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认为，如果开了“财政赤字货币化”（即印钱弥补赤字）这个口子，就从根本上放弃了对政府财政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约束机制）。历史上许多曾经允许财政向央行借款和发债度日的国家都发生过恶性通货膨胀，上世纪70-90年代的智利和秘鲁、最近的委内瑞拉等都是例子。
中国财政部和中国央行历来存在部门之争。（图片来源：Pixabay）
中国财政部和中国央行历来存在部门之争，在武汉肺炎（中共肺炎）疫情影响导致财政收入大减、需发行特别国债的情况下，财政赤字货币化更激起热议，央行的高级官员开始表态。
武汉肺炎（中共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日益显现，在一季度GDP同比增长为负值之后，二季度的经济更令各界关注。即将来临的中共政府“两会”，市场非常关注全年财政政策的力度。这不仅体现在财政赤字率的高低方面，也体现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抗疫特别国债的具体规模方面，以及财政资金的具体投向也是观察重点。
财政赤字率是指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中国去年财政赤字率是2.8%，今年市场普遍预计将达到3.5%左右，这将是中国财政赤字率首次突破3%的心理防线。
5月18日，中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武汉肺炎（中共肺炎）疫情给财政收入带来的压力不减，今年前个四月延续同比两位数的下跌幅度：1-4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2,133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下降14.5%。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8,522亿元,同比下降17.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33,611亿元,同比下降11.5%。全国税收收入53,081亿元,同比下降16.7%;非税收入9,052亿元,同比增长1%。
中国财政部部长刘昆此前撰文称，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在加大，疫情对财政收入增长带来了巨大冲击，预计2020年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将低于上年。通过适当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等，应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短期冲击和挑战。
5月18日，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撰文《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之我见》。文章写道：“财政赤字货币化”本质是政府在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不是通过“借钱”（如向市场发债）的方式来为其财政赤字提供融资，而是靠自己“印钱”来为赤字融资。这里说的“印钱”，即政府指定央行“印钱”，具体形式可以是让央行永久性地持有政府发行的债券。更直白一些的“赤字货币化”推崇者认为，这些发给央行的债是不需要还的，政府也事实上不需要付利息，即使要付利息也可以再从央行借钱来付。
文章认为，如果开了“财政赤字货币化”（即印钱弥补赤字）这个口子，就从根本上放弃了对政府财政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约束机制）。历史上许多曾经允许财政向央行借款和发债度日的国家都发生过恶性通货膨胀，上世纪70-90年代的智利和秘鲁、最近的委内瑞拉等都是例子。
马骏强调，从中长期来看导致如下恶果：一、如果央行被迫为赤字提供大规模融资，会导致货币长期超发，就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二、会导致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的泡沫，而房地产泡沫会严重挤出实体经济，并引发金融风险；三、会导致货币贬值。四、引发国际市场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信心危机，国家主权债的信用评级可能因此下降，融资成本上升；五、“赤字货币化”意味着政府部门、且只有政府部门的债务不需要偿还。
5月18日，中国央行官方网站发布央行党委书记郭树清讲话的新闻稿。郭树清称，应对当前形势，务必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保持正常货币政策与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关系；二是稳增长、保就业和防风险、调结构的关系；三是国内经济循环和对外经济平衡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把握金融调控的节奏和力度。”
前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的讲话也在5月18日流传，他在“2020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称，中国货币政策要注意节约弹药，防止后续产生副作用，财政政策在此时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也不够充分有效、顺畅，中国现有的金融机构和基层还是有紧密联系的，因此可以尽可能的利用创新方式使金融体系更好的服务于克服疫情。
另外，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5月13日发文指出，财政赤字货币化往往意味着政府治理体系的崩溃，意味着政府行为没有法定的财经纪律约束，意味着政府可以无限度进行举债并通过发行钞票来享受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因此，允许赤字货币化就允许政府行为无纪律化，就会导致政府行为的失去规范，导致并意味着政府能力的崩溃和治理体系能力的崩溃。
（看中国编者按）导致武汉肺炎（中共肺炎）爆发的病毒是来自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由于中共当局隐瞒真相致使疫情在全球扩散。武汉人、湖北人，乃至所有中国人及全世界人民都是受害者。中共不是中国，也代表不了中国，因此，中共治下出现的这种病毒应叫“中共病毒”。
来源：看中国记者李正鑫综合报道
via 以委内瑞拉为例！中共财政部和央行激斗 更高级别官员发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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