,眼看着我的收入停止了,可是亏损却一天比一天在上升,心情感到很沉重,”他写道。

“张思想的古拉格”还说,在他老家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超市的蔬菜、水果价格比春节前贵了三到五倍,肉更是贵得离谱。因为父母一辈子种地,家中三四个月内不会断粮,但全家人已经不再吃肉了。

武汉钢铁公司退休职工余全红每天忙着在各种团购平台上比对菜价,看准哪家有优惠赶紧抢购。

封城迄今,她已经花光了一张银行卡,那是她原本计划去旅游的钱。 余全红说,虽然拿着退休金,但自己家的经济条件也不算好。

“跟最穷的比,还能过的去,跟好一点的比,还是比较穷,”她说。“不能遇到大病,不敢去医院。家里要是什么事都没有,平平安安,也能把日子过下去,但是不能有事。物价上涨,我们就有点承受不了。”

余全红反对让社区的人来发菜、发肉。她说,这样不仅增加交叉感染风险,还会导致克扣、贪污。

“政府应该给我们现金补贴,”她说。“每家补贴2000块钱挺好了。”

一些原本生活优渥的中产阶级也被疫情打乱了步调。

因为封城,26岁的武汉居民屠龙辞去了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的职务。眼下,父亲和别人合伙开办的小企业也面临关门的风险。

屠龙说,当地不允许企业因疫情开除员工,父亲必须给按月给他们发工资,同时社保又没法缓缴,光这一项开支就足以压垮很多中小企业。 因为担心当局报复,他要求使用化名。

雪上加霜的是,父亲经营的这家小企业的资金链也出现了困难。

“我们武汉这边的习惯是,初八开了门之后去收年前最后一批的尾款。但是现在没办法开门,这批尾款就没有收到,但是他又欠着供应商的钱,”屠龙说。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3月4日援引“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的调研结果说,中国近九成企业账上资金撑不到三个月,能支撑半年以上的企业不到10%。近半数受访企业已计划裁员。

报道说,为了缓解中小企业的压力,国家已经放出大招,比如阶段性减征医保费,企业可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此外,还有减免房租水电成本等优惠政策。

屠龙觉得这些都是空话。上个月,父亲公司的帐直接被社保划走了。所谓减免房租水电成本指的是承租国有资产的中小企业。

“在中国能够租到国有资产的人能有多少呢? 我爸不是那种幸运的,私人老板该收多少还收多少,” 他说。

但是屠龙说,相比武汉很多其他家庭,他家算是好的,肉价涨了三倍,还吃得起。家里有个做旅行社生意的亲戚,因为疫情损失惨重,现在已经有了轻生的念头。

距离武汉1000多公里以外的的四川成都市,39岁的谢俊彪已经复工快一个月了。他在双流区一家食品加工厂做包装工,每个月底薪加业绩可以挣到3000多元。

当被问及是否担忧疫情时,谢俊彪说:“肯定担忧,哪个人不担忧呢。担忧但也要硬着头皮嘛。”

这位两个孩子的父亲说:“咱也不是那种特别富裕的,家里特别有影响的,耍个半年一年的不工作也可以。说白了我们也算是社会的最底层,你今天不劳动就没有一份钱了。”

“不复工必死,复工不见得要死,如果能艰难地活下去,谁愿意出门!”网民的一句话道出了中国普通百姓的心酸。

对于湖北黄石刚刚失业的赵先生来说,比贫穷更可怕的是看不到希望。他上网去找工作,可人家一听说是湖北的,直接就拒绝了。

“外省人对湖北人是特别特别排斥,”他说。“基本上知道你是湖北的就不要来上班了,就好像自带病毒似的。”

湖北解封的日子还遥遥无期。每天起床后就坐在沙发上发呆的赵先生说:“完全就是要把人逼疯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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