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顾问团受理中共肺炎（武汉肺炎）疫情中的真实死亡人数一直被中共掩盖着，对于民间发起的任何维权活动，当局都予以打压。但仍有家属坚持维权，也有律师和公益人士组成律师顾问团，帮助家属索赔。
清明节前后，中共肺炎疫亡者人数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同时，有疫亡者家属互助群群主遭到武汉警察上门传唤，被讯问建群目的，并称“这（建群）是不稳定行为”。
在网民上传的传唤现场视频中，群主说，“我们这样的人太可怜了……我们多次求助社区，想把我爸爸送到医院，安排住院，社区……我父亲走的时候死不瞑目啊，完全是。”
北京维权人士李蔚近日发帖表示，他在武汉的两名亲戚近期去世，“2020年2月18日，表姐夫因新冠肺炎去世，才50出头。表姐夫的侄女比他还早去世，年仅24岁。”
李蔚的表姐在《武汉新冠肺炎患者未亡人的哭诉》一文中说，2月2日丈夫“双肺已白”，家属哭求医生给他一个床位，医生只说，“必须社区安排，目前也没有空床位，只有人死了才会有床位空出来”。
采访部分：（受访人是中国资深公益人士、律师顾问团的发起人杨占青）
记者：听（中国异议人士）李方说国内律师受到干预是吗？
杨占青：目前顾问团收到七八个要求维权的，但真正意向比较确定的、递交部分资料的有五人。其中三人是因为家属病逝，这三个人里有两个是前期去医院没有位置，就不让进去，等到后来特别严重终于住上院了，患者一两个小时就死亡了。他们都有肺部感染，但是他们在死亡前都没有机会检测病毒，死亡证明上没有写中共病毒肺炎。
另外有一个是在隔离点死亡的，患者在隔离酒店没有人管，实在没办法家属去送中药，只能送到前台，不让他上去。送到酒店前台，打了好几个小时电话，他家人都说没有收到，他给前台打电话，前台老是在拖，说只有医生才能送药。最后他再打电话的时候，说大的已经在里面死了。
另外两个呢，其中有一个人是在感染康复之后，单位不要他了，所以他想维权。还有一个是第一次检测阳性，住院治疗，出来之后，说他是病毒性肺炎，也不说他新冠病毒肺炎（武汉肺炎），所以他搞不清楚到底是不是感染了。他问医院，医院也不给他说，也不让看他的一些病例档案，他只有出院证明和检测肺部感染的x光片子，所以他希望医院给他一个知情权。他如果是新冠病毒性肺炎的话，可能影响到他商业保险，所以他要搞清楚。
记者：现在国内的律师不允许介入集体索赔，在这样情况下还能运作吗？
杨占青：虽然有困难但是还可以做，因为我们的策略就是，律师顾问团只是起一个顾问的作用，比如案件处理需要一些法律意见，但是真正的要起诉，另外在国内找律师，跟顾问团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也不算集体索赔，相当于只是个案，在某个地方去起诉立案，这样相对好一点。
记者：个人维权跟集体的诉讼有什么差别吗？
杨占青：肯定是没有集体诉讼给官方施加的压力大，但是这样的个案一旦立案——我们想的，这样的个案有可能立案，但现在不知道——一旦立案的话，那也是一个标志性的案件，法院不管是拖着还是审理，将来都是一个标志性的案件。其实它就代表中国政府的态度，外界关注一个案子，其实给政府压力是差不多的，现在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去做，然后施压。
记者：所以现在这些受难者的家属他们的意向和态度是最重要的？
杨占青：对，他们最重要。其中有一个家属被派出所传唤，问他为什么在网上求助、接受媒体采访？他说他说的都是实话，没有人帮助他了，只能网上求助。他还是坚决去维权。
记者：中共控制得太严，把那些求助的帖子给删了，老百姓还有点害怕，一旦有突破，大家不害怕就好了。
杨占青：是，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哪怕法院不立案——因为当地都对这些维权的人其实是软硬兼施，一方面是威胁，另一方面表面给一些好处，比如说，如果赶快下葬，补贴多少钱，去的话，出门派车跟着你，免费送，相当于想给他软化，给他恩惠把他化解掉——如果他维权坚决的话，某个地方多少赔个几万，对其他人也是个鼓励，其他人知道的话，想着不抗争一分钱没有，有抗争的话，有可能给个几万、十万、几十万，有可能动力会大一点。
国内大环境整体的控制，信息渠道有限，只能说尽量能做多少做多少。
来源：大纪元
via 武汉肺炎疫亡者家属追责 律师顾问团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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