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武汉某方舱医院。
67岁的陈大姐跟丈夫在武汉做汽车配件生意，儿女都已成家，是一个令人艳羡的中产之家。但是中共病毒（新冠病毒）的降临，让他们顿时落入人间炼狱。
陈大姐4月11日告诉大纪元，他丈夫陶先生大年初六（1月30日）发烧。她最初找社区医院，但是社区没地方安排。“人太多了，楼道里到处都是人，人山人海，我们离那个老协和（西协和医院）近一点，我就每天用电动车把他带去看。”
西协和医院同样是人山人海。“挂号，打针，好多人，排不上队，白天晚上，好多人，好多好多，白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排队，我就给他排队，领完药到下午打完针已经五六点钟了，我把针打完把他带回家，第二天又去把他带过去。”
这样来回奔波五天，陶先生病情恶化。“第五天去他就脚拿不动了，脚翘上不去电动车了，我就强行的帮忙把他扶上来的，他叫我把绳子捆住。”
为免来回奔波，陈大姐干脆从家里搬来被子，拿板凳当床，让丈夫睡在医院大厅里。
“我就把他放在协和，我回去拿个被子来，就铺个被子，让他睡在走廊里，想让他睡着打吊针，先是坐着，他坐不住了，我就回家拿着被子，跟他在那个走廊里把几个凳子一拼，把被子一铺，让他躺在上面打点滴，结果他在上面一个劲地受不了，就那么乱动，他搬被子，连人带被子都掉到地下去，掉完我就往上拖。”
一名医院女领导看到这个景象，动了恻隐之心，批准陶先生住院，转到四楼。
但是陶先生病情继续恶化。“到最后几天不能吃不能喝，茶水不进。”无法自主呼吸，完全依靠呼吸机。“把那个呼吸机一拿，那嗡的就没有气力了。”
陈大姐看到医院楼道里，很多都是夫妻两个。“一个病了就来一个好的照顾，一个病了再来一个好的（家属）照顾。”
陈大姐日夜守护在床前，伺候病人。到第四天她感觉自己也不对劲了。一查体温，她烧到三十七度五。
“我就想，这样不行。那天我把爹爹丢在四楼，我就下楼，一楼是发热门诊，我就去挂号看我自己，也是早上老早去排队，排了一天队，CT，查血，核酸，搞完了也都好晚了。”
陈大姐看完病回到四楼，被护士看见后，生气的冲她大叫。“护士一个劲地问我，上哪去了，你把病人丢在那里不管，我要报警，我要打110。我就跟护士讲，我说随你怎么打吧，反正我也不行了，爹爹前脚走我后脚来。我现在发烧我看我自己去。”
几天之后，陶先生被转到协和西医院。2月11号早上，医院打电话来说陶先生去世了，让家属去签字。但陈大姐已经病得没有力气去签字。
“我也不行了，我签个字有什么意思呢，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也没有精力，我说不必要，他终于走了签字也没有意义，他们说自己决定了，我说想怎么决定就决定了，人已经不在了，都是死人怎么改变，由国家安排。”
陈大姐在协和打了三天吊针，但却没有吃的。“我就去想了个招，找到有个店开门，我把口罩戴好，就去买盒装的方便面，还要上四楼才有开水，那个一楼什么都没有。我每天上四楼搞一点开水泡方便面。”
三天之后，陈大姐被转到红十字医院。“去的那天晚上给我吊了几瓶，我就在红十字会那坐了一晚上。”
第二天，陈大姐又被转到方舱医院。“当时我去上厕所都去不了，我走不动，基本都是江苏的护士帮我扶到厕所。并且在方舱里的厕所都好远。”
陈大姐病得吃不下饭，隔壁左右那些病友就说：“婆婆啊，你要吃啊，不吃身体不行啊。”陈大姐就把饭泡开水，当药往肚子里吞。
陈大姐目前仍属于居家隔离。儿女已经将陶先生的骨灰领回，送到农村老家安葬。
经过生离死别，陈大姐说已经看穿人生。“有人有钱，你命没有，有钱也没用。看开一些吧，活一天算一天，活好自己。我67的人，也活不了多少年，还去想什么呢。活着就是幸运的，老伴不在，我就活好每一天。”
来源：大纪元记者顾晓华、江枫采访报导
via 疫情下 武汉老两口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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